《作者自序》
（一）
提起筆來作序，屢屢欲言又止。
二十世紀去了，二十一世紀來了。不知是人心的大變帶來了世界的大變，還是世界的大變造成了人心的大變。過往歲月成了歷史，每天夜幕降臨使這天又成歷史。世界越來越熱鬧喧囂，人心越來越浮躁騷動。科技的日新月異時刻洗汰舊物，使一切都趨於速朽，人們隨之喪失記憶變得短視。歐洲文藝復興激發的蓬勃人文精神和偉大創造力已在當今時代徹底消亡。而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殺又使世界在另一層意義上重返叢林。不妨說，這是包含著人類一切成敗經驗教訓的歷史被徹底拋棄的結果。
今天我們還有文明嗎？如果有，它跟人類幾千年的探索，發現，感悟和建樹的點滴積累有無關聯？文明的延續，文化的傳承不就是依藉著頭腦的記憶和筆下的記載嗎？但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地球上專制極權政體下的思想不自由以及金錢商品社會裏的自由不思想，把空前危殆的局面推到我們的面前：文化發生斷層；文明已經變質；文藝迅速沉淪。
（二）
中國的事情，歷來複雜，總是特殊。
漫長的抗日戰爭結束後沒幾年，中國便進入意識型態遭受嚴密控制的時代，加上對私有制進行徹底剷除的後果是經濟的一蹶不振和全民的極度貧苦，昭顯的是信用的破產和政治的失敗，於是一波又一波消滅異己的整肅運動和各種高壓措舉接踵而來。所以說，所謂的“極左路線”絕不是某個當政者的一念之差，或者是幾個壞人的陰謀破壞，而是這種性質的體制為了自保所能作的唯一選擇。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傳統人文精神，民族氣質，人倫關係，被摧毀殆盡。
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資本主義化轉變，使窮怕了的民眾發瘋似地撲向金錢。外國資本蜂湧而入，社會面貌頓時改觀，人們所學的不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運作法則和遵紀守法的行為規範，激發的倒是巧取豪奪一夕致富的黑心歹意和紙醉金迷糜爛墯落的趣味膽量。從事文化職業的一些知識人士，自以為已被接納進利益分享階層，變成了一味跟著權力和金錢打轉的極端勢利群族。
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卻已經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出了。即使是在各種不同的機緣下來到西方自由世界的中國文人學者，也由於頭腦裏浸透了被灌輸進去的偏見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難以對剛剛過去的嶄新歷史作深層的客觀反思。
於是就出現了一片空白。半個多世紀的劇變，殃禍，幾代人的苦難，傷痛，近年來的迅速風化，腐蝕，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隱於今人的失憶，愚蒙，冷血和麻木之中。
偶有幾本振聾發聵之作，卻如瘖啞的吶喊，不是被封殺，禁絕，就是得不到應有的回響，喚不起普遍的甦醒。
(三)
文學的起源也許與宗教相若：只因為人間天災人禍迭起，不平和苦難常在。
文學傳遞的是人類獨有的情感。這種情感藉由美好深刻的思想而截然異於動物的自然天性。
文學描繪人類自身，發掘人性的本質，探究人際關係的原理，剖析社會環境的特質；感奮於溫馨光明，忿懣於殘忍黑暗。於是文學不可能不具有教化的力量，但是文學拒絕獨尊一神，因而與宗教不同。它是一顆顆獨具特色的心靈發出的光熱，在漫長的歷史中確曾給予人們寒中的暖意和奮進的勇氣。
但是，這些純屬基本常識的話語，今天寫來，分外悲涼；今天看來，分外陌生；今天聽來，分外微邈。
（四）
小說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每一個作家都應有他自己的獨特風貌。每一種獨立性和特殊性在文學的本原意義上都被極端珍視。
文學離不開表現人。因為文學是人腦的產物。
因此小說更離不開表現人。
在世界的萬彙萬有之中，沒有什麼比人腦人心更為豐富複雜，更為變幻莫測，更為深沉玄奧的東西。於是文學的探索就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努力。
寫作一篇小說，寫的是自己或別人的故事，悲劇喜劇，眼淚歡笑，顯露的是這個作者對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們究竟知道些什麼，知道了多少，知道得如何。
文學作品的優劣鑒斷也許是文學評論家的專職，但是多數的讀者往往也能心知肚明。關鍵在於它們能否撥動人的心弦，觸動人的衷腸，引發人的共鳴。
真實。它們分水嶺就是真實與否。
真實表現或曰表現真實，不是一種手法或者流派，而是一種品質和高度。
虛偽狡猾的人不可能尊崇真相。因為懷抱著自私的目的和避禍的動機，他們必須顛倒是非，指鹿為馬。
浮淺昏愚的人不可能接近真相。因為窺知人心人性的深層面貌和隱蔽脈動需要非常銳利的眼力和超群的悟性。
回頭看看，過往世代，中國世界，屈原李杜，莎翁托翁，無需一一盡列，他們的遺作，至今猶是如此新鮮如此強烈地震撼我們的心魂，不正是因為真實深刻地表現了社會和人性嗎？
（五）
“說真話”，是二十年多前出現於中國文壇的一個呼聲。
喊出這個口號的作家，多年來一直被一些人譽為“良心的化身”，“具有偉大的自懺意識”。但是我們知道，說真話，是幼兒園教師和幼童家長們的最基礎的施教內容。“狼來了”這個古老民間故事告訴了我們不說真話會帶來多大的禍害。
然而，在說盡假話的一切前因後果仍被遮遮掩掩漠然視之的情況下，這個口號還是不得要領的。
說真話，是人類受良知支配的一種本能。飽暖就是飽暖，饑寒就是饑寒，痛苦就會哀鳴，不平就要反抗，順乎自然，正常之至。說假話，悖逆人性，必須偽裝和編造，把貧窮說成高潔，把迫害說成拯救，認苛政為仁愛，視謊言為福音，則非常吃力，十分彆扭。
在是非基本明確，每一個人的天賦人權和切身利益都有充份保障的地方，人們不用說假話。在“說真話”這個口號的提出被視作具有啟蒙智慧和罕見勇氣的地方，不用說也知道顛倒和糟糕到了何種地步。
二十多年，又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
說真話，真的會冒犯正直誠實的人，會妨礙胸襟坦蕩的人，會傷害和藹慈祥的人嗎？
（六）
消費者永遠嚮往價廉物美的好商品。
因應市場需求的製造商需要研究暸解消費者的愛好，從適銷暢銷中最大限度地獲利。
但是，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在本質上絕對迥異於消費品的製造商。他們的創作動力應該是思想與情感所生發的激情，他們的創造物應該是常人難有的觀察與思考的結晶，他們作品的作用應該是對讀者視野的拓展，心智的啟發，知識的增益，情感的淬煉，使讀者在由衷的共鳴中獲得靈魂的升華。他們至少應該是讀者的益友，乃至良師。他們如果變成了商人，一味趨時媚俗，只想從讀者觀眾口袋裏掏出錢來充實自己的荷包，那麼他們就是民眾的毒害者和文化的葬送者。因為人心的教化，世風的匡正，社會趣味的提升，端賴於作家藝術家的睿智思想和純正感情的啟迪與燻沐。
當單純的利潤目的一旦化作商人和文藝創作者攜手合作的普遍趨勢時，社會就低俗了，文藝就墯落了，人心就危殆了。
（七）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小說，是作者自身的家庭背景，經歷遭遇，見聞感受的一個綜集。寫作此書，作者猶如將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但它不是自傳。它之所以是小說，因為對生活素材有精心的取捨，有匠心的裁剪，有藝術的重組。作者但願自己能成為一面盡責的鏡子，努力把人世景象映照得準確而生動。
作家不可能創造某種生活，只能反映實際曾有的生活。作家不能憑空塑造人物，只能描摹活動於眼前心中的人物。作家首先應該誠實客觀，然後再有深刻的思想和生花的妙筆。
這部小說並無針砭的目標。然而，作者不想用膽怯的囁嚅和圓滑的曖昧去淡化和掩蓋自己的是非判斷。作者將那可怖的，可悲的，可笑的，可嘆的歷史遺痕描摹下來，是想讓讀者知道，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這五十年裏，究竟是從怎樣的一條人生之路上走過來的；如此，才能好好思索，怎樣的選擇，才是避免在沉淪之途滑坡到底的真正出路。
張方晦和他的長篇小說〈這五十年〉
陳娟娟（一）
十七年前，一九八九年二月，方晦拿著留學簽證離家去美國住在俄亥俄州表姐家裏，我和三歲的兒子仍在上海。他在第一封家信裏說：“中國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坐牢流放奮鬥了近百年至今渺茫難求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言論結社寫作出版不受禁阻等等一切，當我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瞬間，就自然而然地降臨到我的頭上，成為我的不言而喻的權利。”我一方面為他感覺的痛苦深刻而感慨，一方面想，謝天謝地，他終於去到了一個最適合於他生存的地方。
一年後，小家庭在美國團聚。我們沒有直奔錢路。對我們而言，溫飽足矣。我們以前過的也只是僅堪溫飽的日子。對方晦來說，沒有什麼比能把以前寫不得的一切痛痛快快寫出來更重要的事了。一九九零年春天，他在工作之餘，把他二十七年前（二十一歲時）寫的一個一萬幾千字的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他二十二歲那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後，一個審訊員對他說：“單憑這篇反動文章，就足夠判你十五年徒刑！”）重新修改抄謄投寄北美〈世界日報〉，不久便被全文（分四天）照登在副刊小說專版。這件事極大地鼓舞了他，使他認識到自由對於成全一個作家的意義有多大。他說，“我畢生的最大心願－－把我家庭的變故和親身的經歷，一輩子積累的見聞感受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現在有了可能。”但是方晦覺得自己創作長篇小說的經驗不足。以前在國內與人合作出版的〈飛去的詩人－－徐志摩傳記小說〉，畢竟不是一部純fiction作品。他醞釀很久，遲遲未曾下筆，最後決定先寫一部美國生活題材的長篇小說，“先種一塊試驗田看看吧”，於是他寫作了五十萬字的〈美國，爸媽不知道的故事〉。這部小說的廣受歡迎使他確信他面前已無難關。
我一九九零年年初攜兒來美時，兒子進幼兒園的年齡還不到。我和方晦兩人只能有一人出去工作。商量決定，方晦留下。全天候照顧帶領教養一個幼童不是一件輕鬆簡易的事。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方晦是一個能讓兒子快樂，信服，景從和依戀的爸爸。孩子進了高中，方晦覺得坐下來創作他念玆在玆的長篇的時機成熟了。那時他已五十八歲，身體不怎麼好，腦力還是好得很。他說，“我大半輩子都在為寫這部小說做準備。”這話別人聽來似乎有點誇張，我知道這是事實。
沉浸於文學藝術是方晦自幼養成的習慣和愛好。為這愛好，為講出和寫出他的真
實見聞感覺，他在政治犯監獄裏送走了他的全部青春歲月。出獄時的他，皮包骨頭
，渾身是病。但是這份愛好卻分毫沒有被漫長的苦難年月磨掉。這得追溯到他出身的家庭。方晦的父親是一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唐文治先生的弟子，早年在一位來華美國女教士的指導下系統切實地學習過歐美文學，因此他學貫中西而毫不泥古
。他喜歡孩子，教書成癖，不僅全力以赴教導自己的幾個孩子，連傭婦的子女，鄰家的兒童，親戚的幼輩，只要去他家遊玩半天，他都會要求用一個小時的時間教他們唸一兩首唐詩，一篇古文，或寫幾頁大楷。方晦說，從他很小時起，他家的小孩是沒有週末過年逢節放假這回事的，凡是不用上學的日子，“家課”的項目和時刻表就是全日制的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諸子國策史記漢書唐宋八家，幾張小嘴，朗朗而誦；幾雙小手，默書臨帖；父親就在書房的兩個寫字台中間和顏悅色地走來走去。此情此景一直持續到方晦十八歲時，他的家庭遭受致命打擊，父親繼而死去為止。在這樣的紀律和氣氛裏，方晦自幼所打下的語文基礎是同齡孩子中罕有的；更況，父親絕不是冬烘老夫子，他同時導引孩子系統閱讀歐美文學經典作品，因此，方晦自小從無數大作家的作品裏吸收的是對民主自由的憧憬和對專制壓迫的痛恨，對人類的摯愛以及對受難者的同情。
方晦不喜歡談論天賦和提到靈感。他一向認為自己不是那種奇才怪才式的人物。
他說，“我有的只是孜孜不倦的吸取和一點一滴的積累。我真的非常用心。我寫作憑藉的不是什麼靈異的才華，而是我頭腦裏心胸中的儲蓄。”他不否定靈感，但是他厭惡人們動輒談及這個字眼。他說，“靈感之說，害煞了多少文學青年。他們誤把靈感當做一切，仿佛靈感會帶來好詩文好小說，於是坐等它的降臨。靈感確實是有的。但它不是別的，只是一種觸發猝然噴射的偶然機緣。你的水塔裏必須裝存得滿滿的，內壓必須是足足的，這樣，才會有噴射的可能。”
方晦說，他要寫的不是自傳體也不是紀實性的東西。因為它們太受個人活動範圍及視野之可能性的局限。大量的他人他事，真人真事，實際過程，現實場景，經過了精心的取捨，想像的揉合，匠心的重組，才能成為美妙的文學作品。所以，他寫的是純粹的虛構小說。
方晦寫作非常隨意，很受情緒影響，順手時進度極快，有時幾個月不寫一字。我
知道，他寫作這部小說，不是一種溫情的回憶，而是重新墬入那充滿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眼淚鮮血的黑洞，他在那裡掙扎過很多很多年；如今就像抓一把鹹鹽去在傷疤上揉擦揉擦，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我不干擾他，絕不push他，只是給他一點幫助，替他打打氣。就這樣，接接續續，時鬆時緊，從一九九九年底到二零零三年底，八十萬字的三部曲長篇小說大功告成。
（二）
作為方晦的妻子，我當然有機會讀到他的初稿和聽他談論寫作心得。但我有自己的習慣，我欢喜一口氣閱讀全書，事先不要聽他談它，這樣才能獲得初始的印象和純我的感覺。這使他有點氣餒，幸虧不會發怒。二零零四年初，我非常認真地開始讀它。在這期間，我不看別的書。花了數月業餘時間，我讀完了。
我極為震動。
在結識方晦之前，我本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但我的年齡使我讀的幾乎全是當代作者的作品。到我長大，“文革”結束，譯文增多，眼界打開，見識增長，思想發展，即刻感到那些作品很不真實。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每天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們，但在那些作品裏卻根本見不到有血有肉的真人和活生生的真事。後來明白，作者一涉及社會真相，一描寫人的真實想法，就被看作“政治思想有問題”，“言論有攻擊性”，這種作品是根本發表不出，出版不了的。及至結識方晦，才知犯忌的言論和寫作還會招來差一點送命的大禍。
這部長篇小說使我極為震動。裡面所描寫的人與事，我和我的同齡人多少也曾見過聽過，但與己無關，日久也就淡忘。我之所以震動，是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讀到過如此真實如此深刻地描寫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文學作品。舉個例子說，發動那場使五十多萬名知識份子及他們的全家流離失所的“反右鬥爭”，就是更全面更徹底的禁聲。從此，所有的中國人只講假話，所有的寫作者只寫虛偽的文章。這，就使中國人的人品與人際關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老實，正直，忠義和誠信在社會生活中再也不見蹤影；而告密，出賣最親近的人，對他人當面揭發批判，對落井者下石等等行為則因大受鼓勵而大行其道。這樣的一種巨大蛻變及其起因，卻好像沒見在哪部作品中有過反映。即使文革後出現“傷痕文學”“暴露文學”，某些作家寫了“反右”，卻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指向過這一真相；不要說沒有直接描寫，連間接涉及和不小心透露也沒有。這是什麼緣故？是人們的思維出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無非是因為所聽的所講的所讀的全是假話，在那樣的汁裏浸泡著，二十三十幾年下來，人們的感覺就麻痺了，觀察能力就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就完蛋了。所以，我讀方晦的這部小說，不能不為他那犀利的觀察，敏銳的感覺，深刻的認識，準確的把握和每每切中要害的形象化描繪所震動。由於我對方晦的家庭和身世的熟悉，我的共鳴也就格外真切深沉。
八十萬字長篇小說的主脈絡，一點也不複雜。在一九四八年年末，一個在上海的詩禮書香的大家庭面臨分崩離析：第二代中的幾個小家庭準備遷台去港，另幾個小家庭有許多留下的理由。服務於國民黨政府的長兄（俞佐伯）力勸二妹夫婦（程忘言，俞靜君）一起遷台，但後者因對新社會的前景抱有樂觀矚望而不願丟棄一切狼狽而逃。接著，程俞夫婦及子女開始在新社會生活。儘管他們努力迎合適應，想要跟上形勢，但他們正直忠信的品格和不會見風使舵的習性，終於使他們兩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裏曲曲折折身不由己地一路滾落社會谷底，程忘言葬身流放地戈壁荒漠，俞靜君在丈夫原籍農村貧病而終；小孩們東西零散，淪落社會底層。
這，就是第一部〈寂滅〉的內容梗概。這裏，有著方晦父母人生歷程和最終結局的影子。
第二部〈契機〉一開場，程俞家庭及其親屬後人的命運開始了變魔術似的轉變。
在中國，鄧小平掌權後，為了對台灣施行統戰，加強〈廖承志致蔣經國書〉的效果，政府大力招徠台灣朝野政治人物“回國探親觀光”。去了台灣後又移居美國的俞佐伯，從“逃亡台灣的反革命戰犯”一下子變為“愛國人士”，成為當局竭力爭取的對象，於是各個部門為這個早已家破人亡的家庭忙不迭地“落實政策”，遷戶口，還房屋，殷勤之極。程俞的大兒子因與軍隊將領之女結婚而成為培養晉升對象。小女兒程敏子終於擺脫農民身份。小兒子因偶然的緣因落入法網又越獄潛逃而音跡杳然。這，是第二部的大致內容。
第三部的主角是程敏子。實際上她就是全書的主角。她的身世非常離奇。在第一部裏，她被領養的父母──這個大家庭的“四妹”夫婦帶到“二姐”（程俞夫婦）家來要求托養，因為她們即將遷港而且養母已經懷孕。敏子是被她們從天主教育嬰堂抱領回去的私生棄嬰。據密查而知，敏子的生父是留法詩人，生母是大家閨秀出身的話劇演員。（──後來成為中共某位高層人物的夫人）。敏子被程俞夫婦欣然接收，受到親子般的愛寵和極好的教養。後來，她全程參與了家庭的一系列苦難離亂；在戈壁荒漠因風災而與母親和外叔婆失散，被當地水文站的兩位技術員收留照顧，進學校讀書。後又被權傾一時的生母尋獲，繼而被安排到香港受前任養父母照料。某天，無意中發現母親俞靜君的國內住址，敏子即刻拋開去英留學的機會，直接返國回到母親和外叔婆身邊，從此在農村種田，供養老人，與兩代親長一起度過文革劫難，直至在落實政策過程中被親友找到。隨後，她又被當作“勸歸”的使者之一去香港會見她的大舅俞佐伯，此後，她受大舅與大姨父的經濟照顧。數年後她移居美國。她接觸了從大陸來美的舊友，看到了金錢世界對某些人靈魂的再度扭曲；她聽到了一位長輩到美國定居後才講出的內心話；更多的是聽到大舅對政治和人生真諦的經驗總結。她也接觸其他形形色色的來美人士，看到了他們的種種行為表現。她產生了許多感想感慨，開始了以家庭變遷和親身遭遇為題材的小說的寫作。她唯一遺憾和掛心的是始終未能得到從小對她關懷備至的小哥的音訊蹤跡。她獨居紐約，因多年前在國內摔跤撞傷頭部而常常頭痛。一天，她頭痛不支倒地，陷入昏迷。這時，傳真機收錄下國內發來的信件，“找到了小哥之菽。”
至此，全書結束。
她，究竟不幸猝死，還是獲救脫險？她，與小哥重逢了沒有？作為讀者，我不免好奇，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但方晦只是聳聳肩，什麼也不說。我想，人生中多的是不合理不完美；大團圓的結局固然令人欣慰，但那是人生的常態嗎？
（三）
這部小說，抓住的核心樞紐是人性的深層真貌。
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如雷灌耳的是毛澤東的“聖旨”：“只有具體的階級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全部宣傳工具天天千遍地重複：“階級性是具體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人性則是抽象的，子虛烏有的。”活在那個天空下，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一想這話究竟對不對。
方晦問我，朱元璋窮光蛋小癟三出身，他是什麼階級性？成為一方軍閥後，又是什麼階級性？當了皇帝，他還有無產階級階級性嗎？真是一語點醒了夢中人。在幾千年的過往世代，人的社會地位常有變化：窮人暴發，富家破落，有志者事竟成，落難書生中狀元，流氓當皇帝，皇帝變囚犯；他們的階級性如何界定？可見階級性之說的確是靠不住的。而人性呢？飲食以求生，男女以繁殖，不就是人性的本能？溫飽，安全，快樂，和平，不就是人性的基本願望？育雛，自衛；同情，友愛；自私，嫉妒；等等，等等，不就是人性的功能和特點？每個人都有與人通同的普遍共性和他自己獨有的特性，細心觀察，是不難看出來的。回想那種黑白顛倒的宣傳灌輸，確實有著一種洗腦用心：使得多少億的大活人，連自身有人性這一點都不知道不相信了，當然更談不上對人的天賦權利有什麼認知和信心了。
方晦說，世間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都是人性的表現。國家首腦通過征戰，政變或競選取得統治地位的過程，就是他們的人性表現過程。他們如何治國，仍然表現著他們的人性。有人鞠躬盡瘁為民服務，有人獨攬大權嗜殺成性；有人功成身退拱手讓賢，有人把權位當成私產到死不放。這不也正是人性的表現？
這部長篇小說寫的是若干中國知識份子五十年來的命運變遷。但中國知識份子從來就沒能擺脫過政治對他們的劫持和糾纏。因此，描寫他們命運的悲歌或喜劇，實在沒法把它跟政治勢力的運作剝離開來。
而，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特點是：所有人的意志和行為，都屈從，盲從於最高領袖一個人的意志。而他的意志，則多數源自他的自私特性。我想，看不出或不承認這一點，是很難解釋中國的事情的，是很難寫好關於中國社會的小說的。
〈這五十年〉，以眾目昭彰的事實，揭示了中國在那五十年裏，一股又一股政治風浪的掀起，強化惡化及其毀壞力，跟這個人的人性表現有著怎樣的關係。不論是黨政高層人物還是升斗小民，全都在那一波又一波的風浪裏翻滾掙扎；是滅頂還是浮升，又關乎他們各自的不同人性表現。但是，讀後，我確信，這部小說不是一部政治小說，而是一部表現人的願望，理想，愛情，友誼，災殃，傷痛等等的小說。它細細描繪的是非常具體非常實際的生活，幾乎使每個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場景，事件，以及似曾相識的人物。
使我嘆佩的是這部小說的巧妙框架結構。除了主脈絡，還有繁複而清晰的次脈絡，次次脈絡。第一部裏的主要人物程忘言，他的妻舅俞佐伯，文史專家邱仁傑三人，俞出身官宦世家，程出身小康家庭，邱則來自貧寒農戶，他們幼時伙伴，誼同手足，在俞家家塾一起讀書，打下堅實國學基礎，後來分別受完高等教育，都有相當成就。俞佐伯投身政治，辦過刊物，才幹受陳布雷賞識，延攬到蔣介石身邊，成為蔣的心腹。邱仁傑成了著名教授，出版專著，接受馬列主義，參加中共革命，去了延安，成為最高領導機構的文史顧問，毛澤東的朋友。程忘言性情恬淡，一直教書寫作。這樣的三個二十世紀初出生的知識份子，是既有紮實舊學底子又兼通新思想的典型人物，由於出身情況和個人特性，他們選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但是，俞和程一直全力照顧留在上海的邱的妻女。及至中共建政，邱仁傑居入北京，即對妻子明確表示，程忘言俞靜君兩人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只有與之一刀兩斷，才可避免受累。邱家自此與程家完全隔絕。到了第二部，俞佐伯成為統戰部的爭取目標，程忘言和俞靜君均獲平反之後，邱仁傑才變身為他們的老熟人好朋友。在第三部裏，邱仁傑晚年移居美國，從俞佐伯處獲得豐厚的養老資金；他對敏子所講的對中國政治的真正看法，實際上跟俞佐伯和程忘言的一貫看法毫無二致。這條次脈絡的延伸，抓住了勾勒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份子大輪廓的主要經緯。由於內容的真實，細節的生動，看得我心魂震動，感慨萬千。俞佐伯果斷去台，福壽雙全；邱仁傑深邃韜晦，終生平安；唯獨品格端方的程忘言夫婦，卻因這一點而落到了最最可哀的下場。中國政治毋寧說是開了一個大玩笑，而冤死枉死的人卻再也不能復生了。
我覺得，這部小說的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人物描寫。不論是大人物，大至毛澤東，鄧小平，名教授，大學者；還是小人物，諸如俞靜君的三妹夫西醫張振雄，有情有義的共產黨幹部謝迎勝，敏子的小哥程之菽，北大學生老右派蔣際時，修琴高手郝企之，女朦朧詩人方小芳，她的對象文壇新星劉紀冰，老革命異議作家黃叔倫，方小芳的母親勞動婦女鄒菊仙，等等等等；在作者筆下，大人物的韜略與奸詐，膽識和手腕；小人物的落難與交運，爬升和掙扎；或心地善良或卑鄙齷齪，或固守德操或隨機變色；不論著墨是多是少，這些細微脈絡中的人物，個個對白鮮活，性格顯突，命運變化全有呼應，使我真的感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一點也沒有牽強虛假之感。
方晦的人生經歷，可謂豐富之極。書香門第的謙謙少年，陸小曼女士陳巨來先生身邊研習書畫篆刻的小小弟子；戈壁灘上的帳篷小學教師，祖籍鄉村的農民社員；上海市監獄的無期徒刑囚犯，江西省勞改工廠的鍛工和化驗員；上海文學月刊的小說編輯，上海作家協會的會員；美國中餐館的雜役，紐約中文週報的主編；等等。這些身份，這些處境，是磨難，就是錘鍊；是機會，便有助益。我一點也不覺得他曾經蹉跎歲月，因為他分分秒秒在觀察，諦聽，思考，記憶。到美國時，他已經四十七歲，他並不覺得一切都已太晚而傷頹消沉，反因時機來到而加倍振奮。精神上的真正自由給了他重新出發的起點，豐富經歷匯聚而成的儲藏變為他的內在張力，就這樣，他寫出了這部長篇巨著。
這部小說，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五年，有兩家大陸出版社審閱過。他們都欣賞它喜愛它。一家說：“它是了不起的，”一家說：“真是黃鐘大呂，振聾發聵之作。”但他們反複研究後表示：“實在不敢出版它。”一位編輯說，“恐怕要到作者身後才有出版的可能。”這，一方面表明，在那裡，方晦所曾經歷過的可怕形勢，迄今似乎並沒有多大改變。另方面表明，在某些人的頭腦裏，感覺判斷能力畢竟還是有的。這，就是希望了。
不管怎樣，書已寫成。再也沒有人可以扼殺它，毀滅它了。我相信，它終有一天會成為夜空上的一道閃電，突然照亮人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一切；使他們恍然大悟：他們的父輩祖輩，是怎樣活過來的；人，究竟應該有怎樣的活法。
作者介紹
張方晦，男，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生於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十三歲師從金石名家陳巨來先生學習篆刻，同年師從錢方軾先生學習國畫，十五歲師從徐志摩夫人陸小曼女士習畫。一九六零年高中畢業即隨遭流放的父母去大西北戈壁荒漠墾荒；在那裡創辦帳篷小學，使數百名同命運的小孩有一個讀書求知的場所。一九六二年又隨家被遣返至父親的原籍農村當了農民。一九六四年以“反革命罪”遭逮捕，一九七二年以“反革命集團首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九八零年被宣告徹底平反。一九八一年在文學雜誌社當編輯，次年開始發表散文及小說作品。一九八六年與人合作“徐志摩傳記小說”，被多家報紙刊物轉載，在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獲多種獎項。一九八四年在上海結婚，翌年得子。一九八九年來美入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讀書，一九九零年全家定居紐約市。一九九四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美國，爸媽不知道的故事”，由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列入“布老虎叢書”出版，後於美國博庫網站發表並長期居於“本周十大最受讀者歡迎圖書排行榜”之前茅，又為國內多家報紙及雜誌轉載，被澳大利亞“自立快報”全文轉載。其間，曾以散文獲紐約“三民主義大同盟徵文”一等獎，以散文獲洛杉磯“美洲文匯報”徵文二等獎，以短篇小說獲台灣“海華雜誌”徵文佳作獎。一九九八年與人合作創辦紐約“華報”，任總編。二零零零年末開始以自身家庭背景及親身經歷感受創作長篇小說“這五十年”，歷時三年，於二零零三年完成。
这五十年 ( 全三册 )
张方晦 著
ISBN 1-59343-042-6 $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