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年暑期，我终于盼到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学校将暑期伙食费发下，可买集体票回上海。自离家两年多来不知做了多少次回家梦，一旦如愿，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临行之前就好几天睡不着了，那时从沈阳到上海，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天津要换车，浦口要乘船摆渡，没有卧铺，和同学们相互依靠着东倒西歪的打盹，困极了就用报纸铺在座位底下轮着睡。到第四天清晨四点，火车伴随着《歌唱祖国》进行曲，缓缓进入上海站。我们都激动万分，所有的旅途劳顿一扫而光。
踏上上海站的月台，一股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嘈杂的人声车声，闹市已在蠕动。快节奏的上海话音已久违了，我和同学们做了简短的回程约定，便急不可待的跳上15路公共汽车，一站一站的数到了衡山路高安路口下了车。
啊！路口的大生食品店，永嘉路沿街的永泰杂货店，路边的大饼油条摊，老虎灶，一栋栋熟悉亲切的楼房，我奈着性子控制自己不要跑起来，终于一步步走到了家门口。激动心跳的用手拍门，“谁呀！”是娘的声音，“是我，小桂！”我大声的喊。“啊！哥哥回来了！”弟弟妹妹的欢叫声，接着是爸爸笑声“哈哈，小桂子！小桂子！”。
爸爸给我开了门。他穿着短裤，多病瘦弱的身躯好象更矮小了，花白的短发显得越发憔悴，我心中不免辛酸，喊了一声“爸爸”就随他走进小屋。房间也显得更拥挤窄小，也许是我个子长高了，总之我也比走时也健壮的多。妹妹弟弟们都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惊喜的看着我，娘说：“呦！这麽高啦。”。最小的田弟已三岁了，我走时他还在襁褓中，他瞪着眼睛看我很陌生。娘告送他：“这是大哥哥。”娘一边挑开蚊帐，一边穿衣，我看到娘身上破的如蜘蛛网般的背心，还是我离家时穿旧的，心里惨然，相比之下我穿的太好了，因为回家之前，为了体面一点，我把公家发的棉大衣卖了，买了一条时髦的帆布裤子，和一件套头的短袖汗衫，娘看到我穿的这麽整齐，欣慰的笑着。
接着我向爸爸和娘讲我在外面的生活情况，好象有说不完的故事。原要去热河省工业专科学校，因经费没批下来，不办了。省工业厅要把我们就地分配工作，我们觉得年纪还小,出来主要是为了求学，故坚决抵制。于是省里把我们送到承德行政干部学校学政治，学了八个月，同学都不安心，天天三五成群跑到省工业厅讨说法。最后总算幸运，当时第一汽车厂正在筹建，需要培训基层管理人员，就把我们这批学员接管了，并送到沈阳东北财经学院培训，成了调干学员。过去这些情况，我一直瞒着家里没说，爸爸和娘听着，即为我担心，又为我庆辛。
家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欣妹上中学二年级了，她看上去长大了许多，我们都好象告别了童年。她送给我一本红封面的笔记本，前面几页抄了许多苏联女英雄卓娅的短诗。乔弟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墙上贴满他的画，都是志愿军战斗的场面，还有我教他画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漫画头像，高高的帽徽，太阳眼镜，叼住一个怪烟斗。娘告送我，乔弟还拍过一次电影，表演的挺好，导演要他继续拍片，可是他说长大想当科学家，不同意再拍。爸爸对此很赞赏。再一件事是他拾到一块金表，交给了老师，在全校受到了表扬，还表彰咱们家家教好。娘说：“在品行方面，爸爸和我对你们都很放心，也是最感欣慰的”。再就是我那个小弟弟太瘦小了，家里也没有什麽玩具，他就喜欢捉虫子，娘每次给他洗衣服，裤兜里总有东西蠕动，翻出来都是活虫子，娘本来很怕虫，后来也不怕了，还帮他捉过天牛。娘好笑的说：“小田是端午节生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什麽虫子变的。”，
娘看我旅途太累了，吃完早饭让我先睡一会，谁知我躺下一觉醒来，已到午后四点多钟，看到弟弟妹妹们都在我身边焦急的等我醒，并抱怨说：“我们天天盼你回来，结果竟看你睡觉！”。这天晚上爸爸非常高兴，因听我说在学校里玩过胡琴，他很有兴致，要清唱一段。娘借来一把二胡，可是我拉不好京戏过门，还是娘拉了一段，爸爸放开嗓子，唱起了窦尔敦的《盗御马》，“将酒宴——摆在——大堂上……”小屋里充满欢乐。
没两天姐姐来信了，他知道我放假回家，好羡慕；并寄来路费，要我到南京去看她。自她参军后，我一直十分想念她。第二天我就赶赴南京，很巧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军官，和姐姐是同一个部队的，他把我一直带到驻地。我在门口等着姐姐来接，远远的看到一个女兵走来，正是姐姐！可是她没看到我，而是向道路两旁东张西望。我心想，这个姐姐呀，还把我当成淘小子呐，好象要从草丛里把到找到！我急忙向她招手。见到我她兴奋极了，并把我带到她宿舍里。房间里的女兵都在看书，很寂静，姐姐说她们都要转业了，正在准备考专科学校，她已经参加完高考，可以陪我玩两天。晚饭后我们在营地后面小山上谈了许多，谈往事，谈未来，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暑期匆匆而过，我要返校了，爸爸和欣妹送我到车站，看到他们身影的离去，心理虽有离愁，但对重逢充满着希望，万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五五年，我到长春一汽工作。第二年我参加了高考，想圆我的大学梦。可是当我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突然接到家信，爸爸因历史问题被开除了公职，并要受管制两年。如同晴天一个霹雳，一切希望都成泡影。我很难过，更担心爸爸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我只好放弃求学，每月将工资一半寄给家，剩下的仅够吃饭。唯一的希望是两年后，能和家人再见面。欣来信说爸爸天天扫街，病情不断加重。仅一年多，终于噩耗传来，爸爸与我们永别了。逝世前，他要求是把门打开，看着两个弟弟玩耍。我悲痛极了。想回家，没有路费，家里也急缺钱用。工会补助我30元，我把攒下的一点钱，又加上借了一些，共凑了100元钱寄回去。有位家住上海的同事回去探亲，我托他到家里看看。回来时他带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娘独自坐在床上，老了很多，目光呆滞。一张是娘带着两个弟弟，站在厨房门前，我感到非常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