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后，放弃了直升务本女中的高中部，为了能补贴家里收入，想考师范，挣一些生活费。由于家庭出身不合格，未能录取。当时家里生活全靠的是大伯每月寄来的四十元钱，爸爸每看一次病买药都是向单位或九叔那里借的（说是借，其实也没还过）。每月赊来柴米油盐，拿到钱再还上个月的。于是我急于找工作，到里委要求当街道托儿所阿姨。里委劝我说，我的情况已反映给劳动局，叫我不要着急，等个好一些的工作。四月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人事科长刘心坦到永嘉路来，坐在大门洞外的石阶上和我面谈，当即决定录用我去药物所工作。我只为有了工作很高兴，可爸爸比我要高兴得多，他说真了不起，咱们的小欣进了科学院了，太想不到了。他一面拍手一面唱：“嘿拉拉拉拉嘿拉拉拉”，手舞足蹈起来。
所幸的是，我上班后第一次的收入能赶得上给爸爸用。可是他的病情很快恶化，蒋伯伯说他这个病有传染性，二奶奶让娘带着我们到四楼一个小房间去睡。白天我们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娘一人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小田，忙的没有一点空闲。我下班回来天天在弄堂里洗一大盆衣服，但每天的饭菜全是娘一人操劳，还要受很多歧视。记得有一次小田坐了一下钱家放在弄堂里空着的小板凳，让钱奶奶给抽走并驱赶小田。小田哭了，当时在三楼帮佣的裁缝“老板娘”气得一下子买了六只小板凳给小田坐。
不久爸爸病的起不来了，浑身发紫，瘦的落形，躺在床上就像个骨头架子，可手脚却肿得老大。娘累了一天，晚上要照顾乔田，爸爸又没人管，于是我每晚睡下面，给爸爸端端水喝或倒倒尿盆等。天黑了就把席子铺在弄堂大门洞那里睡觉，蚊子把我的脸手和双腿咬出好多的红包，像五芳斋的赤豆粽似的。
后来爸爸开始大吐血，我和娘轮流用脚盆、痰盂接着再倒到阴沟里。我觉得爸爸日子不长了，就到派出所，问他们能不能现在给我爸摘帽？能不能让他无憾地走？但他们始终没有同意，说原判三年改为两年已经是从轻量刑了。
爸爸临终的前一天，叫娘把乔田都带到他跟前，他说想看看他们。那时咱们那小屋中间的门是关闭的，为的是避免爸爸的病传染。可那天娘拉着他们俩的手，不敢把他俩太靠近爸爸，就站在中间全开着的门边。娘紧拉着他们的手不敢放，怕他俩手触摸到屋里的东西。爸爸深情地看着他们好一会儿，娘问“行了吧？”爸爸缓缓点头，娘赶快拉着他俩走开了，随即关上门。
我等娘回来时才走开，爸爸什么也没再说。
次日清晨，娘一进去，觉得不对劲；再请蒋伯伯来看，证实爸爸已经走了。娘在院子念起佛号，但那念的声音是多么的凄凉啊。注销了户口，收尸车很快就把爸爸车走了。没有哭声，没有送别的话语，就这样，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