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洪朝辉博士1982年毕业于中国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1987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美国经济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佐治亚州沙凡那州立大学(Savannah State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和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主管科研与师资发展的准副校长(Associate Vice President)。洪朝辉博士共发表有关中国改革、经济史和中美关系等领域的中英文专著与编著六部、研究论文八十余篇，并得到各类基金会的二十余项研究项目资助。
中国特殊论
洪朝辉 著1-932002-51-0
$24.50
目 录
序 ………………………………………………………………i
导 言……………………………………………………1
第一节 中国特殊论VS 中国威胁论、中国奇迹论和中国崩溃论 ………………………………………………………………1
第二节 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3
第三节 中国特殊论的理论框架 ……………………………7
一、社会公正篇：中国的境遇
第一章 权力资本经济与制度性社会公正 ……………11
第一节 权力资本经济的特征 ……………………………12
第二节 权力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 ………………………16
第三节 美国社会的历史经验 ……………………………21
第四节 中国社会的对策 ……………………………………25
第二章 新私有资本集团的形成与蝉变路径 …………31
第一节 新私有资本集团的概念 …………………………31
第二节 新私有资本集团的形成路径 ……………………34
第三节 新私有资本集团的蝉变路径 ………………………44
第三章 城市贫民社会权利的贫困 ……………………53
第一节 社会权利贫困的概念 ……………………………54
第二节 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 ……………………59
第三节 美国治理贫困的路径 ……………………………67
第四节 治理城市贫困的思路 ………………………………74
第四章 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 ……………………81
第一节 农民土地产权贫困的制度因素 ……………………83
第二节 农民土地使用权利的贫困 …………………………88
第三节 农民土地处分权利的贫困 …………………………91
第四节 农民土地收益权利的贫困 …………………………95
第五节 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与农民的物质贫困 ……………98
第六节 治理农民土地财产权力贫困的方向与选择………102
二、经济制度篇：中国的路径
第五章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文化经济的障碍……109
第一节 传统专制文化的经济效应 ………………………110
第二节 平均主义文化的经济阻力 ………………………115
第三节 面子文化的经济机制 ……………………………119
第四节 文化传统与经济体制混合与妥协的可能 ………124
第六章 国有企业债务危机：综合治理的选择………127
第一节 国有企业债务的成因 …………………………128
第二节 国有企业债务的特征………………………………132
第三节 国有企业债务处置的政策选择 …………………135
第七章 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
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的焦点 ………………141
第一节 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动因 …………………142
第二节 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的特点…………………144
第三节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难点与局限……………………149
第四节 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的分权效应…………………152
第五节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集权后果……………………155
第六节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政策选择……………………160
第八章 农村剩余劳力的变迁：
独特的城市因素 ……………………………163
第一节 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计算…………………………163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力的城市因素 ………………………165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剩余劳力的解决………………171
第九章 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美国的历史借鉴 ……………………………177
第一节 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概念新论……………………177
第二节 土地投机、土地流动与西部城市化 ……………182
第三节 土地投机、人口流动与西部城市化 ……………185
第四节 土地投机、资本流动和西部城市化 ……………189
第五节 二十世纪下半期土地投机与中国城市化进程……192
第十章 土地改革的比较研究：
台湾的经验与教训 …………………………197
第一节 两岸土改深化的背景与动因 ……………………198
第二节 两岸土改深化的途径与特点 ……………………204
第三节 两岸土改深化的积极功能和负面影响……………210
第四节 两岸土改深化的经验和教训比较…………………215
三、政治文明篇：中国的特色
第十一章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反思：
中国地位的变迁 …………………………221
第一节 全球化的基本定义与研究动态……………………221
第二节 贸易全球化的历史变迁……………………………232
第三节 世界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反应的分类 ……………237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启示 …………………………239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稳定：
次强人机制的变动 ……………………243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中国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 ……………244
第二节 次强人的双重历史功能 ………………………252
第三节 理论启示 …………………………………………260
第十三章 农村社会的稳定：村民委员会的特殊机制263
第一节 村民委员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与历史动力…………263
第二节 村民选举与社会稳定 ……………………………268
第三节 村民委员会的权威与社会稳定 …………………271
第四节 法制建设与社会稳定 ……………………………276
第五节 政治参与渠道与社会稳定 ………………………278
第六节 村民自治与社会稳定的隐患………………………280
第七节 理论启示 ………………………………………282
第十四章 乡村政治文明的独特路径：
农民民主的进程 ………………………287
第一节 经济发展和民主选举互相分离 …………………287
第二节 民主选举与民主意识互不关联 …………………291
第三节 农村基层选举与城市高层选举互不相关…………294
第十五章 两岸和平与未来制度安排：
政治文明的台湾因素 ……………………299
第一节 大陆民主与两岸和平的关系 ……………………300
第二节 大陆、台湾和美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304
第三节 未来两岸关系的制度设计 ………………………307
导 言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激荡最强、文化震撼最烈的时期。中国正经历和完成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与婵变。但是，如何解释和理解中国急剧发展的特殊路径，如何解答一系列由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哥得巴赫猜想”，既是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丰富人类理论宝库的需要，更是所有关心人类文明进程、关切中国社会转型的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责任与义务。
第一节 中国特殊论VS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奇迹论
面对二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众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专家贡献了难以计数的学术成果，试图对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作出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大致而言，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1]、“中国崩溃论”(China Collapse)[2] 和“中国奇迹论”(China Miracle)[3] 予以归纳。
“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必然刺激军事力量的强化与政治野心的膨胀，因为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包括十八世纪崛起的大英帝国、十九世纪崛起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二十世纪上半期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以及二战以后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等，都不可能是和平地崛起。而且历史的事实是，坚持绝对和平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崛起，所以对“中国威胁论”者而言，“和平崛起”论只是个天方夜谭。尤其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不是西方普遍认同的民主制度，加上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所以，中国的未来走向必然是不确定、不透明、不可预测的，因而就具有致命的威胁性。
“中国崩溃论”则源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认为中国这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而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一旦瓦解，那么，其后果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疆藏蒙台的独立、“黄祸”向周边国家的蔓延。同时，中国现存的金融危机、两极分化危机、官场腐败危机、失业危机、三农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八支利剑，既是中国崩溃的导火线，也是中国政治危机一旦爆发后的八根最后的“稻草”，最后必将压死中国这头巨大的“黄牛”。
“中国奇迹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它是基於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以9%以上的超速增长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而且乐观地预测，这种不受国际政经风暴干扰的“旱涝保收”式的超常发展，可以持续到2020年，因为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渐进式而不是“休克”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功能都是有效的。尤其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能够有效而且及时地代表全民的利益、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大论者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却获得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对中国发展的解释情绪化和极端化，过高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例如，“中国奇迹论”对中国的赞美过于乐观；“中国威胁论”从反面高估了中国的破坏力量；而“中国崩溃论”则对中国的未来表现了过度悲观。
针对上述“三论”的极端化、情绪化，当代中国的研究呼唤一种中性和理性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模型。对此，笔者以为“中国特殊论”(China Uniqueness)也许是一种新的选择，因为“中国特殊论”没有鲜明的情绪性判断，它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依据中国二十五年来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必须指出，“特殊”不代表一种价值判断，因为“特殊”既不代表光荣、伟大和正确，也不代表耻辱、反动和落后，“特殊”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特殊”首先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它是一种奇怪的真实和反常的真实。它给理论家提出了挑战、留下了困惑，但它也为学者们提供了解释奇怪、认识反常的机会，为质疑经典理论、修正经典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与模型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样本。现有的理论必须服从变动的现实，而不是特殊的现实去迁就僵化的理论。
第二节 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过去十年，笔者认真观察了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特殊性和例外性，发现了一系列既不符合现有理论、也不符合各国现实的特殊存在，由此既留下了世纪性的困惑，也激发更深层的思考。
首先，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有三大独特的现象值得思考。例一，在过去二十五年逐渐形成的权力资本经济，既不是属於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本质是垄断和排他的。它是一种建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经济和文化经济的杂交体，不仅在西方的经典教科书上完全空白，而且在西方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前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变迁路径上，都没有平行的人、事、物可作借鉴。另外，权力资本经济的直接产物自然是权力资本集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权谋钱”、“以钱换权”，由此导致中国的腐败已经呈现体制化、糜烂化的趋势。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理论公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有可能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但在中国，东方文化孕育下的腐败并不一定阻碍经济的发展，西方定义上的搞腐败与东方习惯上的搞关系有时也常常可以混为一谈。於是，中国的贪官越反越多，中国的经济却越来越发展(参见本书第一章)。
例二，作为权力资本经济的衍生物之一，中国业已形成了另一个独特的新富豪集团，可称之为新私有资本集团。这一新集团的存在再度向现有西方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因为流行的经典理论认为，私有财产所有者和中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必然需要在决策层和立法机构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分享部分政府的权力，所以，他们的本性必然而又自然地反对中央集权，支持政治民主。但中国的新私有资本集团却是权力和政府的天然盟友，是维护共产党政权稳定、反对政治民主的主力，尤其是他们根本没有西方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所固有的追求自由独立、渴望监督权力的特性，而是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极力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权力的制衡。(参见本书第二章)。
例三，作为新私有资本集团跳跃式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也急剧增长。尽管物质贫困是所有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常态，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贫困，却是中国特殊论所必须关注的一大主题。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再次违反了“贫富不均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铁律”。今日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早已进入800美元的社会动荡警戒线，尤其是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0这一“百摩大三角洲”禁区，但仍然不见“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革命。代表全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只能忍受和接受少数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权利歧视和社会排斥，而且权力拥有者不仅施行制度性的歧视，而且广告式地宣扬歧视。这就是中国式的权利贫困及其对权利贫困的反抗方式。(参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
除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存在不可思议的中国境遇之外，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有三大困惑需要学者的理论解释。
其一，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不仅是一个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修课，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但是，中国的特色是在两种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双重嫁接，最后孕育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在传统文化和共产党文化所固有的专制、面子和平均主义基因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就必然出现与西方经典股份制背道而驰的独特现象。例如，它们的改制方向不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制，而是奇特的股份合作制；西方股份制的产权是明晰但又充满刚性，而中国则是模糊但富有弹性，存在大量的政府股、权力股和集体股等令比尔·盖兹都看不懂的“怪股”；西方的人事制度和决策制度是由董事会民主决定，但效率低下，而中国是专断但快速有效；西方主张资本控制劳动，强调一股一票，而中国则不得不考虑劳动控制资本，习惯于一人一票；西方强调资合，认资不认人，而中国则注重人合、人和，导致企业规模难以扩大；企业的透明是西方股份制的命脉，中国的企业则最忌讳公开、透明；西方习惯用法治管理企业，中国则更愿意通过人治解决争端。(参见本书第五章和第七章)。与此文化经济的特点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特色。企业可以只借不还，债多不愁，银行可以不顾呆账超越国际公认的警戒，永不倒闭。“狼来了”已经在中国金融界喊了近二十年，但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照样生命之树常绿，巍然屹立。(参见本书第六章)。
其二，城市化又是一道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城市化和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力是多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但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象毛泽东时代那样，通过行政强制、通过反城市化等手段(如干部下放、知青下乡、户籍制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人为制造政策性的农村剩余劳力，孕育出工业化与城市化逆向发展的中国式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城市化越倒退。然后，邓小平时代又将农村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离土又离乡等政策，将农民推向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城乡两元体制之间，又创造性地培育了一个小城镇作为缓冲和杠杆，建立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力、加快城市化的中国模式。(参见本书第八章)。而且，中国的土地投机也为城市化提供了资本流动、人口流动和土地流动的独特动力，给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增加了另一种色彩。(参见本书第九章)。
其三，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基础，也是区别于世界常态的一大经济特征。家庭责任承包制和双田制既不是西方所特有的土地私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土地公有制，它是在不触动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做了一些不彻底的变动。以西方经典的理论和实践的标准，这又是一次不伦不类的土地改革，因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没有稳定的所有权，就不可能有理性而又长期的投资土地行为和保护土地行为。但是，中国农村从1978-1990年代中期的发展表明，这些不合西方规范的土地改革不仅可行，而且有效。(参见本书第十章)。
二十五年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局限於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也已悄悄启动，但中国又在走一条不同于世界主流和潮流的道路。例一，全球化已成一个世界潮流，但中国的发展又是一个自外于世界常识的个案，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表明，全球化必须是“全面”发展的全球化，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必须而且只能在政治制度、国际行为、法律制度、新闻体制、文化信息等方面与世界主流接轨，不然的话，只能是片面的和有限的全球化，永远无法达到“先知先觉”的境界，只能处於“不知不觉”、“半知半觉”或“后知后觉”的浑噩状态。很显然，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的努力方向一直坚守在经济全球化的底线，但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却一直在急剧发展，社会不停地在进步，文化也不断地在走向多元。也就是说，坚持政治体制不变，经济改革照样可以有效推动。(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例二，在政治强人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上，所有集权国家的历史都证明，强人的存在有助于社会稳定，同样，强人的去世则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政治强人(慈僖、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过世，都没有导致立即的天下大乱，因为这三位强人之后出现了中国社会所独有的三位次强人(袁世凯、蒋经国和邓小平)，而且在三位强人和三位次强人之间，都出现了三位功能特殊的过渡人物(溥仪、严家淦和华国锋)。上述九位人物既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延续作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最终使二十世纪中国避免了因强人的更替而常常出现的天下大乱。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后中国稳定的现实，也再次证明次强人机制的有效性。(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例三，中国的村民选举也对学术界公认、以及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常识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首先，经典的政治理论认为，选民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对民主选举的质量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文盲加赤贫的农民是不可能完成一次高质、有效的民主选举。但是，当八亿农民成功举行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高度规范的直接选举，就导致上述理论显得极为苍白，它表明人类在温饱尚未满足的条件下，是可以追求民主、享受人权的。同时，另一类常识认为，民主不利于稳定，但中国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却证明，获得自治的村民更懂得如何遵守民主规则、服从民选领袖、履行应尽的经济义务。再者，一般以为，必须先有民主意识，才能推行民主选举，也就是说应该先有感情，后有行为(犹如先恋爱，后结婚)，可是，中国的农民就是可以在没有民主意识、缺乏民主知识和民主教育的状况下，实行严格犹如西方规范的民主选举。(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
例四，国家统一和分裂是几乎每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挑战，但海峡两岸的统一却具有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特点，因为两岸不仅存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和存在民族矛盾(台湾人VS中国人)，也存在国家认同的冲突(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VS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有复杂的美国因素、国共内战和冷战遗产等。尤其是“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并不能决定它在台湾的适用，因为港澳的主权与治权是长期分离的，而在台湾，主权与治权从未分离过。对此，富有中国特色的“保持现状”是一种既消极又积极的平衡与制衡，出现了“不独不武”、“不武不独”的两岸默契。而且，中国大陆所排斥的中华邦联制，也许是一种未来打破僵局的选项，因为在理论上，邦联是指国与国的联合，但是，经过中国式的改造和美国式的借鉴，邦联制本身存在许多“一个中国原则”的制度因素。既然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敢於和善於创造了这么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异类”，为什么在两统一问题上就如此缺乏想象力呢？(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第三节 中国特殊论的理论框架
上述反映在中国社会阶层、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和“怪异性”的事实，可以统称为十大“中国现象”(China Phenomena)，它们都对流行的理论和各国的实践提出了证伪，学者们有理由困惑，是经典的教科书错了，还是中国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异数”和“异类”，应该而且必须要自外於世界潮流和国际规范？或者人们还需要等待，等待中国未来的发展现实来证明经典理论的正确，等待中国最后进入世界潮流的大家庭？对此，笔者以为，学者的使命是针对现实，去及时、准确地解释事实，并由此创造新的理论，而不是用事实去迁就现成的理论，或者用传统的理论去等待现实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和经典的理论之所以对上述十大“中国现象”难以作出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在於它们都具有一个线性的思维逻辑和框架，将各种社会阶层、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理解为一种线性状态，共同假定中国的未来指向一定是多元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它们的发展轨迹也许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且断定现存的各种“中国现象”只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传统迈向现代一条直线上的中介点，所以这些不合常规、违反常理的“中国现象”必然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最终的结局必然与西方的常态是殊途同归。
同时，这种以线性思维为主体的西方理论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相一致，习惯运用鲜明的价值判断，将所有人、事、物理解为一条直线上的左右两极，不是地狱就是天堂，不是魔鬼就是天使，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於是，西方人普遍习惯将中国的领导人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两极，但这种两分法就难以将普遍存在的权力资本集团和腐败分子予以准确归类。例如，象沈阳前市长慕绥新等，他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改革意愿和改革政绩，应属改革派。但另一方面，其个人的私德对改革事业进行了蛀虫般的侵蚀，这样又应界定其为反改革派。这就导致保守/改革的线性分类出现尴尬的境地。所以，在政治光谱上，如何定位无处不在的腐败集团和权力资本集团，就对传统的线性思维提出了一大挑战。
对此，中国特殊论旨在更为准确地解释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发展所衍生的“中国现象”，它的主要理论框架是由三角思维来代替线性思维，试图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人、事、物理解为三角的互动和三角的结构，而不是线性的两极。其实，上述的十大“中国现象”都是对两极选择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发展自外于世界常态的第三种选择和第三条道路，例如处处存在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经济；有别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腐败派”；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和民国官僚资本的权力资本集团；区别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土地贵族的新私有资本集团；不同于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动机贫困的权利贫困；不同于西方股份制与东方合作制的企业股份合作制；区别于城市化与乡村化的乡镇化、以及区别于乡村企业与城市企业的乡镇企业；不同于人民公社制与土地私有制的家庭责任承包制；有别于既全面拒绝全球化、又拒绝全面全球化的有限的经济全球化；既不是强人、也不是弱人的次强人；不同于无知愚民和赤贫农民的“高素质文盲”选民；以及不同于战、也不同于和的维持现状长达五十五年的两岸关系。
诸如此类，如果人们将这些“不入流”的第三种选择置入三角思维的理论框架，就有可能产生三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表明三角之间（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权力资本经济）存在一定联系，但却是互相独立的。权力资本经济的未来归宿不一定是市场经济，也不一定是计划经济，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甚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流行的经济形态。它也是中国辩证法所揭示的一分为三哲学的表现。
二是三角不象直线，它没有既定的发展方向，由此表明西方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模式，中国经济不一定与西方的流行范式接轨，两者更不一定是殊途同归，任何不切实际的善良“幻想”需要幻灭。权力资本经济也许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基因、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孵化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的特色和贡献在于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方形的轮子”，它用灵活的多矢选择代替了僵硬的单矢定向。
三是三角思维有助于提倡价值中立的观念，它有助于人们既不要贸然断定权力资本经济的好坏与优劣，也没有必要追求“市场崇拜”或“政府万能”，因为“方形的轮子”（权力资本经济或股份合作制）不一定是坏轮子，而“圆形的轮子”（西方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也不一定是适合中国“羊肠小道”的有效轮子。所以，三角思维更能够帮助人们建立一份理性的平常心，也能够帮助学者逼近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促使学者淡化价值观判断，侧重功能化评价。
总之，运用三角思维能够深化认识中国发展的特殊与例外。美国学者曾经为了合理解释美国在二十世纪迅速崛起的事实，运用了“美国例外论”，指出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如两大洋保护、两个弱国环绕)、几乎不存在的封建专制包袱、取之不尽的西部土地、用之不竭的外国移民和黑奴、多元自由的宗教信仰、成功的美国革命和一部举世无双的美国宪法，都为美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先天条件。一旦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获得了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并由此更新与创造了大量的新理论，来解释与理解美国的奇迹。这就是成功的魅力，更是理论之树得以常青的动力。
因此，特殊的中国发展道路呼唤着中国特殊论的诞生，而中国特殊论的成功建立必将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改写和增添新的理论体系，促使“不入流” 和非主流的“中国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常识和主流。
[1] Nicholas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Nicholas Kristof,“The China Thre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03.
[2] Richard Ber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3] 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内容节录
第一篇 社会公正篇：中国的境遇
第一章 权力资本经济与制度性社会公正
二十五年的中国改革已经成功地结束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但远未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相反，在由共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所谓的权力资本经济(the Power-Capital Economy)，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了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的严重不公，并开始经历空前的两极分化阶段，“马太效应”正在加剧蔓延。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权力资本经济的产生动力和特点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中国能否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抑制权力资本、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公正？尤其是，如何严格区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与制度性的社会公正？如何既不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又能够建立二次分配的机制，扶弱济贫，促进共同富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认真面对、深刻反思。
第一节 权力资本经济的特征
在经济学意义上，权力资本经济属于一种混合经济，其实质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它的内涵和表现方式有两种：其一，它是政治权力（A）与经济资本（B）结合以后，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C），它与原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存在关联，但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其二，权力资本经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综合，它的产生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特征和经济资源配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二为一的状态。所以，A与B的结合既有可能产生新的实体，出现三足鼎立、互相独立的三个实体，也有可能合二为一、互相融合。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就是两者兼具的怪胎。
中国权力资本经济产生的基本环境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直接有关，而这种过渡的基本特点是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权力捉弄财产”，权力这只有形的“脚”成功地操纵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在权力资本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竞争的最重要资本和最主要形式是权力，而不是市场、资金和技术。而且昔日政治竞争的官本位开始演变为今日经济竞争的权本位，权力的大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 也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
在中国权力资本经济的起源时期，它的一大特点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不公正，包括起点不公正（缺乏“获取的正义”）和规则不公正（缺乏“转让的正义”）。 中国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集团的起源，主要得益于四大制度转型的历史机遇。
其一是1985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其实质是价格歧视，实行同物不同价，价格面前人人不平等。价格双轨制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家庭耐用消费品价格双轨，如倒彩电票等；二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尤其是钢材价格；三是货币利率的价差，其差额的盈利则是空前的。 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高达1000亿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 有人称之为“寻租性腐败”， 此乃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第一顿免费午餐。
其二是股份制改造和股票热，它又为权股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在1992年，仅广东省通过发行所谓的“内部股”，就筹集到资金100多亿元。经过1990年的股市狂潮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的事实，极大地推动了假股份制改造为名，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送给当地政府官员“权力股”，从中得到政府的廉价地和廉价物资。 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第二顿免费的午餐。
其三是中外合资企业。在八十年代初期，当一批国有企业与外资进行合资之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往往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严重低估，由此导致中方资产所占合资企业的比例大量下降，但作为负责人的好处是暗中吃“干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一部分送给中方负责人。据统计，到1992年，全中国8550多家与中外合资的企业中，有5000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高达460亿元。1982年到1992年，全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大约高达5000亿元。 此乃少数当权者所享受的第三顿免费午餐。
其四是开发区的土地投机。1987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开发区热。其实质是“当代中国的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 据统计，截至1993年2月政府宣布清理开发区地产时，中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当时全中国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而且，大部分开发区的土地是耕地，1992年中国净减少耕地超过1000万亩以上。问题的关键是，划拨土地的程序是不公正、不公开的，因为它的供给方式大多不是通过公开招标，而是行政划拨。权力是主导土地供给多少、供给方式和供给对象的最关键要素。这样，国有土地犹如国有企业资产一样出现了空前的流失，但土地流失的金额远远高于国企资产的金额，据不完全统计，土地的隐性交易损失每年高达100亿元以上，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到位的损失每年达到120亿元，由于土地闲置每年损失土地收益则高达800亿元。 这可谓瓜分国有土地的最丰盛的第四顿午餐。与此同时，大致而言，今日中国的权力资本集团起源于四大群体。一是国有资源的主管，他们包括管理国有土地、计划指标和金融资源的主管。他们控制计划内土地与物资的审批大权和国有银行资金的使用权，其牟利的手段是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据统计，因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所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7.4亿元，占2000年GDP的0.04％。
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他们利用国有资产的流失，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利用“金蝉脱壳”之术，用国有资金另立数家私有公司，借此转移国有资金，另立门户，但仍然擅用国企资金支付私人公司的巨额公关等费用。到2000年底，51％的改制企业逃避或废弃银行贷款本息高达1851亿，占当年GDP的2.07％。三是权力与金钱交易的中介者。他们包括退休官员、现任官员亲属、社会能人等，他们成功地将官员的权力转化成金钱，成为官员傍大款的中介，其中所收取的“中介费”，往往使他们一夜无本暴富。
四是海外中资机构的经营者。他们利用公款炒股、炒外汇、炒房地产，尤其是通过大量走私暴富，走私案值每年约在300－400亿元，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4％－0.5％。
另外，这一权力资本集团主要遵循三大模式，促使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其一，“以权谋钱”、“以权抢钱”或“一家两制”模式，即父子、夫妻或兄妹分别控制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中实现。这种寻租行为与中国文化基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按权分配”的体制和文化已经成型。
其二，“以钱谋权”模式，即以体制外的物质资源与体制内的权力资源进行交换，包括一些外国资本，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高层的特殊关系，进行“寻租”活动，取得经营特权。有意思的是，多数在中国的外资公司不是尝试去改变中国的人治现象，而是入乡随俗，花重金成立公共关系部，在“寻租市场”上与中国大陆及港台企业进行“关系竞争”。
其三，“以知（识）谋钱”和“以知（识）谋权”模式，即一批知识精英通过各种方式与权力集团结盟，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寻租”，将自己的科技能力、经济理论和法学知识转化为资本，尤其是在理论和舆论上为权力资本的合理化提供正面依据。如果说，官员和商人的腐败是古今中外的常态，那么知识分子的腐败则是一大异数，它正在冲垮社会良心和人类正义的最后一道堤坝。这样，上述四大机遇为四大集团提供了寻租的平台，而四大集团又独创了三大寻租的模式，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达到了极至。据统计，1999－2001年期间，由于各类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总量比重高达14.5-14.9%。 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有关研究表明，在八十年代，由于权力资本所导致的非法收入，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由0.2961上升到0.3888，增长了31％。 据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急速增大，1994年突破0.4的警戒点，到2001年，已经超过0.45。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第二节 权力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
问题的关键是，权力资本经济所衍生的不公和不平是否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本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很显然，在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资本是计划经济的“绵羊”，如今它已经成功地冲出计划经济的牢笼，成为唯利是图的“虎狼”。但是，这一畸生的权力资本经济与西方意义的市场经济法则相去甚远。
第一，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集团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因为“赤裸裸的权力不承认竞争或冲突”，对它根本无约束可言。 这样，权力资本集团往往本能地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旨在强化其垄断地位。必须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与西方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金融资本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的权力资本是全能的，它全面经营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地产等领域，不分专业和行业，有钱就赚； 另一方面，它促使产、官、商、学四位一体，政治人、经济人和知识人合三为一，盘根错节。
这样，这一经济形态就具有天然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它不仅能够促使“市场失效”，而且能够制造“政府失效”，往往出现有形的官场控制无形的市场的普遍现象。 如果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权力资本集团必定极力反对，并力图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往往能够获得成功。
所以，权力资本经济一方面反对新兴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由此就阻碍了新的投资扩大，另一方面又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由此就抑制了需求的扩张。 有人提出，这种垄断行为类似在一条本来畅通的全民积累修建的公路上，突然被许多有权者设卡收费，其实质已经不是什么寻租，而是索贡，并由此形成了“索贡经济”。 而且，政治权力的垄断体制更能强化权力资本的垄断性，因为它不受竞争的制约，所以能够有助于通过权力的集中行使，达到财富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它不允许有效参政，因此容易产生寡头政治，并不十分关心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或民主政治。 据中国国家审计局统计，由于这种经济形态的垄断性，中国每年被贪污的资金高达150亿美元，高于国民经济产值的1％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权力资本经济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近代官僚资本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在本质上两者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结合，而且在1937－1949年期间，国民政府的双轨经济（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所导致的双轨外汇制和双轨汇率制，逐渐形成了垄断的官僚资本。 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其垄断程度高于当代的权力资本，而且它是官与权的结合。而当代权力资本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权不等于官，有权不一定有官，而有官不一定能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因为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政府的法令公开禁止官员和军人经商。但有钱则必定意味着有权，或将钱变现为权，这也是中国权力市场化的一大遗产。所以，如果近代官僚资本时代是官本位的话，那么，当代权力资本时代则是权本位。另外，当代权力资本经济暂时没有形成明星级的寡头，但是它的涉及范围远远广于近代官僚资本，因为任何有钱或有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资本经济的潜在基础。
第二，权力资本经济下的资产不是重新投资国内的产业，而是大量转移国外。由于权力资本经济下所获取的资产存在天然的不正当性，加上权力资本集团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资本家，缺乏企业家、资本家所固有的创业精神和长期投资行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据统计，1997年，中国的外逃资金是364.74亿美元，时至2000年，外逃资金猛增到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才40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1997－1999年期间，平均每年外逃的资本占每年的GDP比重达2％。 而且，外逃国外的资金也不是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可能是非法或不正当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了储蓄名实制，相当程度上堵住了黑钱的流通，于是逼迫大批“灰色资产”和“黑色资产”外逃。
由于资金持有者无法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只关心短期的消费，不关心长期的投资，所以，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正在重蹈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将大量资金挥霍于消费领域，而没有及时地转化为企业资本，其后果有可能象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一样，迅速衰落，而当时的英国则及时将资本原始积累投入产业发展，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必须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在本质上与欧洲古典的市场经济并不相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经济不一定都是起源于超经济的强制和“权力作弄财产”式的专制行为，例如北欧、瑞士和德国等，就没有经历此类海盗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从事资本原始积累最出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失去了发展的后劲，即使是英国，尽管经历了完整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但它毕竟将资金投入产业，将资金转化为资本，而且将农业社会的传统资源转化为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要素资产。
第三，市场经济的一大精髓是法制经济，而中国权力资本经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存在许多违法的特性。 目前中国权力资本集团中的相当部分成员，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和市场手段致富的，“多行贿少纳税”是他们经商成功的一大法则。 1999年国税部门查处违反税收法规资金93.7亿元，占当年GDP的0.105%，18个中央部门应缴未缴预算收入达17亿元，20个部门滞留财政资金56亿元。即使那些号称白手起家的私营企业，也通过许多不符合西方标准的“歪门邪道”而迅速暴富。例如，这些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既不是通过计划指标合法取得资源，因为它们被排除在计划体制之外，但也不是通过市场致富，因为在中国没有法律规章的市场条件下，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资源配置。所以，在中国显然存在一个既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指标配置体系，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体系，而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情缘等“三缘性”关系的权力经济的配置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影响资源的流向、规模和对象。 所以，权力资本经济的一大特性是关系至上(rule by connections)，而市场经济的精髓则是法制（rule by law)，两者格格不入。法律的宗旨是促使交易的公正、公开和公平，而关系学的法则则是人情、随意和特权，这也是权力资本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
第四，权力资本集团阻碍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而中产阶级成长的质量和数量是市场经济成熟与否的一大标志。按照传统的西方理论和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经验，中产阶级是法治和民主的政治支柱。 但这一理论在权力资本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事实。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或私营资本家在争取自身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两大选择：一是争取民主，监督特权，向现存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政治经济体系挑战；二是与现存的权力资本集团合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认为后者的成本低于前者，而收益则大于前者，因为挑战庞大的权力资本集团，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于是，为了与权力资本集团竞争各种经济资源，促使大批私营资本家向政府靠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民营资本家主动要求加入中共。据统计，中国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例不断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到17.1％，2000年更高达19.8％。 随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成为国策，未来中产阶级必然大批加入中共。尤其是，在社会寻租和文化寻租的大环境下，中产阶级视“以钱谋权”为一种长期投资，投资自然寻求回报。但中产阶级在寻求这种寻租利润的回报过程中，既奉献了金钱，更重要的是牺牲了精神人格和政治独立，因为这种权钱交易的结果，必然促使权力资本集团和中产阶级实现政治经济联盟。而且这种联盟不是什么人为强制的结果，而是中产阶级的自觉自愿和理性选择，因为一旦中产阶级对现存的权力集团进行了“关系投资”之后，他们自然希望维护和维持现存权力集团的主体和结构不变，不然的话，他们先前的投资不仅将减少收益，而且必须动用新的更庞大的资金去投资新的权力集团。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可能不是象西方传统意义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一支自由和民主的力量，而是一个稳定和守成的社会阶层。
因此，基于上述四点理由，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既不属于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正面催生市场经济的未来发育，更不一定为中国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提供正面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