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世时，我九岁。
爸爸难得在我面前现出他的无奈和忧伤。印象里，他常常是笑着。爸爸的眼镜又大又园，黑色粗边，是最老式、最便宜的那种。远远望去，整个脸的四分之一被眼镜占据。上面加一顶帽子，下面加一道微微向上弯曲的弧线代表他笑着的嘴，那就是他了。
1953年秋天，九月一日吧，下午三点钟。我从理志小学放学回家，沿着安亭路往北跑。远远的望见爸爸站在永嘉路牌旁，就是那个样子。他对我比划着挥手，意思是叫我别急别跑，过马路得小心。我高举着刚发到手的新课本，第一页印着彩色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我得把这个发现赶快告诉爸爸。那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跟天安门画页上的天空一样。爸爸也是笑容满面。现在我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看到我高兴的缘故啊。
最早的记忆，是爸爸带我去乘电车。乘车一般总是去横浜桥，看五表伯。到了四川北路，常常是快开晚饭了。五表伯娘很会做菜，她往我的碟子里加一块咸蛋，我却指指另一块。“噢，你到看中了这一块！”她不知道我喜欢吃蛋白。效环表哥做的轮船模型，感应起电机，都陈列在玻璃柜里，所以五表伯家就是我的博物馆了。可惜，不久去不成了。听说周家不知是谁被关起来了。
还有一次，爸爸带我到城隍庙九曲桥边的茶馆喝茶。满屋子人声噪杂，烟雾弥漫。坐了一会儿爸爸就带我出来，在后来的文化广场北门下车。当年，那里是个大空院子，搭起了很高大的芦席棚，在棚里举办着一个水彩画展。爸爸拉着我的手，慢慢穿行在挂满画作的棚架中间，不时地摇摇头，也有时伫立良久。58年大跃进和66年文化革命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其中行走，总会勾起这段愉快的回忆。那次经验使我第一次领略水彩的魅力。
再有就是去多福里。四爷爷四奶奶，七姑姑十四姑姑和位诚表舅都住在那里。四爷爷屋里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骏马图，特别肥的一匹马，浑身有半透明的花纹。用墨居然可以画出似乎从皮下脂肪透出来的花纹，多了不起！那时属虎的十四姑姑快跟杨朝津姑爹结婚了，哥哥画了一幅漫画，一头山羊，西服革履，系着领结，挽着一头披着婚纱的老虎的前爪。十四姑姑喜欢得大叫“小桂是天才”。
我念了一年幼稚园。其间，有个孙姓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他把我找去拍了一个科教短片，我挣了二十块钱，买了一双皮鞋。后来上一年级了，他们又来找我要拍一个故事片，被我一口回绝。十三姑姑知道以后急得直搓手，一再叫爸爸再考虑考虑。爸爸得意地不吱声，坐在藤椅子上，抽着烟斗，一个劲的晃腿。
继大姐姐参军以后，1953年，哥哥也到东北去了。朝鲜战争结束，全国都在议论经济建设，“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哥哥从东北给我寄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爸爸也把《多装快跑》那首歌词改成“把哥哥送到东北，把姐姐送到前方”。
又过了一年，有一天上午，突然爸爸回家了。娘问：“今儿怎么这么早下班？”
爸爸缓缓地坐到椅子里，低着头，突然泣不成声：“倩文，我对不起你！我被开除了！”
我预感，我们家的厄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