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下半年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国共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紧张的空气曾一度和缓了一点，人们天天打听谈得怎么样了。因为人们知道：一旦和谈破裂，共产党就要打到南京来了。大表伯随着前任行政院长张群的调任早已先走了。年底，国共和谈果然破裂，国民党政府要迁往广州。
当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城里一片恐怖。从南京开往南方或上海的水、陆、空各种交通工具一下子客流爆满，拥挤不堪。无论被政府留用迁往广州的人员及其家属或被遣散自行谋生的人员及其家属，都是“走”字当头，几天功夫，公教二村几乎已走得空空如也。
五表伯一家已比我们家先走了，爸爸娘只好决定到上海去。可是到上海去的火车票、船票都紧张极了，好容易车票弄到了，谁知到火车站一看，到处都挤满了人，秩序混乱不堪。根本挤不上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赵述初表伯，身无长物，手捧一顶老式的旧帽子，郑重地对我们说：“这是家严的帽子。”
娘手里抱着小乔，在铁道上还摔了个跟头，爬起来再跑。一家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上了车，娘已累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了。
我们到上海时恰是1949
年的大年初一清晨，静谧的街上稀稀拉拉地传来过年的鞭炮声。永嘉路小屋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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