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人生
金世玲 著1-93200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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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我的祖母
提起幼年生活，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我的祖母。
我出生仅二十七天，母亲便死于产褥热。父亲伤心过度，要把导致母亲死亡的小生命摔死在地。是祖母，把我夺了过去。从此，便是祖母抚养我长大。我对母亲毫无印象，而唯一依傍的祖母，便取代了母亲的地位。
我家虽所谓是书香门弟，却早已破落，生活一直是很清苦的。在我的印象中，自小缠足的祖母，总是盘腿坐在床上做针线活儿。我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都是她亲手为我缝制的。记得小时候，我非常羡慕有些同玩的小朋友。她们穿着从鞋铺买来的鞋：黑亮的绒面，白色的鞋钎子，穿在脚上是那样秀气，那样好看。如果和我的鞋比一比，则显得它非常粗笨：那鞋底是祖母自己打袼褙，然后一针针衲成的；那鞋面是黑色斜纹布的，为了防止我踢坏，祖母还在鞋头上衲许多针脚。当鞋底和鞋帮绱在一起时，总觉得怎么看，怎么难看。而就是这样的鞋，我也常常是一个多月就把它踢坏，所以祖母总是不停的为我做鞋。祖母还常常对我说：“你要学着做衣服，做鞋，长大居家过日子，不会做活儿可不行。”后来，我便常常帮着祖母粘鞋帮，衲鞋底，钎衣服边儿。在我结婚后极端艰难的日子里，能够给两个孩子做鞋，拆改衣服，这都是祖母给予我的本领。
祖母的孙男孙女很多，因我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吧？她格外的疼我。她有一个很诱人的铁皮制的点心匣子，里面装着在当时认为很精贵的点心。有桃酥、白皮、槽糕等，在没人的时候，她有时会拿出一块来给我吃。我知道，她自己也不是可以任意的吃，所以，每当这时，我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知为什么，还经常伴随着我对祖母的怜悯之情。
祖母从小读过古书，认识很多字。她虽不能辅导我功课，却总督促我好好念书。她说：“你从小没妈，是个苦命的孩子；你得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出息。你要靠自己，指着谁也不行啊！”“指着谁也不行”，祖母的这句话，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促使我自立，自强。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完全证明了她的话的正确性。当然，这是我历遭磨难中，逐步认识到的。后来我也一直用这个观点教育我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我认为女孩子更要自强、自立，要有自己的本领，自己的事业。后来，我的话对我独自出国在外的女儿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可是，小时不懂事的我，却经常惹祖母生气。小学时，我经常不想去上学。一到星期日晚上，就说肚子疼，祖母也曾迁就过我，说：“明天别去了”，于是我便如鱼得水般玩了起来。后来祖母就识破我的伎俩，不上我的当了。
也许是因为我太不听话了吧，父亲曾经把我接走，和父亲继母同住。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把我接到沈阳，让我在那里上中学。这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父亲这里的生活比祖母那里强多了，家里还有佣人。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尝到了什么是冷落，什么是孤独，什么叫蔑视，也尝到了思念的苦楚。我一封封的信写给祖母，向她诉苦，要求回到她的身边。祖母非常着急，也一封封的信催，让父亲派人送我回来。但那时，因打仗京沈已不通车，我和祖母在两地干着急。直至父亲和继母决定去上海，我才有机会坐飞机回到祖母身边。
上了中学，我的同学更多了，用祖母的话说，是“我更管不了你了”，我常常因为贪玩忘记回家。有一次又因去同学家玩，到了吃晚饭时才慢慢腾腾的回来。我拐进胡同，远远的就看见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祖母正站在门口翘首远望。她看见我后，转身就走回了家。我心里有点恐慌，想着祖母这回是真的着急了，生气了，心里便盘算着怎样和她解释。可她见了我只说了半句话：“我还以为你……”就什么也没再说，只是脸色一直阴沉着。我知道她是担心，怕我出事。祖母的无声的批评让我感到了内疚，但几天过后，我还是千方百计的去玩。祖母不让我去游泳，我偷偷的去；不让我溜冰，我便借同学的冰鞋去溜。想尽办法瞒过骗过她的眼睛。
1953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住进了学校。每当周末回来，祖母还是坐在床上做着针线活儿；还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打开铁皮匣子，拿点心给我吃；还是不断的絮叨着：“好好念书。别在外面瞎跑。住了校，更管不了你啦！”
1957年，因为唱京戏的共同爱好，我结识了S。祖母对我的选择是不满意的。她说：“怎么是个戏子？男的唱女的？没出息。”我没有听祖母的话。祖母也懂得婚姻法，知道阻挠没用，只能任凭我去了。结婚那天，我稀里糊涂的就离开了含辛茹苦，把我带大的祖母，迈进了另一个家门。
我从小到大，始终睡在祖母的身边。一个靠墙的大床，祖母睡在外面，我掉着头睡在里面。每当我上下床从祖母的脚下迈过时，她总要说一声：“别踩着我的脚”，我也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踩到她的瘦弱的腿和缠过的小脚。十几年来，我躺在祖母的里侧，仰视着粉莲纸糊的顶棚，听着间或老鼠在上面跑动的声音，在祖母床头昏黄的灯光照射中，安全的满足的入睡。祖母夜间经常失眠，所以我经常在朦胧中看到祖母床头暗淡的灯光，也常感觉到祖母在为我掖盖被子。一次，我生了很重的病，头疼欲裂，躺在床上昏睡。我的眼睛睁不开，迷迷糊糊的感到那昏黄的灯光总在眼前晃动着，耳边也似乎听到祖母活动的，蟋蟋簌簌的声音，几天以后，我终于从昏睡中睁开了眼。当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祖母那慈祥的，关爱的目光，再就是茶几上的各种药瓶和床头的诱人的水果。当时，一种被宠爱的幸福的感觉，充斥全身。实际上，在和祖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这种关爱，这种幸福，一直伴随着我。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罢了。结婚以后，我便告别了这张和祖母同睡的床，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那种感觉，那种被宠爱的幸福的感觉，就从此离我而去了。
1958年， 在我结婚仅仅半年的时间，S便被划为右派并劳动教养。这个不啻于晴天霹雳的消息，不仅击蒙了我，也击蒙了祖母：她嘴唇抖动着，一次次的说我命苦：“怎么这样的事情偏让你遇见呢！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她的脸上现出痛苦无奈的表情，并用颤抖的手抹着干涩的眼角。我想，她也许会说：“都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自食其果了吧！”但是，她没有说。她只是伤心，难过，并为我担心。我怎样安慰她呢？我又怎样劝慰自己呢？当时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路便是：“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是的，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万万没想到，这条道路是那样漫长，整整二十年。祖母没有等到那一天。便带着遗憾走了。
同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教书。临走前祖母反复的嘱咐我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嘱咐我要长点心眼，为人处世要当心；嘱咐我要经常给她写信……天津与北京的距离，虽不算远，而从此，我便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自己的孩子。再也不能承欢于祖母膝下，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看望她了。记得是我回去一次，她见老一次。可是她仍然把我当孩子，打开铁皮匣子，给我拿点心吃。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一块点心虽小，它的分量是多么重啊！
祖母一天天的老下去，耳聋了，眼花了，走路也不利索了，还经常得病。我已是三十多岁有工作的人，我还没有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可是没出息的我，一个月62元的工资，负担着我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我能为祖母做些什么呢？每次回去，提一点可怜的点心，足矣！可是她老人家并不在乎这些，每次在我离开她的时候，都一再叮嘱：“别那么懒，勤写着点信。”也常常伤感的说：：这次走了，我就怕见不到你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当时略带颤抖的声音和伤感的表情。每回忆到此，我就想，她当时的内心隐藏着多少苦衷啊！
文革中，我身陷牛棚，朝夕不保，当时，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亲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很长时间和祖母断了联系。文革中她是怎样过来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听说她也被抄，挨斗。挨打了吗？我不敢想。可是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了。
就在75年11月，我接到了“祖母病重”的电报。我安排好两个孩子，立刻赶往北京。到了祖母身边，她已经不能睁开眼睛看我了。她躺在床上，头发蓬乱，脸色焦黄，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痰声。我拉着她的手，大声的喊她：“奶奶，奶奶。我是小玲，来看你了。”她的头动了一下，昏迷中吐厂出了几个清醒的字：“你，你怎么才来……”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话。她带着对不孝的我的思念和不满，离开了人世。这几个字也留给了我无限的歉疚，终生的遗憾。乌鸦尚知反哺，可我已无法弥补这一切。有时在梦中，我见到她的时候，我总是惊喜的想：原来祖母还活着！可是，她总是离我那么远，从不和我讲话。我常常就这样的从失望中醒来。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我总觉得，祖母走的还是太早了。因为她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特别是被她抚养长大，被她钟爱着的我，曾经给予她的不是着急，就是失望。每当我工作有了成绩，生活有了提高的时候，总想：祖母要是活着多好。
现在，生活富裕，吃穿不愁，一生辛劳，俭朴的祖母，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却仍然时常怀念着，坐在床上，为我坐鞋的祖母；怀念那铁皮匣子里美味的点心；总忆起祖母为我担忧时的目光，忆起祖母那经常唠叨的话语。如果说，我身上有些勤劳，俭朴，或善良的品质的话，那都是祖母给我的。
斗转星移，人生原来如此短暂。如今，我也有了第三代。人老了，对第三代往往更为心重。而就在此时我常常想起我的祖母，想起当初自己的不懂事；而也就在此时，我好象才真正懂得了她，懂得了天下做长辈的苦衷；也就在此时，稍稍的原谅了些现在的不懂事的孩子。
睡梦中，她为我掖着被角，
出门时，她反复叮嘱我早些回家，
进们后，她用热切的目光迎接我，
茶几上，放着她为我准备的点心，
这就是我的祖母：
她，普普通通，平淡无奇，
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
金世玲6，18
父亲和继母
和继母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我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忽然心血来潮，把我从祖母那里接到了沈阳。和父母同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祖母没有理由反对。听说那里房子很多，有佣人，更主要的是还有三个妹妹。未谙人世的我，也憧憬着一种新生活的到来。
这里的条件确实比祖母家强多了。房屋宽敞，茶饭讲究，而且有佣人伺候着。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冷落，孤独。父亲常常不在家，继母在家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她总是操着天津口音指挥着家里的一切。她很少说我，更没有打过我。可我永远也忘不掉她那一副矜持，冷峻甚至是阴森的面孔。她也经常谈笑风生，但那是和她的亲生孩子和牌友的；妹妹们当然有欢乐，但是于我无关。我也很希望能和妹妹们玩，但我们之间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在佣人眼中，我也是无足轻重的。我盼望着父亲能回到家中，但每当父亲回来时，便被继母妹妹们前呼后拥着，我只能惴惴不安的站在一边。没有想到的是，继母在对父亲喋喋不休的谈话中，还经常搀杂着对我的，无中生有的编排和告状，天啊！她能说出根本不存在的事，她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妹妹们此时也在一旁添油加醋。父亲呢，此时便向我射来严峻的目光。一种屈辱感在内心萦绕着。解释吗？反驳吗？懦弱的我根本没有那个勇气。我多么希望父亲单独和我说说话，或者摸摸我的头，给我一个慈爱的目光啊！但，这只是一个实现不了的奢望。也许是他想不到，也许是他没有机会，也许是他不敢？
我想我的祖母，想北京的亲人，我一封封的给祖母写信，诉说委屈，要求回到她的身边。
一天晚上，我说什么也睡不着，我鼓起勇气下了床，走到父亲房里，我说：“爹爹，我，我想回北京去。”父亲抬起眼皮望着我，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说：“你怎么说话象蚊子叫一样！”父亲的厌烦口气，使我感到浑身冰冷，我觉得我面对的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名决定我命运的威严的法官。这句话使我至今印象深刻：象蚊子叫，为什么我说话象蚊子叫？为什么妹妹们说话不象蚊子叫呢？我当时是鼓了多么大的勇气啊！父亲啊，你为什么不想一想，我天天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你过问、关心过失去母亲的，孤零零的我吗？我的感受，我的痛苦，你知道吗？
实际那时正值解放战争，京沈已不通车。我天天写日记，作诗，学会了见花流泪，对月伤心。在我家房屋后面，有一片花园，我常常晚上一个人，象幽灵一样，在斑驳的月影中走来走去。望着月亮，想着祖母，流着眼泪……也可能就在此时，奠定了我学习语言文学的基础吧！
冬季来了，沈阳的气候无比寒冷。继母为妹妹们每人做了两身崭新的棉裤袄，只是没有我的；因为我有从北京带来的灰色棉袍和黑色棉裤。妹妹们的蹬上了厚厚的毡靴，也没有我的，因为我有一双祖母为我做的骆驼鞍的棉鞋。和妹妹们比，我自惭形秽。但这一切似乎都已被认为是正常的了。
一天晚上，继母忽然对我说：“有一双皮靴，明天给你找出来。”继母脸上少有的平和使我受宠若惊，再加上那双皮靴的诱惑，当晚我无论如何难入梦乡。什么样的皮靴呢？我躺在床上，想象着，描摹着那双皮靴的样式。朦胧中我觉得自己正走在路上，灰棉袍下，黄亮的皮靴在闪光；忽然又是人群沸腾的操场，我骄傲的蹬着崭新的皮靴在人群中旋转……
第二天，我终于见到了那双“皮靴”，那是一双笨重的日本马靴，说不上它是灰色还是棕色，上面似乎已经发了霉……总之，我的皮靴梦破灭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仍旧穿着祖母为我做的骆驼鞍鞋。继母也不再说什么，只是那阴森的面孔上又增添了几分蔑视。
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与鞋有关的事。冬天过去了，我脚上的单鞋太破旧了。在隔壁大伯母的撺掇下，父亲悄悄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买鞋。我买了一双梦寐以求的黑绒面的偏带鞋。这几乎是我第一次穿外面买的鞋。我的高兴劲儿自不必说，但又很担心，继母发现了会怎样呢？
当然，她终于发现了。那天，父亲正在家，她正和牌友打着麻将。这也许是她有意选择的日子。她突然和父亲大发雷霆。她掀翻了麻将桌，把茶杯，茶壶统统摔在地上，嚷叫着让我把鞋退掉。那帮势力小人—她的牌友，众星捧月般安慰着她，替她抱不平。父亲呢，则躲在里屋一言不发，似乎他在默认这件事他做错了。于是她就变本加厉，闹得更欢。我躲在唯一能同情我的大伯母家不知所措。
风波过后，我的鞋虽然没有退掉，但也不敢再穿。继母从此更加疏远我，父亲再也没有给过我钱，更很少和我说话了。
我是那么孤独，那么无助！
后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祖母身边。在沈阳的生活，就象一场噩梦，终于醒来了。
我听姑姑说过，后来，祖母曾为此事训斥过父亲。
我也是听姑姑说，父亲在兄弟四人中口碑最好。他为人正派，乐于助人；他读过很多古书，善于咏诗作赋，并能写很漂亮的蝇头小楷；他风度翩翩，在弟兄四人中最最出众……我每听到此，都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我也曾听说，他和我亲生母亲感情很好，曾发誓不娶，是家人反复劝说才又续了弦。
总之，我心目中的父亲和我接触过的父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变化？这是始终让我不解的。是继母太厉害了，手腕太高了？人家说：“有后妈就有后爹”，是这样子吗？我希望这句话不要成立才好。
我想天下丧失了母爱的孩子不计其数，如果她们也有了继母，如果她们的父亲也不为她们做主，她们还去依靠谁呢？幸运的是，我还有北京的祖母，北京的亲人。
1979年，听说父亲在新疆患了半身不遂，又因和继母关系不好，几次想吞安眠药自杀。趁暑假时间，我去新疆看望父亲。他和继母分别住在两个妹妹家。父亲行动艰难，又老又瘦，头发胡乱髭着，嘴里的牙缺了多半。哎！可怜的父亲，再也没有过去的风光，过去的潇洒，过去的威严了。我的心酸酸的。他让我带给他骆玉笙唱的“剑阁闻铃”的录音带。这是唐明皇思念杨贵妃的一个凄婉悲怆的唱段。他静静的听着，并要我帮他把唱辞记下来。为什么他要听这个唱段，是思念他过去的妻子，我亲生的母亲吗？听着哀怨的曲调，看父亲那可怜的样子，再回忆他过去的风光，我的眼泪不住的往下流。我原谅了父亲的一切。父亲很少说话，但有几次他都提到，希望以后你们姐妹不要断了联系……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回到天津以后，我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他原来秀丽的小楷已变得歪歪扭扭，难以辨认，其中有八个字我看出来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从这封信可以想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我和两个姑姑都看了这封信。我们难过，但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是寄些钱过去。可寄钱能解决他的身心的痛苦吗？
一年以后，我接到妹妹的“父亲去世”的电报。我无法赶赴新疆，唯一能做的还是寄些钱过去。唉！“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原来“求死不能”的父亲，如今得到了永久的解脱，我反倒安心了。
父亲几次提过姐妹间不要断了联系。但是历史造成的隔阂，使我们几十年未曾来往，如今相隔遥远，各家又各忙于自家的事，现在人为的拉进距离似属不易，只有顺其自然了
教学生涯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由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天津河大附中教书。当时，我二十四岁。不过，惭愧，我已是有四个多月孩子的母亲了。刚到学校，就受到领导的照顾，分给我一间房子和几件简单的家具。我的二人世界（我和孩子）的小家庭就此建立起来了。我的工资，开始是四十六元，转年是五十四元，三年后才提到六十二元，就这样一直拿了二十年。
为了孩子，我不得不从可怜的工资中拿出十五元来请保姆。从此，我就开始了为人师，为人母的拮据生活。
参加社会实践——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
我还没来得及登上讲台，深翻土地的号角奏响了。全校师生立即打点行装，准备出发到北闸口参加深翻土地的劳动。我的孩子只有四个月，怎么办？要求照顾吗？当时无此一说，也不敢存此非分之想。无奈我把孩子送回北京，交给了她奶奶。虽然前胸被奶水涨得生疼，我还是义无返顾的和我所在的班——高二甲班学生，一起来到北闸口。
那时已是深秋季节，一早一晚凉飕飕的，而郊区的蚊子却正猖狂。我和仅比我小六七岁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白天翻土地，挖河泥，运河泥；晚上则在和各种昆虫的斗争中，一起睡在老乡的土炕上。
那可真是“深翻土地”啊！一锨一锨的往下挖，一脚一脚的踩下去，直至挖出水来。我的半旧的胶鞋，一直踩得鞋底断裂，泥水渗入脚中，冰凉彻骨。
挖河泥的劳动就更加艰苦。第一次挖河泥，看着乌黑浑浊的河水，同学们畏缩了。不少同学说自己来了例假。我想到自己断裂的鞋底，心里也在发憷。但是作为教师，我别无选择，咬咬牙，挽起了裤腿，我第一个跳进了泥浆。陆续的同学们也一个个跳了进来。这可真不是一般的活儿，在泥水里站立不稳不说，连脚跟都很难拔出来，更不用说要用铁锨去挖了。这次劳动让我体验了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认识了劳动的艰苦性，对那些带领我们劳动的，皮肤黝黑，手脚粗糙的劳动者，第一次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也体会到了带头的滋味。说实话，那不是苦，而是一种使命感，幸福感。这是我这次劳动最大的收获。
每天劳动过后，我和学生们便拿着饭盒去食堂领饭。当时正是人民公社食堂化的开始。社员们也都在食堂领饭。每个人都是满面笑容，红火的很。谁也料不到在红火的背后，正隐藏着大饥荒的危机。我和同学们三三两两的，或倚着墙根，或蹲在树下，嚼着玉米饼子，就着酽青萝卜，感到无比香甜。
夜间，躺在冰冷帮硬的土炕上，顾不上惦记孩子，便睡得晕头转向。可如果夜间出了病号，就不同了。我必须立刻起来，拿着电筒，独自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找医生。有时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睡下。第二天浑身就象散了架。可活动活动就又恢复了正常。人哪，真是有无穷无尽的潜力。
这样的劳动，一直持续了十八天。虽说是数着日子过来的，可我确实受到了真正的锻炼。我虽初为人师，但我觉得必须时时事事带头在先。它奠定了我日后无数次和学生学农学军的基础。
回校不久，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又开始了。这是全民运动，我校自不敢怠慢。于是上课便又不那么重要了，全校以班级或教研组为单位，在操场垒起了许多砖砌的小炼钢炉。木柴不够，从家里拿；炼钢需要废铁，也从家里找。最后，大家把家里的旧勺破铲，甚至饼铛都拿来了。人们的兴致真高啊！夜间，校园里无数炼钢炉都喷着红色的火舌，照得操场上如同白昼。此时已经没有了班上班下、白天黑夜的界限，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一个劲儿的烧啊，烧啊，向着当时的目标：“一千零七十万吨”进军。也许是害怕被批判为右倾，也许是害怕被当作白旗拔掉，总之，似乎谁也没有任何怀疑，这些烧出来灰不黜的，不象铁又不象钢的东西是否能派上用场，是否能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尽了绵薄之力。反正这些东西后来很长时间堆在操场上无人过问。最后的去向谁也不得而知。
但是，对于初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我，这场运动又为我上了第二课。
踏上讲台
第一次登上讲台，面对着几十个端坐在你面前的学生，心中真是又激动，又忐忑不安。那是一双双信赖的企盼的目光。站在他们面前，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油然而起。我默默发誓：一定不能让学生失望，一定不能辜负“教师”的光荣称号。
作一名教师容易，作一名好教师，可不那么简单。
备好课不见得能讲好课：把课讲明白容易，要让学生爱听就不那么容易了；照搬教参容易，要想生动灵活的讲出自己的特色，可就非一日之功了。还有，哗众取宠容易，让学生在确有收益中产生兴趣，可就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你想作一名教师吗？如果想，你就必须热爱这个工作，你就应该要求自己做一名好教师。因为教育事业，是神圣的事业，而教师的工作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不真正具备教师的素质，就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
教学效果如何，是丝毫掺不得假的。我经常从学生听课的表情神态中，捕捉到自己教学效果的优劣。每上好一堂课，一堂和学生心灵沟通的课，我则感到十分兴奋和自豪；如果上了一堂不成功的，让学生昏昏欲睡的课，我则十分懊恼，我会千方百计寻找原因，以求避免重复类似效果。我深知，教材体会透了，内容准备丰富了，并不等于成功；怎样把知识给学生，怎样启发和调动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才是教学真正的目的，或者说这是一门学问。
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同样的方法，用在甲班合适，用在乙班就未必恰当。
就这样成功和失败，喜悦和懊恼，交替的陪伴着我，使我从不敢掉以轻心，有半点松懈。
在我从事教学的第二年，便承担了面对全区的公开教学。教材内容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面对上百个校外教师，我自然很紧张。但由于准备充分，再加上我可爱的学生的积极配合，我还是相当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虽然仍存在着诸多遗憾，而校内外老师还是充分的肯定了我的成绩。
上一次公开课，胜过上无数节普通的课，它对我的帮助很大很大。所以，以后只要遇到这种机会，我便跃跃欲试，努力争取。而且我从不拒绝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甚至是突然袭击的听课活动。因为它对我是一种促进，一种检验。
我把上课当作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只要往讲台上一站，我便立即精神焕发，一切烦恼，一切病痛，全都丢掉了。
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并不认为我已经驾御自如，因为我仍然常常经历失败。没有永远可以遵循的不变的规律；再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不顾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当时的形势而照搬。总之，种种主客观因素都能左右你的教学效果。
我现在虽已离开了教学岗位，但我的心依然牢牢的系在我终身从事的事业中，只要生命没有停止，我永远有需要学习的东西。
二十年的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工作是辛苦的，也是无尽无休的。但我非常热爱它，因为这里面有无穷的乐趣。如果你想作一名教师，那么，你也尝试着作班主任吧！
当家长把孩子交给你那天，就对你寄予了无限希望。任何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一位好老师，好班主任。他们上自国家干部，下至普通工人，无不以尊重、信赖、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你，让你感到肩上担子的沉甸甸。
和学生在一起确是无比欢乐的，而更重要的是它让你时时想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你面对的是一颗颗纯真、幼稚而滚烫的心。了解，关爱，引导，教育，则是你神圣的使命。我寻找一切机会和他们在一起，想办法缩短距离，消除隔阂。
我走遍了学生的家，了解不同家庭的家长的甘苦和心态。我看到了无数双，人和人之间少有的最诚挚的目光，听到了无数种发自肺腑的向你倾吐的声音。它使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教师肩上担子的沉重和教师工作的伟大。
学生或班里有了进步，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如班内出现矛盾或挫折，我则常为此彻夜不眠。我是老师，也是母亲，我常常站在母亲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些孩子。我知道，发现孩子的点滴长处，尤其是对那些缺点较多的孩子，是多么重要。适时的表扬和中肯的批评，是绝对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因为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都要以爱为出发点。那种不做调查研究，简单粗暴，挖苦讽刺的做法，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我也有失态的时候，每当说了过分的话，做了过分的事，我都后悔，自责，然后千方百计的弥补和挽回。
我经常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学生的肯定，我把七分看成三分，而对学生的批评，我则把三分看成七分。因为我知道表扬的话好说，批评的话，总是会慎之又慎的。当然听取意见会给我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内容甚至麻烦。但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样做又会使班主任工作产生活力。应该承认，学生确有比老师高明之处；老师也决不会是永远正确的。从这点看，班主任工作确实是无有止境，永远做不完的。
作为班主任，你付出了辛苦和爱，是会得到回报的。那就是学生的进步，学生的理解。学生是非常公允的，当他（她）们认可了你之后，那就不管你是美是丑，出身如何，是否党员，他们都会始终如一的尊重你，信任你。（当然不能排除文革时期的特殊分子）极左时期，我因出身问题，没有被评为优秀教师，。我的学生三番五次的去找年级，找学校，为我鸣不平。他们那股劲儿真让我感动。有了这些学生的拥护，那“优秀”的名称，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吗！
教师的爱
“爱”这个字眼，含义太广泛了，而我要说的是教师对学生的爱，它是区别于其他的，一种崇高的爱。
任何一名教师，都应该问问自己，你爱学生吗？你是否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爱所包含的神圣感情？
我不敢说我确实付出了这种神圣的感情，但几十年和学生的朝夕相处，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
所以说它神圣，因为这种爱绝对是无私的。
这种爱首先要和教师的事业心，责任感紧密相连，它会使你倾注满腔热血于你的工作中。
这种爱会使你忍受无尽无休的辛苦，而你却心甘情愿的用微笑去迎接它们。
这种爱将使你成为千千万万个孩子的母亲，而又区别于母亲。因为你只有付出，不求回报；不！他们的健康成长，就是你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种爱还应辅之以严格要求，任何姑息迁就，放任自流，都是对教师工作的亵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诱导，则是教师工作的信条
这种爱决不是厚此薄彼，无论好学生，还是后进者，你都会一碗水端平。不！对那些后进者，你会付出更大的耐心。
这种爱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它使你不再考虑班上班下，分内分外……
这种爱注定了你职业的光荣称号，你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有人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一切都和经济利益挂钩的今天，还存在这种爱吗？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不该发生在我们这块神圣殿堂中的，令人痛心的事。但我仍然肯定的回答：会有的！
让我们歌颂，呼唤这种爱吧！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国家的千秋万代，每一个热爱教师工作的人，携起手来，一起来抵制和荡涤这股玷污我们神圣殿堂的污泥浊水！
不要做这样的教师
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只偏爱好的学生，对那些缺点多，不大听话的学生，既没有爱心，也没有耐心。
一名教师在课堂上点着一个学生的脑门说：“你呀，就是个拉分将。没有你，班上成绩早上去了”这位同学低着头，红着脸，无地自容。
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斗口，互不相让，直至大打出手。最后，这位教师把几十个学生扔在一边，摔门而去。使几十个学生目瞪口呆。
有的教师经常停下文化课不讲，或闲话连篇，哗众取宠，或唾沫横飞，训斥学生。学生不胜其烦，一再悄悄看表……老师开始讲课了，离下课只剩下八分钟。
还有的老师，动不动便一个电话请家长。并说：“若是不来，你的孩子就不能上课了。”家长再忙，焉敢怠慢。于是硬着头皮，匆匆来校。进入办公室，就象自己犯了错误，满面尴尬。
我还见过这样一位教师，他把部分“差生”家长集中在一起，历数这部分学生的“罪状”，她慷慨激昂，一脸严肃，大有最后通牒之势。使这部分家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
我不能否认，这些老师心也许是好的。但是，请想一想，这些方法能奏效吗？会不会使学生更加破罐破摔呢？会不会让家长失去配合你的信心呢？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怎能如此简单粗暴！
再想一想，难道我们自己没有孩子，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家长？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没有缺点，试想如果我们自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又将如何呢？
殊不知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对学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次适时的表扬，一次语重心长的批评，甚至于一个眼神，一种微笑，都会使学生萌发希望和上进之心；相反，不负责任的，简单生硬的语言，又会使学生一下子跌入低谷，从此自暴自弃。
教育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我们的教育对象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需要百倍的耐心和细致。那些厌烦后进学生的教师须知，没有了后进的学生，还要我们教师做什么呢？
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并不排除有难以教育好的学生和不懂道理的家长。但是作为教师，我们没有权利虚掷学生每一个宝贵的四十五分钟，没有权利凭自己的意气来滥施威风。
我离开教学岗位已多年，但我对于这从事了一生的事业，仍然是神魂所系，丢弃不开。有些风吹草动，我就或喜或忧，不能自已。
我觉得，我希望，教师的工作应该成为人人尊重、人人羡慕的工作；教育事业也将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崇高的事业。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下一代才会人才济济。
大学生活和反右斗争
我从小就立下了做教师，学文学的志向。1953年，我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我离开了家，融入了集体。我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语言不同，习惯不一，但个个热情，向上。教我们课的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是我们最悠闲，最充实，最快乐，最富于幻想的时光。
那时，我们每天夹着书，出入于不同的教室，随后就是饭厅，宿舍……
下午或晚上，我们常常端着一大罐浓浓的茶，夹着讲义，来到图书馆。这里有一排排黑亮的长桌，我们坐在长桌前，静静的，可以尽情的读，尽情的写，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没有人干扰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没有珍惜这段宝贵时光，懊悔没有利用它更好的充实自己。哎！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如果我还可以回到那段时光去……
晚饭后，也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漫步于校园深处；有时坐在草坪上，望着夕阳西下的辽远的天空，作着各种遐想。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这就是我们五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
这是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生活片段。
直到现在，我还常在梦中回到那里去。
但是，这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临了。
那是1957年，惭愧，我因埋头于学习，又醉心于京剧，成了运动中的非积极分子。当时，大鸣大放搞的轰轰烈烈，我却搜索枯肠，什么有质量的意见也提不出来。我们的班长H几次做我的工作，让我别有顾虑，大胆的把心里话讲出来。而后来，H，他，却成了右派。
正当人们打消顾虑，积极鸣放之时，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了。于是情况急转直下：矛头反转，对准了积极鸣放的同学和教师。昨天还是亲密的同窗，今天突然成了敌人；昨天还为班里热情服务的，我们的班长H，今天却低着头站在前面，接受着大家列数的“罪状”。我们的几位尊敬的老师，教授，也神情沮丧的接受着批判。我的心里疙疙瘩瘩的，对这转瞬间的阴晴变化不知所措。
批判会上，炮弹不断射向前面低着头的“罪人”，我挖空心思也组织不好自己的发言。为了不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也不得不随声附和几句。但自己听着都觉得柔弱无力。真不能不干拜某些同学的下风，对那些过分激烈之辞和侮辱人格的举动，我内心深感不平，难道他们成了敌人？
我自觉落后，也常常对自己的心态产生疑问？难道我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去了？
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右派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往常生龙活虎的H等人，每天默默无语的出入饭厅，教室，没有人再和他们谈笑。我真怕走在了他们的对面，我不敢看他们的神气，更不能和他们讲话。这种局面真是难堪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方知因共同爱好京剧而结婚的S也成了右派！这对于我，对于已有了一个孩子的我，不啻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头晕，耳鸣，周围一切都凝滞了。是做梦吗？现实的一切清清楚楚。更为残酷的是，他竟被划为一级右派。不是降职降薪，而是放入农场改造，每月只发生活费18元。
他究竟有哪些右派言论，我至今不知，也不愿意去问。
从此，我就开始了含辛茹苦的和孩子相依为命的生活。等啊，盼啊！作为右派家属的我们这极不光彩的一家，盼望着改变这难堪的现状。这一等一盼就是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孩子由一、两岁长成了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长时间的家庭分裂，长时间的隔离：一面是二十年近乎劳改似的生活；另一面是娘儿仨的苦苦挣扎。这中间形成的不同的生活烙印，造成的性格隔阂，再也难以填平，拉进。虽努力弥合，也是枉然。这算是谁的过错呢？
我们只是极普通的一家，而全国这5%的右派家庭会比我们好些吗？如果和如此浩大的右派家庭比一比，我们也许还不是最坏的。因为还有无数家庭，不仅家破，而且人亡。命运之神对我还不算是太苛刻的呢！
三年前，我收到北师大58届毕业生返校的通知。
回到离别近五十年的大学生活的地方，一直是我的一个梦。那里有我年轻时的足迹，欢乐和幻想。我怀着激情的心情，来到北京北太平庄师大原址。啊！这里一切都变了样：往日的食堂，宿舍和上课的教室，都变了模样，或已经寻找不到了。我们的同学，那当年的少男少女，都已是满头白发，面带沧桑。大家先是仔细辨认着对方，然后就互相握手，拥抱。四十多年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四十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坎坷经历，辛酸往事。那发自内心的激动，感慨，真的难以形容。大家说啊，聊啊，甚至唱啊！似乎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们的班长H也来了，他一改往日的热情洋溢，而变得深沉含蓄了。在聚餐的时候，那几个虽历经磨难但激情未减的人，在为大家敬酒的时候，又当场赋诗，并带头唱起了“共青团员之歌”“友谊万岁”“夕阳红”等歌曲。那场面，那氛围，让年轻的服务员都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帮老头老婆呀！但她们哪里晓得这些人当年的豪情壮志，当年的赤子之心啊！我的心热热的，酸酸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整整三天的聚会，在分离的时候，依依不舍，频频相约。但再次相见，真的不可预期，更何况这些人分布全国各地，并且已都过了花甲之年呢！
这次相见圆了我几十年的梦，我的大学生活真的就此划上句号了吧。
“史无前例”
“文革”的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似乎没有必要再提起了。但是它给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代人，留下的烙印和创伤真的是很难平复，造成的影响也决不是几十年内可以消除的。直到今天，小说里，影视剧中，它仍然是没有过时的题材。
可是对于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文革”的故事，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他们很难理解和相信。
一九六六年，我三十二岁，是我由北师大分配到河大附中教书的第八个年头。八年来，我虽带着两个孩子过着拮据的生活，但在教学上已纳入正轨，成绩也在不断提高。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一场大的浩劫、灾难，降临到人们的头上。
五月份，全国开展了对“三家村”的批判，大家已嗅到了政治气氛的非比寻常。然而，过去政治运动很多，而且对象明确，所以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往自己身上联系。可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几乎就是一夜之间，整个平静的校园全乱了。“横扫”之下，大字报以迅猛之势，铺天盖地而来。它比过去的“三五反”“反右”等运动，来得更凶，更猛，更可怕，一下子把人们都打懵了。人和人再也不存在什么父子、亲友、师生、同事等关系，一概都成为阶级和阶级的关系。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转变为互相揭发，彼此批斗。人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的去寻找，甚至去杜撰别人的罪状，以求保全自己。为了获取更多人的罪状，那些不准公布于众的个人档案资料，也被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于是许多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坏份子”“走资派”等等的帽子。他们个个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或写检查，或挨批判，或从事着难以承受的劳动。
我的档案也被抛了出来，那一面墙上写满了诸如我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是反革命，爱人是右派等等内容。谁搞的？我不知道。但这无疑是一种煽动。我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却没想到一切来得那么快，那么让你没有准备。
我实在不愿回顾六月上旬那天下午的情景：疯狂了的群众把矛头一起指向了我，那太残酷了。学生不再把我当作老师，老师不再把我当作同志。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凶神恶煞。他们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使我一下子成为罪不容赦的反革命。不容解释，不准核实，更没有人替我讲话。当时啊！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现实。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答复我的只有红卫兵冷酷的面孔和手中的皮鞭。
晚上六七点了，我仍然被“保护”在音乐教室内不准回家。我靠坐在钢琴旁，似乎已没有了感觉。我不再思索，不再希望，只听凭着灾难的到来。约莫八点左右，我忽然听到熟悉的哭声。那是我八岁的女儿喊妈妈的声音：“妈妈，我要妈妈！”这声音撕心裂肺，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愿听到孩子在外面受到怎样的奚落和侮辱。我闭上眼睛，横下一条心，心里想着，让该来的都来吧！让生命停滞吧！让一切都毁灭吧！
孩子的哭声没有了。大约十二点种，他们放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想到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怎么样了。回到家中，发现两个脏兮兮的孩子正躺在凌乱的床上，究竟是两个孩子呀，他们已经睡得很熟了。
没有想到的是，家里还有两个臂戴红袖章的女同学。见我回来，她们没有说一句话，默默的离去。她们做什么来了？是来监视我的吗？已经十二点多了……我忽然意识到，难道，难道她们是悄悄的来为我照顾孩子的？不然，何以两个孩子乖乖的睡在了床上……一天的狂轰滥炸，我没有掉一滴眼泪，而如今我的泪水却夺眶而出。原来，原来这人间还存在着同情心麽？还有敢来保护反革命子女的好心人麽？我不知道这两个同学的姓名，也没有再见过她们。但每每想到这两个女同学，我的喉咙便哽咽了。是她们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些须的希望。
看着熟睡在床上的两个无辜的孩子，我难过，愧疚，担忧，我不知道明天还会遇到什么灾难，不知道两个孩子的命运将是什么？我完全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两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唉！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他们为什么会赶上这样的时代？
我又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想起自己的不白之冤，想起那些“左派”们的各个面孔：冷酷的，阴险的，狰狞的，幸灾乐祸的……他们都是在革命吗？不！他们是打着革命的招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毛主席的语录：“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我看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心里涌起了希望。毛主席会管的，是非会弄清楚的。我要活下去，坚持下去。
白色恐怖笼罩校园
没想到以后的情况就更糟，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整个日子都是挨过来的。
“史无前例”，把人的灵魂都给扭曲了。那些平日看来规规矩矩的学生和笑容可掬的老师，一下子全变了。有些学生以侮辱打骂老师为乐趣：他们往老师眼睛里抹凉油，强迫教师吃烟灰；他们把教师的头发剪成各种模样；他们让教师背毛主席的某段语录一百遍，或念脖子上所挂牌子的字一百遍，总之他们能想出各种折磨、逼迫人的手段。没想到，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高等动物——人，把他们的灵活的躯体和缜密的思维，用到了如此卑劣的同类相残上。呜呼！更何况这里不是战场，那些教师也不是敌人。
再看看那些“劳改队”的人，就更惨了。他（她）们在手持皮鞭的红卫兵的监督下，担负着异常艰巨的体力劳动。操场的一角堆放着许多枯树，劳改队成员的任务，是把它们先锯成段，然后再把它们劈成柴。可是他们手中的锯都是锯齿很钝，并且长了锈的。大家费尽了气力，握锯的手磨出了茧子，随后红肿了，破了，那盘根错节的树根还是纹丝不动。任务完成不好，正是那些监督者们发泄的机会。他们挥动手中的皮鞭，在空气中劈啪作响，然后轮番落在这些可怜人的背上。后来一位好心的工友，用一把小锉，挨个为这些“牛鬼蛇神”们把锯锉了锉。他，成了这些人的大救星。由于他的帮忙，使这些人度过了难关。这件事日后若干年，大家提起来仍然对他感激不尽。
更艰巨的是搬运煤砖的劳动。在酷热的三伏天下，“劳改队”的成员们要钻进令人窒息的，伸手不见五指的煤屋，把积存已久，变得硬帮帮的煤渣铲出去，再把制做好的大块的煤砖运进来。两个人一组，抬着大大超越自己体重的煤箱，在手持皮鞭的监督者的巡视下，必须一路小跑。稍有怠慢，皮鞭就会劈头盖脸的打下来。人人挥汗如雨，气喘吁吁。天可怜见，当时的我，三十二岁，尚属年轻，而每抬一趟，都有油将尽，灯将灭的感觉。那些年龄较大，身体有病的老师，怎能挨得过去呢！
我的令人尊敬的，学识渊博的教研组长杨老师就未能挨过此难。我永远忘不了她靠在门框上，那哀怜、求助的目光；忘不了她那“让我休息三分钟吧”的颤抖的声音；更忘不了那毫无人性的监督者，往她头上浇下的一盆冷水……当她再次抱起煤砖向前走时，未挪动几步，就一头栽倒在烈日暴晒的操场上。那些坏蛋们走过来用脚踢她，说她装死。但杨老师没有就此死去，她躺在医院里，又受尽了大大小小的非人折磨后，才悲惨的离开人世。
在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下，很多人想到了死。在当时，“死”已经变得不可怕了。倒成了脱离磨难的唯一出路：
我校物理张老师上吊身亡。
负责图书馆的王老师和她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双双吊死在家中。
八月份白色恐怖到达顶峰：
语文组二十多岁的黄老师因被毒打、折磨，神经失常。三十多岁的历史王老师被木枪狠打腰部，两肾破裂，终身残废。
他们甚至打到学生家中，把一女同学的母亲、外祖母及保姆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她母亲及保姆被打死，外祖母严重致残。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英语顾老师夫妇双双打死后，为了杀一儆百，命令“劳改队 ”的成员去“参观”顾夫妇的尸体。那些刽子手们手中挥舞着皮鞭，一脸得意的神气，押着这些朝不保夕的受难者来到顾老师家中。那真是血淋淋的一幕：两具尸体并排躺在院子之间，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他们都被剃了头，而且头部肿大，脸上带着刀伤，扭曲着……大家低着头，不忍细睹。刽子手们却狞笑着，强迫每个人和死者握手。并说：“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回到学校，他们向这些可怜的人发布一项任务：每人准备三十元火葬费，以备随时步顾老师后尘。
此时，我完全理解了那些运动中千千万万“自绝于人民”的人，自己悄悄走掉，岂不比受尽折磨，再亮尸于公众之中好得多呢！可是死又谈何容易？我身边有两个孩子，能撇下他们不管吗？而残酷的现实是，我已把火葬费交给了这帮刽子手；生命，已朝夕不保了。一天晚上，我告诉女儿，箱子里有五元钱，一旦妈妈不再回来，就带着弟弟坐火车去北京找奶奶吧。女儿瞪着大眼睛望着我，点了点头。奇怪，我们当时都已麻木，僵化，没有眼泪，没有哀伤。
我常想，那些自称“革命小将”的刽子手们，他们任意践踏和亵渎着“人”的尊严，难道他们的良心不受丝毫的谴责吗？他们的躯壳内包着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卑鄙的，见不得人的，滴着肮脏的血的灵魂。什么“受蒙蔽无罪”，那万万千千的屈死者会原谅他们吗？
还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假革命者，是他们，站在“革命小将”的背后，出谋划策，煽风点火，推波逐澜，甚至赤膊上阵。在这些人的鼓励和怂恿下，小将们更疯狂了，更“有理”了。于是，不该打死的，打死了，不该自杀的，自杀了。
和老父亲一起上吊自杀的王老师，在死去的前一天晚上，曾跪在当时红得发紫的领导人面前，哀求她救命，但王老师却被无情的轰出了门。并说：“我可救不了你，我还等着挨斗呢！”于是仅存的一点生的渴望，完全熄灭了。当晚，王老师就离开了人世，还带走了她的老父亲。另一位根红苗正的领导人，在红卫兵毒打顾老师时，她站在一旁，义愤填膺的说：“我要不是书记，我也得打她”于是“革命小将”受到暗示了，打得更起劲了。当晚顾老师夫妇就惨死家中。如果说有因果报应的话，这两个人后来也算是没有得正果。冥冥中屈死的冤魂没有放过她们！
还特别应该提起的是，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中，人们保护自己尚且不能，当时也确实有敢于站出来保护“牛鬼蛇神”的人。除了前面我提到的两个女同学和为我们锉锯的工友外，我还记得，在操场锯木头时，有一个初一的小同学，曾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正在抽打一位老教师的红卫兵的皮鞭。他，立刻被冠以“狗崽子”后带走。我不知道他的命运后来如何，但我一直忘不掉那正义凛然的面孔。
让很多人难忘的是我们的残废军人张校长。也许就是因为有了他，一些“牛鬼蛇神”才得以活到了今天。他每天站在校门口，把“牛鬼蛇神”们一个个迎了进来，送他们到各自该去的地方；晚上，再一个个把他们送出校门。听到某处在打人，他立刻赶到现场，奋不顾身的拦阻：
“不许打人！”
“为什么？”
“这是党的政策。”
“他们都是坏人。”
“还没定性，怎知是坏人？就算是坏人，也自有公安部门管。”
就这样，打人的在威严的残废军人面前让步了。
那些受难者，见了张校长，如同见了救星。他使那些“罪人”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看到了一线曙光。
几年前，张校长去世了。一批一批的老教师手捧鲜花，眼含热泪，来到他的灵前，告慰着他的灵魂。“张校长可是好人啊！”人们交口称赞着，叹息着。
近三十年过去了。而以上这些决不是天方夜谭，它是血淋淋的事实；这些也决不仅仅发生在我校，在全市，全国，能有多少家庭没受过“文革”的牵累呢！
运动开始时，我总是心中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但后来，心中却涌起无数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毛主席知不知道如此多的人在受难，在死亡！我还是改不了不能缄口的毛病，而这种思想一露头，就又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给我的结论是：怀疑毛主席。
本来麽，象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本该俯首贴耳的接受改造，还问什么为什么呢！
那么多的有头脑的屈死者，象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人；还有那么多在革命中出生入死的，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冥冥中又去问谁呢？
活着过来的人，算是幸运的。许多人就在那一念之差中，永远离开了人世，他们怎能想到今天的世道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平反 复课
文革开始三个月来，乌云翻滚，阴霾笼罩，人们经历了场难得遇到的，最黑暗，最痛苦，最无助的一段时间。现在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1967年，8月份，一些师生要给我平反了。就是说，他们否定了前一段时间，某些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罪名，准备召开一个大会，在会上为我正名。这是我早已盼望的事。可是，那噩梦，仅仅发生在一两个月以前，历历在目，余悸未消。难道我，包括那么多和我一起受苦受难的，已经交了火葬费的人，就要从此重见天日了麽？真的不敢相信。他们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曾参加过平反大会。会上，发言的人声泪俱下；会下，群众唏嘘不已。我很怕参加这样的会，很不情愿在这样的会上发言。
已故音乐家傅雷先生，在学院为他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拒不参加大会。他说：“戴和摘都是他们的事，我根本不承认！”傅雷先生的铮铮铁骨，实在令人钦佩。我并没有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我只是很怕重新去经历，去回味那可怕的，血淋淋的一页；很怕再一次揭开那痛苦的伤疤……那，那人鬼不分，是非难辩的日子，难道应该发生在人世间麽？它真的不会再出现麽？活着的真的算是万幸了，那么死了的呢？
我知道，发言，就是要控诉。我控诉谁呢？矛头不能指向“革命小将”，因为他们是“受蒙蔽”的，那么他们是受谁的蒙蔽呢？当时，运动并没有结束，派性也没有消除，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我很难拒绝那些为我平反的好心人的要求。但每想到发言内容时，我的胸口就象堵着一块大大的铅，压得我气息难以顺畅：杨老师跌倒前的哀求目光，陈尸于庭院的，顾老师夫妇难以瞑目的惨状，以及“革命小将”挥舞的皮鞭和狰狞的笑脸，都相继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仿佛听到女儿喊妈妈的哭声；看到儿子被当做小牛鬼蛇神批斗时的惶惑目光；又想到那强迫交出的三十元火葬费，和近乎与女儿诀别时给女儿的五元钱……让我再一次的去体验，去叙述这些可怕的经历，那是多么残酷的事啊！
……
会，终于开完了，我头晕目眩，很多人围过来，有人把毛主席的像章佩带在我胸前，这时，我看到了平静柔和的目光，听到了呼唤“同志”的声音。我想，人性真的是恢复了，天，真的是亮了，是非终于被颠倒过来了。我心中默默的想，在这新的开始，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正义，献给真理。但我决不会原谅那些丧失人性的“革命小将”，不会原谅那些在幕后煽动策划的假马列主义者。
这以后，我和一些老师去工厂（仪表厂）参加劳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人，我感觉他们个个朴实无华，对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没有轻视，只是对我们笑称为“再教育的”，我们对此称反而感到亲切，老老实实的在他们的指导下，做着我们该做的事。
未到两个月的时间，学校召我们回去上课。
几个月几乎丧失了性命的牛鬼蛇神的生活，把我压到了最底层，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几乎是生死难料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过逃离学校的方法：去卖菜，去种地，去人烟稀少之处，了此一生……总之，再也不教书了，也不可能教书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使我又回到学生中间。他们给了我七零届的一个班，并让我作班主任。
我心中忐忑不安，学生会信任我吗？会听我的话吗？当时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和我说：“你的话他们可以不听，但他们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你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这些话确实使我增加了信心。因为我手中有毛主席的书！但我知道，要得到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不仅需要努力，还需要等待。我完全放下了教师的架子，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平时，我和学生推心置腹；劳动中我带头干最重的活儿。一次，和学生去农村劳动，数九寒天，我利用早晚的休息时间，亲自为学生挑来热水叫他们洗脸烫脚。我的行动终于温暖了那些怀有疑忌的冰冷的心。于是，一些人和我抢着干。逐渐的，我又和学生们融为了一体。我感到自己还是象以前一样得到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
到了期末，评选“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时，我班当仁不让的被评为四好连队。可是作为教师中的五好战士却没有我。这是我早已料到的，因为“左”的思潮并没有过去，对于我来讲，恢复教师职务已属不易，怎敢奢望那名额本不多的荣誉呢？可是学生却为我抱不平。他们一趟一趟的去找年级，找学校，拼命的为我去争。最后当然是没有结果。看到学生那认真劲儿，我感动的同时，心里完全平衡了。学生的认可不比那一张奖状更可贵吗？
也可能是由于工作需要，学校忽然把我从四班调到一班。两年来，我和四班真是以汗水和努力铸就的感情，一旦调离，学生不同意，我也很不情愿。学生几次协商挽留，都没有结果，学校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我必须服从分配，于是我到了一班。
一班是一个乱班，一切又需从头开始。而我坚信，学生的本质是好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只要以诚挚之心，了解他们，关心他们，说服他们，工作是会有成效的。不到三个月时间，一班的面貌大为改观。一次年级在操场会操，一班一改过去的松散面貌，队伍整齐焕发，口号响亮有力，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时我发现，四班的掌声最为响亮，四班的班长远远的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当时内心的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是满足感？幸福感，还是作为教师的一种自豪感？
自此，我更加笃爱我的工作，笃爱我的学生。更加坚定了我终生从事教师工作的决心。
入党
我，一个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还能入党吗？二十年前，那简直是无法想象，而如今，湛湛青天，它却成了现实。
那是1985年，是打倒“四人帮”后，“史无前例”彻底结束的第七个年头。我入党了。在过去，由于家庭出身连共青团也没有入上的我，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我，对于过去一直被压在最底层的我，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那是一个明朗的日子。在新华中学全体党员会上，我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我不再是接受批判，而是听着介绍人对我的一系列肯定。他介绍了我自1963年申请入党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教学上取得的成绩，以及政治运动中所表现的坚定立场等……我静静的听着，那真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不再是狗崽子，不再是反革命，不再被人划入另册，而将成为人人羡慕的共产党员了。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我不仅有个反革命份子的父亲，还有个右派份子的丈夫，再加上复杂的社会关系，我被压在了最底层，稍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就害怕，总觉得那“革命”的火焰会烧到我的头上。我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加倍努力，在文革中依然险些送掉性命；就在恢复教师职位后，仍然被划入另册；甚至连孩子也受到我的牵连，他（她）们连红领巾都戴不上。
如今好了，如今我才真正放下了沉重的包袱，才真的是扬眉吐气了。因为历史已还给我清白，我要自豪的大呼：“我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我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当然我也无愧于我自己。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以自己的超常努力，扭转了周围的人对我的疑忌和不信任，又以自己不容抹杀的成绩，显示了我的教学实力，如今，那个罪不容恕的反革命，那个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真的，死也瞑目了。
原来我始终认为，这一切厄运都是倒霉的家庭带给我的。我曾经心干情愿的接受着改造，接受着再教育。因为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但我仍然翻不过身来，我怎能知道一直紧紧箍着我的，是一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左”的路线呢！而这条路线在文革中便发展至登峰造极。它以“造反有理”的口号，以惨绝人寰的手段，把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视为粪土，践踏着人类的尊严，满足了个人的私欲。但是“多行不义便自毙”，惨痛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换来了“左倾”路线的彻底结束，唤醒了愚钝懵懂的老百姓。我，九死一生，终于还是活过来了。
有人说：“能够从文革中活着走过来就是幸运的”，比起那些无辜死于文革的千千万万的人，我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了，活着，不仅看到颠倒了的是非又被颠倒过来，我还看到了某些坏人的可耻下场。如今，我入了党，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我的孩子也从此摆脱了妈妈带给他们的长期压抑。他们也能施展各自的才能去创造自己的新天地了。他们的前途将是充满希望的。
入党，对于我来说，不是句号，而是新的开始。我不能辜负这，因为活着才侥幸得到的荣誉；我会永远怀念，那些在文革中受尽冤屈，含冤死去的人。我的余生将为真理和正义而战。让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日子永远成为过去吧！
“小胡同”
“小胡同”是新华中学的一个特殊称谓，只有新华中学的老师才了解它的实际含义。离开新华中学将近十年了，这个地方却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我和它有着不解之缘。
所以称它为“小胡同”，是因为它又窄又长，两个人并排走着都费劲。它一拉溜共有十几间约十平米左右的房子,对面是一堵高大的墙，墙外又是一幢六层高的居民楼。所以，虽是坐北朝南，却终年不见阳光。文革中，这里是新华中学的渣滓洞。很多“牛鬼蛇神”，都曾被集中在这里写检查，挨审讯。他们每一个或两个人在一间屋内，由红卫兵看管。我也毫无例外的在这里度过一段可怕的时间。当时我和另一位教师一起被看管在同一屋内。我们分别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小课桌。每天进校后就坐在这里写检查。桌面上摆着一摞条格纸和一支圆珠笔。天天绞尽脑汁的想，挖空心思的写，然后再想办法给自己无限上纲。这种无中生有的“文章”真是不好作啊！坐在那里，脑中经常是一片空白。我不敢抬头看红卫兵的脸，总得摆出一副沉思或书写的姿态来。否则他会认为你不老实，不认真。如果他走到了你面前，可就要吃苦头了。然而当红卫兵感到无聊的时候，他还是会来给你出各种难题，或是寻你的开心。这时你就会遭到无端的羞辱和打骂。
那时，如从小胡同经过，有时可以看到牛鬼蛇神们一个个面壁站在墙根下，他们“奉旨”在向毛主席请罪。（他们永远有请不完的罪）；也有时会听到红卫兵的吼叫声和皮鞭的抽打声。这里阴森、恐怖，是新华中学的地狱，牛鬼蛇神们在这里受尽折磨，度日如年。当时，很多教师都担心，惧怕会被送到这里。一提到小胡同，人们就毛骨悚然。
随着运动的深入，后来我终于离开了小胡同，重新回到了办公室。我曾发誓，再也不愿看到这个地方。
……
文革终于结束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逐渐的淡忘了对它的恐惧。小胡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被利用为职工宿舍，成了那些没有房子住的职工的栖身之所。房屋条件虽然很差，但那些单身汉，有了这间房子就可成家，或把老婆接来，有的还生了孩子。一家三口，虽然窄小，却也其乐融融。
有意思的是，我也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自我的儿女分别出国以后，领导就提出照顾我年龄大，离家远，给我一间宿舍。而这宿舍恰恰就在小胡同里面。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家，我有充满阳光的宽敞的单元房。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我已忘记这里的恐怖和自己的誓言。为了工作方便，为了我的学生，于是，这里就成了我校内的家。
这里不再是渣滓洞，而成为人们劳累过后，放松、休憩之地；这里不再有阴森恐怖的气氛，而一改为炊烟缭绕，笑语欢声之所。
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环境：我的房间虽阴暗潮湿，但夏天很凉快，中午躺在床上睡个午觉，很少有大汗淋漓的时候。只是壁虎经常光顾我的房间，它悄悄的从窗缝、门缝中钻进来，静静的趴在墙上或窗上。我非常怕它们，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身上那鼓鼓瘪瘪的斑纹，和抬着头瞪着眼睛的样子，都让人感到害怕和恶心。每看到它，我都大吃一惊，非把它置之死地而后安生。一次邻居王老师自告奋勇帮我捉壁虎，没想到壁虎在他的笤帚下逃走了，遍找无着。这下可急坏了我，这一宿，我的眼睛一直搜寻着这只壁虎，简直没有入睡。后来，我再也不求人了，再发现壁虎时，我便拿起一只鞋，屏住呼吸，慢慢的走近它，然后稳、准、狠的用鞋底打去！居然百发百中。我也惊叹自己对小动物为何如此残忍。我的残忍还不止于此，我的屋内有个自来水管，自然也有个下水池。这对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方便。但是我却常常发现水池里蠕动着细细的、长长的小虫子。据说那叫蚰蜒，它会钻到人的耳朵或鼻孔里去。所以，对它我也决不手软，我用敌敌畏使劲喷它，直到它动不了，然后打开水龙头，把它统统冲到下水道为止。
到了冬天，就不必担心这些可怕的小生命了。只是房内四面透风，无比寒冷。好在屋子小，一个蜂窝煤炉子就能使屋内温暖如春了。我还可以利用它烧些好吃的东西，以弥补食堂伙食的单调。
虽然听来这里条件较差，但大凡住在这里的都不愿走。因为住在这里有很多好处。除了住房不要房租，上班方便，吃饭有食堂以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优越性：学校有洗澡间，每周男女教师各有两天洗澡的时间。因人多地方小，洗起来挤挤搽搽的。而小胡同的人则可以在下班后，悄悄的把洗澡间的钥匙拿到手。晚饭后就可以轮流轻轻松松的去洗澡了。每晚睡觉前洗个热水澡，现在看来算不上奢侈，可在当时可就是被人羡慕的了。更何况还不用花钱呢！还有一个秘密，小胡同的人对学校的东西使用起来，可说是非常自由。无论是办公室的，还是院子里的，可以随便拿到自己的房间里用，如果有人找，再堂而皇之的把它拿出来。因为并没有拿回自己家里去呀！而且，学校丢的东西不计其数，谁会来找呢！冬天小胡同没有暖气，我托人买了蜂窝煤。可是很多人却不买，因为锅炉房的周围堆放着很多大块的煤。用学校的手推车，装上一车，堆放在床下，且烧一阵子呢！用电当然也不花钱，所以，电炉子，电水壶统统堂而皇之的随便用。有些做法实际很过份，可不知为什么，学校似乎始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后来很多隐蔽的事情，索性变为公开了。
我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一凳而已。到了晚上，书桌前，台灯下，便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坐在这里，尽情的读，尽情的写，当怀着满意的收获入睡时，真的是非常惬意！十年间，在这里，我接待过许多学生和许多年轻教师。我和她（他们）谈心，为她们补课，在这里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也取得了某些成绩。我每天都感到那么充实，那么快乐。多年以后，每回忆到那段生活，小胡同的简陋的住房，门口窄窄的过道，以及它附近的大杨树，锅炉房，厕所，都深深的刻在脑海中。
后来我的外孙女融融为上小学方便（她本来住在奶奶家），也涉足到了我的小屋。于是我把小床拼成大床。晚上，我再把台灯下的一束光线匀给她。从此，这个小屋又变成了二人世界。当然这以后，我的负担加重了许多，我不仅要照顾她的生活，还要辅导她的学习。但是任何事情，只要你把它看成是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时，也就乐此不疲了。
有时，晚上我和融融穿过黑黑的楼道，去我的办公室备课，学习。因为这里不仅宽敞明亮，还有许多工具书可以利用。
也有时，我领着融融的手，漫步在漆黑，寂静的操场。月光充盈时，则另有一番风味，我和融融一起吟诵着苏轼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时那发着寒光的冷月静静的照射着我们，我心里想着远在海外的儿子女儿，融融想着她不在身边的爸爸妈妈。我们都默默无语，此时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们两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住在这里，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传达室值夜班的老张师傅。张师傅是学校的老工友，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信仰使他在文革中倍受煎熬，坐牢多年。出狱后，他变得默默无语，但仍然忠于职守。偏见使许多人远离他，说他是个怪老头。但我在和他短短的接触中，却感受到他的正直和善良。他经常做好事，却从不图别人知道。他爱校如家，不循私情，所以也经常得罪小人。一次，他挪动了某位中层领导的车子，（学校规定了自行车的存放地点）却遭到了那位领导无理蛮横的叱责。当时，我在旁边，感到非常气愤。那位中层领导在我心目中立刻变得十分渺小和卑猥。而张师傅却面色平静，毫不辩驳，对比之下，使我觉得他的形象高大起来。他总是默默的忍受着非难，从不表白自己。看得出，他心里一直装着上帝。
一次夜间，已经十一点了，在瓢泼大雨中，他来到小胡同，敲响了我的门，送来了我盼望已久的女儿从海外来的电话。女儿已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我和融融已焦急了多日。我们也经常坐在传达室等女儿的电话。细心的张师傅早已看出，女儿的电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已经睡了的他在大雨中不顾一切的跑到小胡同，为我们送电话了。我十分惊喜，叫醒了融融，一起冒雨跑向传达室。我们终于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放下了多日悬着的心。看着他淋湿的衣服，我感激万分，他却觉得这很平常，是他应该做的。实际，这个时间，这种天气，他不送完全无可非议啊！
有一次工会搞小报，报导好人好事。我写了一篇报导他的事迹的文章。当征求他意见时，他说什么也不肯。而我还是把它交给了工会。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居然没有刊登。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难道偏见如此的厉害？难道还有人认为他是有问题的吗？后来我和张师傅说，实在对不起，肯定是我的文笔太差，意思表达不清的缘故。他却微微一笑，淡然处之。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和张师傅短短的接触，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我看到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正直，什么是与世无争。我想，从宗教的角度看，这样的人将来必定是要升天堂的吧！
后来，我终于不得不离开学校，不得不离开小胡同我那温馨的小屋了。七十多岁的张师傅仍然兢兢业业的看守着大门。
两年前我回学校，听说张师傅的老伴突然先他而去。张师傅也不再看大门了。我来到离学校不远的张师傅的家去看望他。见到我，他很激动，很感激，但仍然面色平和，没有过分的悲伤。他说：“她走了，到天堂去了。我也随后就到了。”我很惊讶他的平静。我心里有些难过，但随后便感到了安慰。为张师傅的信仰和希望感到安慰。我相信，天堂的大门正向他敞开着。
如今，我已离开小胡同多年，但我时常想念它，想念那段时光那里的一切，包括那可怕的小壁虎，都永远成为我美好的回忆。
签证
做了许久的准备：填申请表，照相片，做公证，开银行证明……今天终于可以去大使馆签证了。这是早已计划好的七月份的加拿大之旅，一来和已经移民的儿子见见面，二来可以避避夏天的暑气。早上七点我便踏上征程。今天气温35度，万里无云，太阳照在头上已经是火辣辣的了。这是我第四次去大使馆签证了，前几次都很顺利，所以我今天心情很轻松，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
经过一个小时的奔波，我来到加拿大大使馆。好家伙！大使馆的门外簇拥着足有一百多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排着队，虽是在毫无遮拦的太阳暴晒下，仍是规规矩矩、面无怨色。经过询问，我先来到缴申请费的队伍里。缴400元，是申请签证的第一步。排队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我也和大家一样，头顶烈日，手里举着400元钱，眼巴巴的，惟恐缴它不上。400元钱，可能是一个打工的人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在这里它不算什么，它只是这里的人准备出行的一个尾数。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背着一个挎包走过来说：“还有人要七号信封吗？大使馆可要七号信封啊！”前面一个老大爷说，已准备了信封，但不够七号。我这才想起我的信封也不够七号。当问起信封的价钱时，回答是两元一个。我听后吃了一惊，邮局里卖两角钱的东西，在这里价钱竟然涨了十倍。有人说，怎么这么贵！那女人瞟了大家一眼，然后不屑的说：嫌贵就自己去邮局买吧，说罢转身就走。明知有可能是骗局，人们也怕万一，几百块钱都花了，还在乎这几个钱？于是人们妥协了，纷纷拿出钱来买信封，我也自是不敢怠慢。那女人拿到了几十块钱，立刻走得无影无踪。
缴上了400元钱，完成了今天的第一步任务，人们又高高兴兴地去排另一个队：缴材料。穿警服的门卫，威风凛凛，面带威严。他挨个检查，挨个放入，好不容易进入屋内。这里面有一拉溜五六个接待窗口，我选择了一个窗口继续排队。现在总算凉快多了，人们小声的互相询问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能否拿到签证，是否会被拒绝。一个要去探望丈夫的女人说，她已因移民倾向被拒签一次了，今天再来试试运气；一位老大爷说：“儿子媳妇在国外，非让去看看，第一次因为缺少公证材料拒签了，这又得花400元。”一个替儿子办留学的妇人无奈的说：“拒签也好，我的孩子太小，真的不放心。”人们虽抱着不同的心态，可没有一个人会真的愿意被拒签吧！我没有加入谈话，我的心情格外轻松，即使拒签不去也无所谓。
轮到我递材料了，女工作人员对这些不敢怠慢的、充满期待的面孔可能看得太烦了，她脸色冰冷，没有一丝笑容，她快捷的接过材料，递给我一个卡片说：“下午两点来”然后就叫下一个了。我想，这么简单？她也不看看内容。记得上次还检查了材料，问过话，才让离开的呀！这个变化不知是吉是凶。
我离开大使馆，琢磨着怎样度过这三四个小时。大使馆门口还散布着三三两两的人，他们分别凑上来，问我是否买机票，是否买申请表等。领申请表已过时间，就有人来这里三块钱一份高价出卖。真能无孔不入的赚钱哪！我想到缴材料时，并没有要七号信封，就用眼睛搜寻着上午那个卖信封的女人。哪里还有她的影子。
下午一点半，顶着一天中最毒的太阳再次来到大使馆。这次没有排队，拿着卡片凭证直接进入上午缴材料的地方。这里已坐了很多人在等。我坐在椅子上，准备小憩一下。谁知刚闭上眼睛，就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快步走向窗口，里面这位女士眼睛一直看着电脑屏幕，她毫无表情的说：您已经被拒签了。说着把凌乱的材料扔给了我。我懵了，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唉！上帝总是要惩罚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问：为什么？她说：自己看。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打发走，可又不知道再问些什么。这时，下一位已站到了窗口，我只得离开这里。多少天的忙碌，几百元的投资，作准备时的种种希望，就这样被“拒签”二字击得粉碎。我走出使馆大门，一股愤愤不平的情绪涌上心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收材料时不检查？凭什么不给补充材料的时间？凭什么整个过程如此草率？凭什么如此轻慢中国人的感情？
我从凌乱的材料中找出一张纸，上面印有拒签的四条理由，大意是：1，移民倾向，2，经济保障问题，3材料不足，4，材料有欺骗性。我看到在第三条的前面，用很浅的铅笔划了一个钩，最后还有一串看不清的英文字母，这可能是签证官的大名吧？从早晨到现在，仅仅六七个小时的时间，就给我打发了，真是斩钉截铁呀，连一段希望的时间都不给你留。我走出大门，觉得浑身瘫软，没有力气，早晨的那股兴奋劲儿已被一扫而空。我想，算了罢，本来不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吗？可是不行，心情怎样也轻松不起来。阳光还是那样火辣辣的，我的脸上不住的淌着汗，好象已经失去了战胜炎热的勇气。这个结果，是儿子女儿都想不到的，我们还约定在加拿大团聚呢，如今一切都成为泡影了。
坐在回去的班车上，我的脑海里还不断出现簇拥在使馆门前的，那些申请者的热切的面孔，不断出现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和签证官的傲慢神情。渐渐的，我想通了，我想，这不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权利吗。在那些眼巴巴想出去的中国人面前，他们是上帝，他们主宰着这些中国人的命运，那每日进进出出的中国人，总会有幸运者，也有和我同样命运的人。也难怪，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如此多的中国人，可能已经麻木了，厌倦了。回味刚从大使馆出来的刹那间，那种矮人一头，被人摆布的感觉，真不好受，我再也不要经历了。
在失落的感受中，我脑海里又出现了加拿大清澈辽远的天空；浩瀚的大海；海边的枫树、草坪、游人椅……这一切都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这一切不属于我，它属于那些蓝眼珠，黄头发和有着一张傲慢的脸的人。
两个孩子知道了被拒签的事，都觉得从常理讲不应该。问我到底什么原因，我懒得去分析，我说，什么原因不原因的，主动权掌握在人家手中，咱们分析也没有用。他们让我再去大使馆问问，我说不愿再受刺激，算了罢！
第二天，我平静了下来。这也许是一种阿Q精神，我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不让去，咱还不去了呢，我已是将奔古稀之人，时不我待，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做，何必为此强求而伤脑筋呢！想通了，豁然开朗！晚上出去散步，我觉得我们的景色同样美好，我们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看到周围那些和我同样的黑眼珠、黑头发的人，感到十分亲切。
小孙女受了我的影响也去不成加拿大了。她问我：“奶奶，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去加拿大呀？”我想，鬼才知道。
女儿
想起小时候的她，那黄黄的、瘦瘦的小脸，大而无神的眼睛，就心酸，就心痛。可怜的孩子，自小就因为父母的离异，跟着妈妈过苦日子。在她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又经历了“文革”那人类最残酷的场景。她看到了唯一依傍的妈妈，被剪掉了头发，看到妈妈每天夹着写有“牛鬼蛇神”的牌子出入家门，看到妈妈在痛苦和屈辱中挣扎。奇怪的是，她和幼小的弟弟都默默无语，她们，那幼小的、纯净的心灵也被邪恶震慑住了麽？
文革期间，七八岁的她不得不过早的担负起家庭的各种重担，她要收拾屋子，她要管弟弟，每天她都要拿着少许的钱，背着小包，去购买家中需要的各种俭劣食品。有时把钱丢了，就抹着眼泪回来。她每天都要经过那些“红五类”的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她听到了多少污言秽语，承受了多少难堪侮辱，我简直不敢去想。但是懂事的孩子，她从来没有说过。她知道说也无济于事，妈妈也帮不了她吧？
那是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被“革命小将”狂轰烂炸后关押在校。六七点了，我仍然不能获准回家。天黑下来了，我忽然听到了哭喊妈妈的声音，我意识到那是我的女儿。没错，就是她！我的心在滴血，可怜的孩子，她是怎样鼓足了勇气到学校来找我的呢？她哪里知道，妈妈在自己奋斗多年、洒下汗水的学校，已然被心爱的学生当作了敌人，并失去了自由。她是怎样的踏入了这鬼门关似的学校的？难道她不惧怕那些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吗？文静腼腆的孩子，今天怎会有如此大的勇气啊！她不该来，她应该懂得，那帮刽子手是不会有同情心的。她是怎样被拒绝的，又是怎样失望的走回家去的，孤独无助的孩子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我深知这残酷的现实，会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多么难以平复的烙印。但此后我们彼此都从未提过这件事，大概彼此都实在没有勇气来回味和咀嚼它了罢。
她，上小学时功课很好。但因为父母的问题却迟迟戴不上红领巾，虽然她规规矩矩，努力学习。学校的一切好事都没有被划入“另册”的孩子的份儿。她有很好的唱歌、跳舞的天赋，却不能参加文艺“宣传队”。有一次，宣传队破例的吸收她参加了一次舞蹈演出。当时不仅是她，连我也同样，那真是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受宠若惊”？只是因为我们那无法选择的出身！
在艰难的日子里，好心人劝我：为了孩子，再走一步吧，说这样也可以改换一下门庭。“改换门庭”？这确实让我动心了。现在的门庭害得我和孩子好苦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真的准备和人会面了。时间定在某天的下午，在即将出门时，我忽然看到躲在门后的女儿的无助的目光和噙着的泪水。原来，这一切她都明白！，她知道妈妈去和人会面意味着什么。孩子的痛苦，使我产生了剧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放弃了，是为了孩子；以致后来又恢复了婚姻，也是为了孩子。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的支配吧，实际，我想错了。当然，这是后话。
艰难的日子，使她经受了过多的伤害，同时也造就了她更多的本领。她懂事，好强，能吃苦。初中毕业后就以微薄的工资接济妈妈了。
在工作中，她认真，肯钻研；开始，她在水上公园挖树根，人家都称笑她为“城市农民”，可她也很安于现状。后来又调去小卖部售货，直至做出纳，当会计。为了改变自身命运，她挤出业余的时间学习，取得了中文系大专和会计专业的合格证书。这都是她奋斗的足迹。
也许是因为在逆境中长大的缘故吧，在人际关系上，她懂得尊敬领导、善待长者、谦让同事。真的，在这些方面，她从来没有让我着过急，生过气。
女大当嫁。在她25岁的时候，在我的催促和撮合下，她结婚成家了，算是了却我一桩心事。而没有想到，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她婚后住在天津一个老四合院中北面的耳房，屋内很难进得阳光，屋内很黑，很潮。更不方便的是院内没有上下水道，更没有厕所。出外提水倒水，上厕所，真是一件很苦的事，特别是到了冬天。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儿倒也安于现状，恪尽妇道的过日子。我的学校离她家很近，所以经常来看看。看到女儿在这简陋的屋内忙碌的身影，我常想到父亲由新疆来我家时，曾写给我的两句诗：“斗室不为陋，空谷有幽兰”，我觉得这两句诗也是写给她的。
可是渐渐的，我却发现了她们夫妇间不协调的蛛丝马迹。我几次询问，她总是闪烁其辞，也许是女儿太厚道，太宽容了吧，她似乎总是在忍耐。而我还是经常感受到那难堪的气氛。不幸的是，她又生了一个有残疾的孩子，就更使她雪上加霜了。作为母亲还有比这更令人苦恼的吗！我同情女儿，心疼孩子，想努力的弥合挽救这个家庭。可事情的发展却急转直下，从来不让我着急的她，这次着实让我着了一次大急。那时啊，我仿佛坐在了一条颠簸不定的船上，焦灼忧虑，坐卧不宁，担心浪头会随时把我打入水中。
意想不到的是，一向被人认为怯懦的女儿，竟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择：一天，她镇静的和我说，她决定离婚，而且为了彻底摆脱婚姻的羁绊，她要远离国门，到另一个天地去奋斗。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真的说走就走了。而且走得那样坚决、果断；没有眼泪，没有留恋。人生真的是变幻无常，从此我们母女便远隔万水千山了。她，给我留下的只是那个有残疾的孩子。从此，那个孩子便成了她的缩影。也许就是因为有了她，我才没有感觉那样失落，那样悲伤吧。虽然我又承受了那么多的辛苦。
在一般人看来，国外即是天堂，出国的人都是幸运儿。岂不知国外既没有铁饭碗，又没有后门可走。全凭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否则便无立足之地。可是在国外已有十几年的女儿，还是和过去一样，总是让我从遥远的电波中听到她乐观的声音。似乎困难总是向她低头，成功总是向她招手。唉！我岂不知她也会有生活的另一面：酸甜苦辣、艰难无奈，难道惟独不光顾她吗？从她回国以后的面容也可看得出来，艰辛的岁月给她留下的痕迹。只是她从不谈这些，她总是向一切人报之以微笑。她先后回国数次，看望她的亲人、朋友。虽来去匆匆，却每次都给我、给他人留下她殷切的心意。
我也曾两次去德国，女儿住在山间的一幢欧式小房子里。那周围有密密的树林，起伏辽阔的草地，和蜿蜒于其中的小路；我两次去都是夏天，经常阴雨连绵。我常常漫步于山间，置身其中，真宛如处在一幅水墨画中，那意境非常非常美。那里的人很热情，只是实在难得见到。不见倒也好，因为语言不通，对方和你打招呼，反而尴尬。但时间一长，孤独，寂寞，单调的感受，全来了。于是我便要求提前回来了。我常想，女儿难道不感到孤独寂寞？我和她讲：“回去吧，国内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也有很多机会呀！”女儿却微笑着摇头，她不愿意回来。 她不想念国内的亲人？咳，离别太久，我们母女间也隔膜起来，我真的也读不懂她了。
如今她在国外定居已十几年，虽四十过半，仍在奋斗不息。现在她又走上了学习深造之路，未来仍在她脚下延伸……前面仍有艰难坎坷在等待她。呢，岁月已使我完全习惯了她不在身边的生活。只是让我放心不下的，她至今仍是单身。我无力帮她，只有默默的为她祈祷，为她祝福了。
多余的人
在我的第一个孩子只有七个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当时是又着急，又担心。那是1959年，国民经济正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几乎是人人浮肿，家家饿肚子。我带着一个孩子已然是相当拮据，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抚养第二个孩子了；更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生这个孩子。我怕，怕人家笑话我，怕人家说我划不清界限！怕面临的可能会发生的一切问题……况且，我还担任着两个班的语文课和一个班主任的沉重负担。这是领导对我的考验啊！我怎么能……
我不敢声张，想悄悄的把它解决掉。于是我不顾一切的跑、跳，毫无顾忌的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将近五个月的时候，我带着学生参加了修墙子河的劳动。劳动很艰苦，我挑起河泥健步如飞，这时我感到腹中的小生命在跳动，我想可能有希望了吧。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依然稳如泰山。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想要孩子的动不动就流产，不想要的却偏偏要来。可笑的是，我还曾有意识的多次从椅子上往下跳，但都无济于事。这个小家伙一定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不知道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他是如此多余啊！
后来，终于瞒不过去了。英语顾老师悄悄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只得把实话并把我的忧虑告诉她。顾老师非常理解和同情我。她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你没有错，孩子更没有错。大胆的把孩子生下来罢。我很感激好心的顾老师（文革中顾老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59年8月，我产下了儿子。小生命降生以后才有三斤六两。他皮肤黄黄的，小脑瓜上都是皱纹。细长的小手小脚上暴露着清晰的骨骼。但他顽强的哭喊着，似乎在诅咒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有了他，每个月不得不多定一瓶牛奶；有了他，不得不把辞掉的保姆再请回来；有了他，意味着妈妈将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辛苦。尽管妈妈把仅有的用票证购买的食品都省给孩子。一次夜间他又习惯的哭醒，一片饼干就止住了他的哭声。他边吃边用眼睛盯着装饼干的纸袋。我明白了，他的哭只是由于肚饿。可怜的孩子，妈妈并没有亏待你呀！当时粮食的定量有限，副食品又缺乏。孩子是不能不让吃饱的，保姆也是不肯挨饿的，他哪里知道，勒紧自己裤带的也只有妈妈了。
家庭困窘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严峻的政治压力。这个偏要来到世界上的孩子，没有更多的体尝到呵护和爱抚，而是跟着倒霉妈妈经历了诸多的艰难困苦，感受到的只是冷漠和无情：有人告诉我，他曾经被那些红五类的孩子们丢进垃圾箱，然后被抬来抬去的取笑。这些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一定默默的吞饮了无数次的凌辱！可是妈妈没有能力保护他。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但，他还是顽强的活过来了。他不象姐姐那样知道忍耐，他学会了反抗，尽管经常是无效的。他还非常调皮。因而，他总是让我不放心。姐姐常常来告状：妈妈，小弟又……小弟又……反正他不是被人打了，就是打了人。可吃亏的最后总是他。我真是担心他会有什么三长两短。每到这时，我就又会后悔为什么偏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就一个孩子多好啊！
他终于长大了。逆境使他懂得要自寻出路：他偷偷的去考过电台，考过电影学校，直至80年恢复高考，他终于考上了大学，更可喜的是毕业后，他竟在北工大任教了。这总算是苍天有眼吧，过去，那个淌着鼻涕的小可怜儿，如今，已是一表人材，再没有人说他是“多余的人”了。
但他并不安分，他又果断的辞去职务，去了深圳、海口；后来索性飞跃太平洋、大西洋，去了东欧、西欧、美国、加拿大。现在他在加拿大落了脚，成了加籍华人。
这就是我的两个孩子，曾经和我一起受苦，现在又各奔东西了的两个孩子。
常常有人说：“你的两个孩子真有出息呀”，或者说，“你的命真好”；可也有人为我叹息：“你这两个孩子不跟没有一样吗！”确实，我现在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女儿曾经说过：“你若有病，一个电话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是 她对我的安慰。我也开玩笑的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个份儿上，你回来也看不见我了”。实际我说的是真话。我们三个人分别在地球的三个点。现在，他们还分别在各自的地方奋斗着，而我却渐渐向生命的终点走去了。但不管怎么说，想想过去的艰难，看看孩子们的今天，我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窃喜。因为发生在今天的这一切，确实都是事实，不是做梦。
。现在的我虽然孤单，却能够自得其乐。因为人生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有得必然有失。现在，我能够过着安静、稳定的生活，又能够自食其力，就可以了。我没有养儿防老的陈腐观念。如果自私一点的说，他们个个在我身边，也许会有更多的烦恼，让我分担；观念不同，也许他们会做出许多让我生气的事；也许，也许，那我的脆弱的神经就承受不了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上天再照顾我一个好身体的话，我还能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呢！不是吗？
雨晨
下了一夜的雨。
清晨，孙女容打着伞独自去上学。不知外面泥泞到了什么程度，我开窗俯视。一阵清凉的风挟带着沁人心脾的雨香扑面而来。我贪婪的做着深呼吸，好舒服啊！
这时，我看到了容的圆圆的蓝色的花伞，在葱绿的树下晃动着渐渐远去。雨还在下着。忽然远处又闪动着一把花伞，接着一个又一个各种颜色的花伞出现在眼前。它们在雨中，在一片苍翠的树丛中慢慢的移动着，渐渐远去……这真是一幅活动着的绝妙的风景画：细雨、绿树、圆伞，再加上圆伞下活动着的幼小身躯。这是大自然的美，毫无雕琢的大自然的美。这是生命力的无可抗拒，我忽然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在鼓舞着我。
熟悉的雨香又把我带到了自己的童年。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雨，那时，我们住在四合院内，常常在下雨时，搬出小板凳，坐在廊檐下，望着檐下一串串的珠廉般的雨洒落在地，溅起了无数的水窝。也有时和住在南房的哥哥姐姐隔着雨遥遥相望，听着雨声，闻着雨香，享受着诗一般的雨的境界，边唱歌，边说笑。那时真不知忧愁为何物。可如果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总也无法出去玩了，就又盼着雨停。记得祖母曾告诉我们说，如果雨总不停，可以剪几个纸人，贴在院墙上，雨就不下了。于是我们便都学着剪纸人。把纸叠成几层，用剪刀由头到脚，弯弯曲曲的剪出半面人来。打开以后，就是一串手牵手的小人。我们把它贴在墙上，就站在院中，不住的往天边看。据说是“早看东南，晚看西北”。果然那天边的云逐渐薄了起来，慢慢的便泛出了红色。雨便渐渐的停了。有时还能看到一弯彩虹遥挂在碧蓝的天际边。每当这时，大家都异常的兴奋。踩着院中的水洼，跑来跑去，全不顾鞋子已经湿透。
我们也常在上学时赶上雨天。但那时雨伞可没现在这么方便，经常是淋着雨，跑着步去上学。雨伞家里也有一个，可不是现在这种漂亮的花伞，而是破旧的、刷过油的纸伞。那是家中在必要时才用的唯一的雨具。这把雨伞还经常需要修补，记得有一次大人让我去取在外面修补的雨伞，我因为贪玩，人回来了，却把雨伞丢在了外面，挨了一顿好说。直到把伞找回，才算了事。那时，我们的生活很清苦，但我们却经常很快乐。我不知道大人是否也如此，而我们确整天都是无忧无虑的。那种童年的快乐，是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已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这应该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这五十多年中，我经历了无数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感到了人生多艰，看到了世态炎凉。这绝对是在欢乐的童年中所意想不到的。如今天地轮回，事物的发展，历史的延续，世态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有时我会想，这一切是真的吗？它会不会又是稍纵即逝？而现实的一切告诉我，它确实是真的，是实在的。但，这变化的到来也是来之不易的呀！虽是和平时期，它也同样是以无数人的鲜血、生命和痛苦为代价才换得来的。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代替了谬误。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如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得以享受一段宽松、自在的时光，虽然对我们来讲，它来得太晚了。但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和感激那些为了正义付出生命代价的，为我们铺平道路的人。
雨停了。天边的云已散开，露出了湛蓝的天际。茂密的树丛经过雨的洗礼，显得更加青翠鲜亮。回想十几年前，我们刚刚搬来时，这里一片荒凉，无有任何绿色。今天的壮观景象使我为大自然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而感动，也为能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大自然中而自豪。历史的规律不也和这大自然的规律一样吗？是任何人也不可逆转的。
面对眼前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种不“安分”的激情在内心涌动。我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如果……
我想，我没有理由气馁，没有理由灰心。我要抓住它，抓住现实，认真生活，享受生活。一切还来得及。我还能做许多事情，我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一个有残疾的孩子
人生的烦恼真的是多种多样，谁也不知道会贪上什么样的事。
女儿挺了9个月的大肚子，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1984年4月，她满怀欣喜的住进了医院，期待着那小生命的降临。几天的等待，4月19日，终于传来了女儿已分娩的消息。我上完了课，迫不及待的买了些糕点赶往医院。刚迈进医院门口迎面遇上了女儿的婆婆。她的神色有些异样，拉着我的手慢吞吞的说：“是个女孩，大人挺好，就是孩子有点毛病……”我的心剧烈的跳动起来：“毛病，什么毛病？”“兔唇，狼咽”我傻了。“兔唇”还知道，“狼咽”？真是连听都没听过。我呆呆的站在那儿，只觉得天旋地转，两耳轰鸣。刚才的激情、欢快，一扫而空。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冲斥全身。我稀里糊涂的随着女儿的婆婆去婴儿室看孩子。等了片刻，护士便双手托着孩子从房内走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着浓黑头发的小脑瓜和一双舞动着的小手，然后看到了睁得大大的、又黑又亮的两只眼睛，再就看到了鼻子以下的那令人心碎的，不忍目睹的裂开的嘴唇了。可怜的孩子，她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护士好心的安慰我们：“咳！这不算残疾，可以做手术……”又说：“不过，这样的孩子容易得吸入性肺炎，也许活不长”活不长？活不长倒也罢了。我想起在我幼年的时候，邻居家有这样一个孩子，大家都叫他小豁子。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门口，没有人和他玩，好像他生来就是别人嘲笑的对象。如今这样残酷的命运竟然落到了我家的头上。
在病房里，我见到了我那可怜的女儿。她眼泪汪汪，默默无语，好象她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强作镇静，向她说什么好呢？安慰吗？用什么样的话安慰呢？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无济于事。我懂得她内心无边的痛楚，我只说：“你得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我在昏沉中走出医院。马路上熙熙攘攘，人们似乎都很欢快，可是这欢快已经隔绝了我。我知道女儿这副沉重的担子将由她自己担下去，担到永远。
回到学校，同事们热情的询问母女是否平安，我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泪水不断涌出，我一下子趴在桌上，哭了个昏天黑地！
怎么办？这是无法解脱的烦恼，掏心挖肝的痛苦；这种烦恼也许会一生一世伴随着全家。
不少好心人来劝慰我们：
有的说：“别担心，现在国内有条件做这个手术”
有的说；“这也不错，你可以申请要二胎了”
也有的说：“我看不如不要，丑不要紧，总得全须全尾啊！”
“咳！不要好办，打一针就完了。”
“还用打针，几天不喂就完了。”
不要。再生一个，免去了多少痛苦。这个主意真的让我动心了。可是，再看这个孩子，她，黑黑的、圆圆的大眼睛，已能够转动着观察这个世界了，而且，她还常在睡梦中裂开嘴微笑呢。这个活生生的、越来越让人心疼的可怜的孩子，谁忍心用残酷的手段剥夺她生存的权利呢！
再没有人提起不要的事情了，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着作手术时间的到来。
回到家以后，最怕的就是有人来看。可是，是关心抑或是出于好奇，总是有人来探望这个难以见人的小生命。大家都是既同情又关心，他们连声叹息：
“怎么会这样呢？怀孕时吃药了罢？”
“是不是家里曾有这样的病史呢？”
“你有过流产的迹象吗？照过B 超吗？”
……
女儿需要一一应付这难以说清的问题，每有人探问一次，她就要经历一次痛苦。
这个小生命不能吮吸母亲的奶水，开始时只能用吸管往嘴里滴，后来她才逐渐的适应了奶瓶。两三个月后，她的脖子挺起来了，会翻身了，并且很爱笑，经常笑得咯咯的。她的眼睛总是四处张望，搜寻着这陌生的世界。可怜的孩子，她不知道，她来到这个世界给家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更不知道她自己将面临着多少艰难和凶险啊！
孩子五个月才能做手术，这段时间让人感到十分漫长，盼得心焦。84年9月的一天，孩子终于住进了北大口腔医院。
早晨8点钟，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家人们忐忑不安的守侯在门外，等待着几个月来盼望的那个美好时刻的到来。约莫两个小时，全麻后尚未苏醒的孩子被推了出来。只见她的鼻子和嘴被一个夹子夹住，上唇的缝线上残留着血迹。可是她的嘴已变成了樱桃小口，鼻子也端端正正的，她的整个容貌改观了，看着真另人感到欣慰。下午孩子醒过来了。她睁开了眼，眼神怪怪的，流露着恐怖的神情；她想哭，可是嘴张不开，只是发出了嘶哑的声音。唉！这是由于刚才经历巨大痛苦的余悸还在吧？可是尽管如此，她的亲人们还是热切的注视着她的刚刚手术的部位，憧憬着一个新开端的到来。
两天以后，孩子嘴上的夹子去掉了。大家每天都仔细的端详着她的鼻子和嘴，却觉得她的鼻子又不那么端正了。开始谁也不愿意说出，可那确是事实。她的上唇左侧，因为缝合过。所以硬硬的，紧紧的，而右侧却松软自如，于是鼻子就有点向左倾斜了。大家的心又都揪了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教大夫。可大夫却不以为然了，他说：“你们家属就是这样，刚做完满意，过了一段又不满意了。你要求完全和正常人一样，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话讲了。是啊，比原来当然是好多了，是我们企求的希望太高了？大夫的冷漠态度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孩子的伤口痊愈了，痛苦消失了，不知何为烦恼的孩子，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而且哑哑学语，也懂得淘气了。可是大人心里并不宽松，因为她的唇裂的遗迹还确实很明显，所以每当见到生人时，总怕人问起。这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时时的压抑着每个家里人。
三岁时，又做了一次腭裂的缝合手术。
按道理，该做的手术都做完了，可是作为她的父母、亲人，心里仍不宁静。看着活泼无知的孩子，心里总在担忧。她现在还小，长大以后她怎样，会自卑吗？会苦恼吗？她会生活得幸福吗？我心里也总在暗暗回答，会的，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啊！
大夫曾说过，这不算残疾，手术后既不影响劳动，也不影响思维。是的，我们明白，她完全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尤其应该成为战胜自我的强者；她经历了，而且仍将继续经历诸多的磨难，怎能枉来此世界一遭啊！我总想，我要向她讲明白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可以成为她榜样的例子。但是她会明白吗？
为了取得更理想些的效果，苦心的父母又为她做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主要是鼻部整形，在北京唯一的外科整形医院进行。正当壮年的医生大包大揽，满应满许，使孩子的父母对这次手术寄予了很大希望。他们请客、送礼，女儿甚至把脖子上的项链都摘给了大夫，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是孩子第三次从手术室出来了。她的左鼻孔插了一个小胶皮管，看着两个鼻孔确实对称了。三天以后，小管拿掉了；令人担心的事依旧发生了。因为渐渐的，她的鼻孔又不那么对称了，甚至改观很不明显。难道又是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可是事已至此，谁也不愿说起不满意的话，尤其是当着孩子。是这种手术难得成功，还是国内的水平差，还是我们没有遇到好医生？想到女儿把项链，亲手交到医生手中时的那种热切、期盼、感激的心情；想到孩子又一次所受到的苦楚，就感到寒心、愧疚。
孩子的不幸还不仅于此。在她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在抱着挽救即将破裂家庭的一线希望破灭以后，我毅然的接过了孩子。她的父母亲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分别离开了国土，奔向异国他乡。当时有一些好心人提醒我不要贸然接此任务。他们说,这会又费力又不讨好。我也明白此任务的艰巨性。可是，阴错阳差的，我当时已别无选择。
这以后，我真的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因为她不是一般的孩子。
我心理负担最重的就是担心她受歧视，挨欺负。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学校，我总是煞费苦心的去讨老师的好，讨同学的好，以博得她们善待孩子的心。她有了好的同学，我从心里为她高兴，千方百计的为她维护这种关系；听到老师肯定她的进步时，我受宠若惊，对老师无比感激。但孩子受嘲笑的事仍是时有发生。所以我也简直变得既敏感又脆弱，时时担心那可能会来的事。实际上，这样的事几乎就是时时伴随着我们，无法摆脱。唯一的办法，是解除她的心理负担。我和她说：“你不要往心里去，这不是你的错，是他们太无聊。”我说：“任何人的胖瘦美丑，都是无法选择的。让他们说去，你千万别在乎。”我说：“你把学习弄得棒棒的，处处比他们强。看他们还说什么！”我说，我说，实际，我内心深处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又怎能说服她呢！我确实想，她如果能够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让大家都佩服，也就掩盖了她的缺陷。但也许还是因为她是个孩子，我的话根本打动不了她。
在学习上，她的困难也很多。首先，腭裂手术后，必须纠正她的不正确的发音。象zhi chi shi z c s 的区别，和 j q x 的发声，她都很困难。因为困难，所以胆子小，既不敢问问题，也不敢回答问题。老师可能也怕耽误时间，很少叫她发言。我很不好意思的给老师送去了礼物，希望老师多给她些锻炼机会。礼物收下了，老师的笑容确实多了起来。但实际上孩子仍然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无奈，我只得在家里加强辅导，给她吃小灶。可事情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老师留的作业极多，几乎不到十点完不成，此时孩子已是哈欠连天，怎能再加小灶呢！况且老师每天都有想不到的，各种惩罚的名堂，例如：写错一个字，罚写三十遍；错一个标点，罚画一百个；卷子未上90分，重抄重做等等。我和她每晚都要疲于奔命的应付这些事，而且总是处于被动局面，总也翻不过身来。天哪！我这个三十多年的老教师，还自认为对学生有些办法，但是，在这些刚从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陪着笑脸，甘拜下风。唉，谁让咱的孩子不争气呢！
在烦躁的同时，有时便来了气；不敢对老师，而是对孩子来了气。或高声训斥，或抬手就打。当然，效果可想而知。我多次告戒自己不能着急，但是不行，火儿来了就压不住。而且变成了恶性循环。唉，做了一辈子教师，如今对自己的第三代却“黔驴技穷”了。每当我冷静下来时，就责备自己；而且多次下决心不发脾气；然而火儿上来依然忍不住。咳，连自己都管不住，有什么理由责怪孩子呢？
当然，孩子的学习成绩还算过得去。但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确实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它和我付出的心血和希望是绝对难以成正比的。
就这样，孩子上了中学。
一年以后，我送孩子去德国找她的父母。叶落归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且不说我在感情上能否割舍亲手带了八年的孩子，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德国她竟然和她的父母格格不入，互相难以适应。孩子觉得父母不体贴，父母觉得孩子毛病多。我来回劝导，却象一个蹩脚的法官，难以判断是非曲直。而且我的笨拙的招数有时竟把自己搅进去了。
后来我索性三十六计走为上，做了逃兵。实际上天也没有塌下来。我想，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确实是我管得太多了。我本不是救世主啊！
不管有多少教训，艰难的路还是走过来了。日后还要走下去，只是伴着她的不再是我，而是她的父母，她的母亲；也许，不久的将来就是她自己独立的走下去。希望她能够勇敢的面对今后可能出现或遇到的一切困难，象我曾经希望的那样，一直走下去。
替“母亲”讲几句话
“母亲”！多么伟大的字眼！每想到这两个字，我的眼前就出现许许多多母亲的慈祥的面庞，辛劳的姿态。但这里面没有我的母亲，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母亲。我出生仅27天，母亲就去世了。
从古至今，有无数诗文在歌颂母亲，歌颂母爱。有人说，母爱是永恒的主题；而我却从未体尝过母亲的爱。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一眼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让我感受一下母亲的关切爱抚的目光，让我听一听，哪怕是被斥责的，发自她喉咙的声音也好，我也就了却了此生的遗憾。可这只是一个梦，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
现在，我自己是一个母亲。我也不是一个成功的母亲，但以我个人的感受，想替世界上那千千万万个母亲说几句由衷的话。
我认为“母爱”确实是伟大的，永恒的。
所以说它永恒，是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母亲不是在为自己的儿女倾注着全部心血，她们吃尽辛苦也无怨无悔。
所以说它伟大，是因为当母亲在为儿女付出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到过需要什么回报。从十月怀胎，到儿女呱呱落地；从儿女学会了一颦一笑，直至长大成人，在辛劳与汗水铺就的过程中，做母亲的已经得到了无尽的满足和安慰，还会企求什么回报呢！
有这样感人的场面：三年自然灾害时，许多母亲勒紧自己的裤带，把仅有的粮食省给孩子；大地震中，在房屋倒塌的一刹那，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自己的儿女，母亲的脊柱断裂了，孩子却安然无恙；有的母亲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毫不犹豫的献出自己的肾脏，自己的鲜血，甚至自己的眼球。
千千万万个孩子，就在母亲的怜爱和庇护下，天经地义的长大了。他们张开了翅膀，脱离了母亲的怀抱。雏鸟变成了雄鹰，他们飞走了，飞远了。他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
而此时，母亲的脸上开始出现皱纹，黑发逐渐变成白发。但她们日里梦里仍在牵挂着，离开了自己的怀抱，已经长大成人，甚至已经有了自己家庭的孩子。也有的母亲，又用双手接过了第三代，再次含辛茹苦，全心全意的为子女奉献着自己的余年。
日月轮回，自然法则是无情的。终于有一天，母亲真的老了。她的脊背弯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甚至变得迟钝了，迎接她们的将是衰老和病痛。唉！最后，操劳了一生的，曾经是如此刚强的母亲，她们再也无法为儿女做些什么，能做的只是对逝去的一切，无尽的怀念。她们变得如此脆弱，如此爱伤感。此时母亲需要什么呢？我想，也许她们需要的是，能更多的看到些儿女的身影吧；也许她们想和儿女诉一诉，从来也无暇诉及的衷肠吧；也许只有此时，她们才想听到些儿女关切体贴的话语吧……还有什么？我想，母亲的要求，也许仅此而已。
但是，有些母亲虽望眼欲穿，也难得看到自己儿女的身影。可能他们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难以抽身吧！或许她们正在辛苦的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儿女忙碌吧！总之，他们对自己年迈的母亲，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们还未能体会到，已入老境的母亲的孤独和期盼子女的心情，未能想到母亲可能来日无多，更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也是父或母亲，岁月无情，自己有一天衰老以后，对子女也会如此期盼的。可悲的是，遗憾的是很多子女在母亲猝然逝去以后才认识到这一切，才痛悔他们做得不够，才想到母亲本来可以活得更长一些。可是已经晚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也有些不幸的母亲。她们一生辛劳，积蓄无多，不得不依靠子女的赡养。而狠心的儿女却互相推诿着对老人的赡养权。他们拿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来开脱自己对老人的冷淡和不尽心。他们对下一代满面春风，关怀备至；而对年老迟钝的母亲却冷若冰霜，横加指责。
奇怪的是，这些传统的中国的母亲啊！她们总是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从来不愿指责儿女什么过错。有的母亲为了抚育儿女，守寡一生。儿女飞黄腾达了，自己仍过着寒酸的，孤独寂寞的生活。
更有甚者，有些不肖儿女，他们花天酒地，享尽人间欢乐，却让年老的母亲挨冻受饿，甚至横加虐待。有这样一个母亲，她实在经受不住儿子媳妇的欺凌，在邻里的撺掇之下，一纸诉状告发了不孝的儿子媳妇。但，当执法人员来调查时，她又矢口否认了那一切。此后，她的儿子媳妇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最后，老人终于悲惨的死去。老人为何出尔反尔？是她们不敢相信我们的法律会替她们做主呢，还是她们对不孝的子女仍然存有希望？抑或是她们已经万念俱灰，难思反抗了呢？据说，这样的情形很多，值得深思。为什么中国的老人如此怯懦呢？以上所举，虽属个别现象，但，在偌大的，刚刚富裕起来，发展很不平衡，法律又不十分健全的中国，实在也不算少数啊！
我曾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幅画：夕阳西下，秋风瑟缩，一位老妇人坐在自家门前的矮凳上，望着辽远天空的一抹夕阳发呆。她的脸上刻着岁月留给她的深深的皱纹，两眼一动不动,直直的凝视着前方。她在想什么？她在期待什么？这是一幅令人沉重的画面。我记得那画面上的两个字分明写的是“母亲”，这样年岁的母亲已应该是子孙满堂了吧？可是她的儿子呢？她的女儿呢？在画面上陪伴她的只有枯枝、败叶和衰草。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母亲”的缩影？我觉得作画的人有些太残酷了……这幅画面在我的印象中久久驱之不去。
呜呼！我呼吁，被母亲乳汁喂养大的儿女们，不要忘记是谁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想想你的过去，你的童年，你心中的唯一，难道不是母亲吗？当你疲累、饥饿的奔回家中时，迎接你的还不是母亲慈爱的目光和温慰的话语吗？当你遇到困难，受到欺辱时，挺身而出，为你做主的还不是母亲吗？如今曾亲手抚育、扶植过自己的母亲变成了弱者，而应该帮助母亲、抚慰母亲的，除了已成为强者的儿女，还有谁呢！天下人孰无父母，孰无儿女，爱护子女，天经地义；关爱父母，理所当然。否则，天理难容！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开始听起来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不象歌，也不叫歌。而渐渐的，听来听去，让人感到了内中的辛酸意味。它道出了中国老年人的孤独境地，道出了他们的希望，宽容；也道出了全社会人的心声。
我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中国的老年人，尤其是妇女，确有其特殊性。很多人都是从艰难坎坷中走过来的，如今，她们需要关怀，不仅是儿女的，也需要全社会的。虽已“日薄西山”，但她们有理由要求晚年生活过得快乐，过得有安全感。
我希望，每一位步入老年的母亲都坚强起来。你们的过去也许不算辉煌，但你们做了该做的一切。无愧于国家，无愧与自己的子女，这也就够了。大多数的子女是好的，但如果真的遇上了逆子，那就不要委曲求全了。勇敢的诉诸法律，不要手软！因为他们不把你当作母亲，也就不再是你的子女了。
只谈母亲，回避了父亲，未免偏颇。父亲也自有父亲的甘苦，父子情深，感人的故事也多的很。我只是觉得从封建社会演变到今天的中国母亲，她们的酸甜苦辣更甚于父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