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情的囚徒到欣悦的灵魂
——谭雪梅自传体小说读后
一个曾经美丽绝伦的中德混血女人，在晚年之际，在她心爱的第二故乡巴黎，如实地写下她大半辈子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谭雪梅的两本自传体小说《混血情》
和《情归法兰西》（明窗出版社）。对这样两本书，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内容。
道学家会看到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谈她的风流韵事；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会看到她们的先行者如何在中国肃杀的政治环境下，顽强地追求爱情和性自由。像卢西迪一类主张世界多元化的西方作家，会以此为例大力赞赏混血儿的健美和智慧；关注社会的人会在这两本书中，听到中国毛式革命、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西方知识分子反殖民主义的抗争、以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回声；宗教人士会看到佛教给予人的心灵陶冶与启迪；人权志士会在这两本书里，找到一个执着于人道主义理念，时刻关注弱者支持民主的忠诚朋友；－－－。
而我这样一个普通女人，则很有兴趣在这两本富有传奇性的书里看到，主人公“张雁鸣”－－一个发间插朵素雅白雏菊，深情弹奏肖邦小夜曲的少女，如何先后在男权专制的中国和自由法国，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情海狂涛，度过她的激情年华，又如何在她一切归于淡定的晚年，对其绚烂多彩的情爱人生进行自省与领悟。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女性、女性欲望和女性的永恒。
绝色美人创造“爱情乌托邦”
记得在法国的一家饭店里，我和已退休的巴黎大学副教授－－雪梅大姐谈起她的两本自传。口无遮拦的我好奇地问：“你的罗曼史里牵涉到不少有妇之夫，对此你是否有一点歉疚感？”大姐坦然地说：“这正是我现在经常忏悔的内容。”于是我陷入思索之中：假如一切可以重新来过，大姐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结论是否定的。事实上，以大姐不同寻常的家庭出身、独特的热情气质、超人的美貌和所受的教育，假如青春可以重来，她还是会和众多的“桃色事件”纠缠不清。作为一个混血女孩，雪梅自幼在德国母亲的影响下，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她爱诗爱花，爱古典音乐爱弹钢琴，并能说多种外语。生活对常向大海倾吐隐情的少女雁鸣来说，只是一个急切的期待：投身于电闪雷鸣般的伟大爱情。
就像不断酌饮美酒一样，书中的雁鸣从少女时期开始，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世间最强烈的快感－－－爱情之中。她的艳闻频传：从青梅竹马的童年恋人，到爱上有妇之夫的医生宋涛；从与德国指挥家霍夫曼发生婚外情，到追随法国留学生亨利移民法国。三次婚姻均告失败后，中年独身的她，受六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婚姻制度违背她酷爱自由的天性，远不能满足她对生命的诉求。于是，独身女人的她更加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为自己的罗曼史创造新纪录。
真应了一句中国古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丽女性更善于为自己创造“恋爱乌托邦”。充满生命活力的雁鸣，如同飞蛾扑火，一次一次和异性冲撞出爱的火花，在性爱中经历欲仙欲死的过程。每一次诗意的相逢，每一次梦游般的投入，炽烈的情感和肉体的欲望交融，连战神也抵挡不住爱神的到来。即使是在浪漫爱中饱受矛盾、等待、自责和嫉妒等痛苦，她也乐此不疲，并把痛苦视为高尚爱情的必须。
爱情是她长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精华，为追求爱情，她经常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连照顾孩子都心不在焉。每一次堕入爱河，她都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在心里描绘理想的男性肖像：神采的、俊美的、智慧的、－－。沐浴情海之后，她没法避免由吸引力减退到厌恶丛生的过程，一旦失去缠绵、狂热和激情，生活就变成了一张苍白的纸。
因为，罗曼蒂克的本质，与“虚构”是相通的，是真实人生难以永存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悖论：爱的存在是以爱的不能实现为前提的，爱的实现之日也就是爱的死亡之时。每经历一次爱情，雁鸣就要失望一次，因为男女关系一旦公式化，浪漫所系的神秘就失踪了，浪漫也就远去。野性而且喜欢猎奇征服的雁鸣，既无法忍受单调无趣的婚姻，也无法和任何一个情人白头到老。飞蛾扑火的炽热过后，往往要面对一片冰冷的感情灰烬。
女性写作的高下雅俗之分
前年的巴黎书展上，既有谭雪梅的自传体小说法文版，也有中国的卫慧、棉棉的作品。那两位“上海宝贝”在法国电视上矫情地说：“我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这样，两代来自不同时代、同样书写女性生活欲望的女作家，在笔者眼里，就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卫慧这批90年代以来的“美女作家”，在其作品中放肆抒写肉体感受，这是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的部分继承。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人有权写出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身体语言写作，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然而，卫慧们的肤浅和低俗之处在于，她们摒弃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色彩，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
没有勇气问津社会问题，只是在精神虚无的状态下，片面地“大胆”实践感官写作。“美女作家”们一味自恋而放纵地展露肉欲，把女性贬低到只有生物性的地步。比较起她们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真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这些缺少享受精神浪漫爱能力的美女作家，却以其癫狂的性欲描写，在商品化淘金时代沽名钓誉赢得市场。
而深受西方古典文学熏陶，又经历过1968年法国“五月风潮”的雪梅大姐，属于坚持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她具有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在爱情中强调情感至上，追求的是男女之间爱与欲的融合。用徐志摩的一句诗可以形容：“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高贵的雪梅大姐两袖清风，情爱从不涉金钱。她的这两本自传，中国大陆有出版社想要出版，但希望她删除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性内容，这个可以赢得市场的机会，被雪梅大姐断然拒绝。
在雪梅大姐的书里，漂亮女人不只是“性的人”，她不只是有一个迷人的躯体，而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结合。这些正统的女性主义者相信，女权和人权是一致的，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在小说主人公雁鸣追求爱情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
融入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
那是中国动荡的年代。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中共建国后十年里的各项政治运动。纯真的混血少女雁鸣，怀着爱国热情投身于时代洪流。为宣传党的政策，她曾随歌舞团去到大西南山区，并去朝鲜慰问中国志愿军。为了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嫁给一个能够帮助她进步的共产党员。
然而，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抵消她另一半西方血统的原罪，她得无休无止地向组织上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文化情趣。在朝鲜时，一位爱慕她的波兰医生曾私下告诉她：“共产党党内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当时年轻狂热的她无法理解，直到反胡风运动使她尊敬的歌舞团团长精神崩溃，她才开始对共产党打一个问号。曾经把她带进革命队伍的弟弟，后来看透当局的虚伪而逃亡。当时在北京，她接触到一些五十年代来华的西欧留学生，那些到中国留学的西方左派告诉雁鸣，天安门国庆典礼和德国法西斯的群众大游行很相似，1957年的反右也是西方左派无法接受的。这一切，使雁鸣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渐行渐远。
雁鸣爱中国，也爱母亲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到后来，她身上的西方遗传－－酷爱自由的天性终于占了上风。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她从向往、信任到迷茫、怀疑，最后跟随一个法国汉学家离国出走，投奔象征自由的法兰西蓝白红三色旗。
在纪实小说的下集《情归法兰西》，我们看到小说主人公在异国情海沉浮的同时，热切地关注社会正义。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掀起民族独立运动中，巴黎的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雪梅勇敢地在街头救助伤员。在巴黎五月风潮中，她和学生一起参与运动。当苏联坦克驶进捷克，碾碎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共产梦”，此后三十年间，她阅遍铁幕后发生的一切。
自称“中国人”的雪梅，离开中国后仍然教授中国文学，对祖国的关怀萦绕心中。当年，她从一本逃亡香港的红卫兵采访记，获知文革之谜。在了解文革真相后，她对中共的信念崩溃，并为此长期受到精神折磨，因为她自己在法国享受民主自由，而在中国的同胞却承受了那么多悲剧。
尽管信奉爱情至上，但深具人道主义理念的雪梅，从未将他人的苦难置之度外。“六四”血溅长安街，谭雪梅为中国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感到无比的愤怒。她热情帮助六四流亡者，从不愿错过一次六四纪念。即使到后来，六四抗议活动由声势浩大变成寥寥无几，连一些中国流亡者都不再参与，她仍然坚持每年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女儿对她说：“妈妈，再过几年恐怕就只有你一人了！”她说：“不错，只要六四还不平反。”她盼望有一天能够在天安门前纪念六四，在死者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
从小爱走向大爱
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雪梅是一个常念玫瑰念珠的天主教小信徒，后来，她又以信仰天主教的热忱去追求过共产主义理想。到了晚年，因为学太极拳的因缘，雪梅修炼成了一个佛教徒。佛教教人归真返璞，本来就为人真诚很有善根的雪梅大姐，在精神上更达到超然境界。她修佛教不是一般的吃素念经、烧香拜佛，她信仰更重要的是行动，是与人为善，去爱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她终于从情网中解脱，从此与音乐、文学、太极拳为伴，欣赏小孙儿的甜蜜笑脸，过着一种“风平浪静云归去”的生活。她开始领悟佛教的意境，仍然注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在她的回忆中，中国给她留下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回忆是最美好的，但她最为尊崇的理念，却是她的第二祖国－－法国的人文价值观。
这样两本暴露个人隐私的自传，是雪梅大姐在精神上归真返璞之后的结晶。曾经长期在情欲中迷失，她需要对自己的一生做个交代。因此，顶着孩子的压力，她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以绝对的真诚和坦白，豁出去将自己的过去公之于众：一个失去自由的爱情囚徒，如何获得欣悦的灵魂。
雪梅大姐这两本自传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和深刻的。把这种书简单地视为“风流女人”的偷情记录和自白，就会忽略了其中关于人性和社会性的意义。雪梅大姐经历的，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从追求个人爱情幸福失望，到关注普遍人权，热爱有情众生，领悟人生真义。从小爱走向大爱，东方的佛教教义和西方的人文价值，在她思想上完美地融合。
西方谚语说：“美貌只有皮肤那么浅”，但美貌一旦与真、善调和，就成了永恒之美。歌德曾经在《浮士德》里塑造了一个叫玛甘泪的美丽女性形象，让她在受到爱情诱惑之后，作为“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行”。我在雪梅大姐的自传中，看到这类女性的现代折射。
040108
为一个童话世界招魂
－－－读张郎郎《大雅宝旧事》
茉莉
我们都喜欢读童年故事，原因无他，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愿意长大。事实上，在我们成熟甚至沧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点童稚的心愿，谁不愿意无忧无虑、享受被人呵护和疼爱的特权呢？
怀着好奇之心，我读了张郎郎的童年回忆－－《大雅宝旧事》。这是郎郎的北京胡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绘的是1949年以后，郎郎一家居住过的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艺术家们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认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顽童式的神奇语言，为我们叫开了那座四合院的记忆之门，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返他的童年时期。透过他诗一般的温情笔触，那段逝去了的甜美岁月，那个不平凡的人间乐园，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画卷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话”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历史评传。对于文学，昆德拉有这样的看法：“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郎郎的《大雅宝旧事》超越了我们通常读到的童年回忆，进入了一种深入探询历史的境界。作者追忆“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的生活经历，细腻而具体地写出大雅宝胡同奇异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细节与坎坷命运。
想要写出大雅宝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个人，早就有被郎郎称为“黄妈妈”的黄永玉夫人，说她要写一本小说，就讲大雅宝孩子们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画家黄永玉就满怀深情地说：“大雅宝胡同二号，不是一个画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然而，最终以当年这个院子里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大雅宝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却是当时人们认为比较迟钝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说法，他是要和那些说新中国只有苦难家史的人“较劲”，要讲一个绝对的“孤本童话”。虽然郎郎一不小心掉进童话世界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湖南乡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轻的本人，却有一个苦涩而半饥饿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丽的孤本童话，正是由众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垫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建国初期，在严酷镇压如我家父辈之类的国民党人之后，给愿意忠诚于新政权的文化人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无产阶级铁拳”尚未对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狰狞，暂时地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受过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或留过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较为优厚，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因此，他们就在京城的一个胡同里，享受着一种被郎郎视之为“童话”的艺术生活。
如果我们了解郎郎家后来在政治运动中的苦难命运，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并押解刑场“陪斩”的经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异国他乡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写出这个孤本童话。传记往往是人们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顾童年，才能把这一生认识清楚：自己之所以压根糊涂了几十年，原来是心理上一直没有从幼年的童话里走出来。他小时候老以为自己是别的星球上的一个王子，被送到地球上来经受磨练。
正因为有那么多童话故事做心理底子，后来这孩子经历了现实的九劫八十一难，尽管他没有力量去对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总有办法苦中取乐。他坚信厄运只是一场游戏，噩梦是暂时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就如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仿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书中，郎郎不但为他那无限珍贵的童年存档，同时，也为时代和历史存了档。
“最后贵族”的优雅与风华
今天已经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种令人们惊讶的文化气质，真诚而聪颖，善良而幽默。读了《大雅宝旧事》，我们才知道，这种气质，来自那个胡同优雅氛围的熏陶。在物质发达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废墟上只剩下钱币的气味和喧嚣，郎郎笔下的那种雅韵，是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此书所追忆的人与事，时间多在中共建国的头几年，书中的人物，大都是当年投奔中共的热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随新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他们觉得当时的新中国除旧更新，一切都欣欣向荣，进入社会主义理想境界了，于是，他们意气风发，忙着为新中国做贡献，设计国旗、国徽。配合毛泽东的前进步伐，这些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立志创造“启发人民政治觉悟”的新中国美术。
这些追求革命的艺术家们，尚未预料到革命将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虽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领教过共产党“肃反”的残酷，但善良的人们以为，那只是我党一时的错误，只要纠正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建国后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们又重新做起艺术之梦来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岂是一个“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说得有趣，写得活灵活现。于是我们看到那一代著名艺术家的日常风采。
每天清晨上学，郎郎会看到画家李可染等人的画室里还亮着灯，那是艺术家们趁夜深人静潜心作画的时候。中秋晚会时，李可染会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们会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歌。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上，孩子们看到，老舍朗诵诗作歌颂北京的春天，郁风阿姨翩翩起舞，赵树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禅虎虎生风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亲张仃，更是一个艺术大儿童。他在延安时就热爱毕加索，因此被指责为“传播现代派歪风”。后来听说毕加索也是共产党员，张仃就把毕加索的油画挂在窑洞里，因此被华君武取了一个“城隍庙加毕加索”的外号。后来，他终于有机会，代表“新中国”的画家，在法国拜会了毕加索。
当时，这些想在新中国里大展宏图的艺术家，最感兴奋的一件事情，是筹备恢复三十年代上海摩登杂志《万象》，想把它办成一个图文并茂的文艺杂志，他们相信自己会办得比官方杂志好得多。他们希望献身艺术，干干净净、不卑不亢，以画画、写文章来养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个以吴祖光为首的十人筹委会成立，办起了《创刊号》。
这个风雅也太大了一点，大得超过了我们湖南农家出身的领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闲适的《万象》杂志尚未问世，反右派运动就已开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党右派”，这些尚在梦游的天真艺术家，终于尝到了共产党“绞肉机”的厉害。一代优雅风华，从此夭折陨落。他们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精神贵族”。
四合院里的人情与童趣
《大雅宝旧事》除了让我们一睹昔日艺术大师的迷人风采之外，还让我们重温了过去时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笔下，那个大院里的艺术家个个真淳厚朴。他们共聚一处，既给生活注入艺术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对比今天人们的自私、孤独和冷漠，人际关系的功利与险恶，那个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国土地上的一块温馨飞地。
郎郎在书里，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那时的人情味多浓啊，人们随意串门子，自己画的画儿，朋友来了说声喜欢就可卷走。有什么新鲜菜，东家给西家送，西家给东家拿。就连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爷爷，到了春节，也给院里的孩子发压岁钱。这家的孩子，搬个板凳就到那家窗户下听音乐，那家的孩子，被这家的叔叔带着去吹笛划船，－－－。
那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郎郎几乎回忆了大雅宝胡同所有的逗事儿，坦白交代了孩提时代的恶作剧。对于这些小土匪，弹球儿、拍洋画儿、逮佬儿赢三角什么的，只是游戏小儿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顶上去偷枣子，和国际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们最重要的活动还有斗蛐蛐儿。兵多将广的他们，雄赳赳地带着蛐蛐儿，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儿童黄永玉的蛐蛐斗，最后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黄叔叔门下。春节的狮子队里，郎郎参加伴奏，他以为自己是“会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乐不可支。
在那种良好的环境下，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艺术熏陶，自我成长起来。例如，他们自作主张办壁报，画漫画，用透明的硫酸纸临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们从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胶泥，学着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安静收声，聚精会神地观看。胡同里经常有小蘑菇、面人汤一类的民间艺人出现，孩子们向民间艺人买手工艺品，也和他们交上朋友。
这些故事经有说书天赋的郎郎一描绘，立刻趣味无穷。大雅宝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儿童那样被“催熟”。他们的家长自己喜欢自由，因此不强迫孩子们去适应社会，也不去逼他们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复性练习，他们的活蹦乱跳的个性被家长尊重，因而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仅从书本获得知识，更是从玩得发疯的游戏中，获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创造性。
据说从大雅宝出来的孩子，长大后个个都很精彩。这一点我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信奉的一个“绝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儿的事情，当正经事来办，一定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正经的事，要和玩儿一样，一定不会伤了身子骨。”看起来耽于玩乐的郎郎，把童稚时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其中的乐趣所在。我想，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已经患病的郎郎，在执笔撰写这一切时，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泪里伴着响亮的欢笑，充满了对童年岁月的感谢之情。
像月亮一样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不管大雅宝的家长们是如何呵护孩子们纯洁幼小的心灵，他们童年时看到的那些唱着歌飞过胡同上空的鸟，是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天公妒人美。继孩子们欢乐的童年故事之后，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续集。要完全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这本《大雅宝旧事》里，他已经在对胡同生活的描写中，预告了这批文化人日后的悲惨命运，一叶知秋，光是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历史真相，就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
首先是延安时期中共对自己人的残酷。在延安窑洞出生，坐在马背上进入北京城的郎郎，从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窃窃私语中，听到了不少令孩子惊恐的事情：不少当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遭到严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术学院的石泊夫，被指为“国民党奸细”而抓走，他的太太拉着两个孩子，在窑洞里自杀。
郎郎的父亲张仃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关押审讯，生孩子后缺少营养的母亲几乎完全失明。父亲的问题更连累了一位仗义执言的朋友。因为为张仃鸣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来。一气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杀，幸亏只伤了皮肉。
对那些真心追随中共、帮助中共的知识分子，中共强行给他们“洗澡”，可以说负心负义到了极点。例如，著名政治学家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运动”中，第一个被以“间谍罪”拖出去，文革后死于秦城监狱。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李宗恩，曾拒绝胡适等人去台湾的邀请，诚心留在国内奉献，后来被打成右派，死在发配地云南。从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被批判时，被逼着顶铁锨跪在舞台上。有恩于新政权的黄绍竑先生被迫在反右运动风暴中自我了断，虽然那次被抢救过来了，可是他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拂袖而去
当然，中共在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比起后来的反右和文革，还是小巫见大巫。在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时，小郎郎也吃惊地发现北京平民的赤贫生活。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去一个瘸子家，发现那里家徒四壁，那家人饿得面黄肌瘦，女孩子甚至穷得一丝不挂。
《大雅宝旧事》一书结束在一片大字报和反右派的批斗声中。大雅宝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绳，麻绳上挂满了恶狠狠的大字报和漫画。孩子们的天真小脸开始发白，巨大的困惑和震惊压住了他们。这个曾有过无穷乐趣的大雅宝胡同，现在不好玩了。
一帮曾经在胡同里快乐呼啸的小土匪，一个总是在幻想中梦游的小小男孩，他们稚嫩的心，是怎样面对后来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凶狠的政治运动呢？在没有看到郎郎的续集之前，我们只知道，灾难并没有因为他们可爱而放过他们，那原本像月亮一样明亮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以文字魔力为大雅宝招魂
在文革期间，大雅宝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兴坼胡同之风的今天，据说大雅宝胡同已经缺头去尾了，原来的那个院子是否还安然无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筑还保留了原状，恐怕也是远离了当年的优美和风雅。后来听郎郎说：那个院子还在，可是找不到当年的丝毫痕迹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国。历史总是在和人们开玩笑。那些曾经被人强行抛弃的东西，今天却令人无比缅怀。但在一个迅速粗鄙化、野蛮化的社会，无论怎样的怀念和嗟叹，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几十年过去，共产党制度损毁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个会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却在遥远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为一个质朴、温暖的大院招来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来，不带一丝火气，于从容宁静之中尽显功力。大雅宝那短暂而美丽的时光，因这样的文字，定格为一个个永恒闪烁的、韵味无穷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书，一场完美的道别，一部精致而怀旧的蒙太奇电影，一朵由眼泪和微笑浇灌的奇花。对于那个非同寻常的时代，这本传记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证词。来自一个孩子的纯真记忆，此书不但具有审美的文学性，更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我们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愉悦和历史沉思。它正是胡适所鼓励的一种传记：“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
注：《大雅宝旧事》由未来书城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湾出版。
030804
从流血的现实中提炼文学
－－－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的创作
茉莉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制度之一。然而，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不少作家在这个恶劣制度中成长，却因为观察和描绘这个制度下非人的生活，从而写出杰出的作品。如同在腐臭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吸收了养分，其花朵非同寻常地灿烂夺目。
在南非作家群里，有三位闻名世界：获1991年诺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据说已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的安德烈.布林克，还有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
M.
库切。这三位作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属于“白人自由主义者”，在反种族隔离的抗争中，曾给予黑人各方面的支持和声援。但三人也有显著的区别：戈迪默女士坚守心理现实主义写作，不但其作品具有强烈政治倾向，而且还直接参与反抗活动，因此成为大名鼎鼎的黑人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布林克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揭露社会矛盾，公开抨击种族制度，因此曾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叫骂为“叛徒”。
从美学和哲学角度否定种族制度
本文要谈的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可以说，是这三位作家中更为激进的一个。他不是像前两位那样大量卷入现实的政治活动，而主要是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去深入解剖、彻底否定南非种族制度。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库切小说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南非种族制度所导致的价值观和行为，在他眼中，这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
在库切的《铁器时代》里，柯伦太太患了癌症即将去世。这位一生反对种族制度的老教授，因为隔离，平时没能看到真正的恐怖状况。就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目睹了南非政治变革前夕的黑暗：被焚烧的黑人小镇，女仆的儿子那遍布弹孔的尸体，无所不在的警察暴力和黑人的奋起抗争。柯伦太太给她在美国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叙述她的感受和顿悟：“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位白人女性觉悟了，她最终成为一群黑人孩子的监护人。
库切的小说大都是流畅好读的，但给人一种沉重的感情压力。他不像戈迪默那样经常描写战斗在反抗第一线的黑白男女，他喜欢写“非英雄”一类的小人物。正是他笔下那些边缘人物的命运，让人们认识到南非种族制度下生活的全部悲剧性。例如，在第一部获得布克奖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的故事里，库切写一位白人园丁，想要寻求田园生活的安宁，带着他生病的母亲离开城市回乡村老家去，母亲在半途中去世，把他孤零零地留在一个充满了暴力的混乱世界上。后来他被追杀，被监禁，备受折磨。
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是所有人的精神炼狱，没有人能够过一种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这是库切通过他的悲剧的审美眼光和深沉的哲学思考，试图在其作品中告诉人们的。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是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小说家在行刑室门前安营扎寨
在文论《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里，库切引用别人的话说：“小说家是一个在一扇关闭的门前安营扎寨的人，这扇门里面便是不准观望的黑暗禁区－－－行刑室。”为什么南非作家会被行刑室吸引，要守在行刑室门前安营扎寨呢？
只有了解当时南非残酷的现实，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作家。那时，大量的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数不清的伤疤，很多人不能活着走出行刑室。库切在文中提到南非的两个特殊案例，一个是是黑人活动家斯特维，死于警察手中；
另一个是黑人贸易会的白人官员内尔·阿格特，他在监禁中自杀。库切形容说：“监狱，霍桑称之为文明社会的黑色花卉，是突然在南非的土地上绽放的。”
像“黑色花卉”一样遍地绽放的监狱和行刑室，却不准人去参观和拍照。当时的南非，有一条特殊的法律禁令：只要摄影机对准某些场所就必须打碎其镜头，过路人不能用任何方式来确证他亲眼看见过的某些建筑物，否则严惩不贷。无人能够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们却无法对这一切血腥视而不见。于是，他们守在不得入内的黑门外，想像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行刑室成为他们想像和创作的源泉－－艺术的子宫。
库切解释说：“数年前我写的小说《
等待野蛮人》，涉及到行刑室对一个良知未泯的人生命的撞击。酷刑，对许多南非作家有很大影响，已经形成一种黑色的迷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我而言，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行刑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隐喻，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达到赤裸裸的极端地步。在行刑室里，在违法与否的模糊状态中，滥用暴力对个人的肉体存在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即使不毁灭他，至少也要摧毁他抵抗力的内核。－－－。行刑室作为极端的人的体验的场所，可以导致无人救助受害者的这一事实，是何以值得小说家迷恋的另一个原因。”
因此，当库切一类有良知的小说家在全景描绘南非生活时，行刑室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受难的该诅咒的场所被揭露，人性因此有可能得以恢复。鲁迅曾在分析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创作《穷人》的意图时，认为作者是“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他们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承担“抵抗历史”责任的自由战士
被西方媒体广泛喻为“自由战士
”的库切，在一些中国读者看来，有点像我们当年的鲁迅。现在南非的中国作家恺蒂，在《南非作家库切：自我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文的结尾指出：“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自由，并不像当今一些肤浅的中国作家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下半身的自由。从哲学角度来看，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与必然性相联系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自由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库切曾指出，写在南非宪法上的自由，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小说家与历史的关系，有“抵抗历史”的一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库切深深懂得，在种族隔离的钳制下，作家个人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作家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不能放弃他在美学的和伦理上的抵抗。这种
“抵抗历史 ”的责任，并非外来强加给作家的负担，而是来自内在的良心的呼唤。像戈迪默一样，库切则把这种责任称为 “一道命令，一道先验的命令
”。他说，“严肃性，对于某类艺术家来说，是一道与美学和伦理相统一的命令 ”。借用鲁迅的 “听将令
”的表达法来说，库切不是听从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的将令，而是听从自己审美观的召唤，听从自己的 “良心 ”的 “将令 ”。
有人曲解鲁迅的话，把 “听将令 ”作为鲁迅跟党走的证据。实际上，鲁迅1922年在《呐喊》中说 “听将令
”的时候，跟刚刚创立的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鲁迅要听的 “将令 ”，与库切听从的 “命令
”，与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作家的严肃性和独立性是相一致的。正如鲁迅被中国人称为“民族魂”一样，库切也被他的祖国称为“南非的骄傲”。
031015
以传统非洲的正义
－－－读图图自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茉莉
记得几年前在瑞典电视上看到温妮·曼德拉接受采访，穿着雍容华贵的她态度坚定地
说，她要继续为贫苦的黑人而战斗。最富平等意识的瑞典记者便把镜头对准她那豪华住宅、珠光宝气的衣饰，不无讽刺地问：「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为穷人战斗？」
那位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前夫人似乎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正如她涉嫌刑求并
谋杀一些被怀疑为叛徒的年轻黑人，对于一些黑人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来说，不应该算是一项罪行。在南非长期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下，极端的压迫导致奋勇的反抗，制度性的犯罪使得被压迫者也和压迫他们的人一样，视暴力为理所当然。
从被剥夺者那里并不能必然地生长出正义和真理，受难的经历并不能自然打开通向智
慧之门。那么，我们从那里去寻找真理、正义和智慧？在经历过比任何殖民地都更为严酷的种族专制后，从长期梦魇中醒来的南非黑人与白人，他们如何找到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Desmond
Tutu)在他的新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以热情感人、泥土般令人亲近的语调，叙述了他作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的三年经历。1994年，黑人终于从种族隔离制度下解放出来，而后，南非走上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昔日你死我活的各党派，组成了一个新的民主政府。他们为世界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挣脱锁链的不只是被压迫的黑人，同时，还有与他们长久地铐在一起的、被视为压迫者的白人。
图图告诉我们：南非成功地进行了一个相对和平的转型，他们的精神资源来自非洲传
统的正义观－－宽恕与和谐。在传统精神的支持下，南非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告别血腥恐怖的过去－－从仇恨、压迫走向相对稳定的民主。这个奇特的现象，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不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此书不同寻常之处，即它就像是一个神学性的思辨，探讨善、恶和上帝的意图；
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历史撰述，叙述那些最艰难、最具戏剧性的政治冲突事件；它几乎还可以成为一本介绍有关解决争执的方法指南；它当然更是一本私人性的自传；……这么多特殊的内容，全都包含在一本书中。它例举了许多人性无法想象的罪行，但仍然令人感到希望和力量。
一，揭开真相为了一个新的南非
作为一个黑人，图图在6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获得自己国家的选举权。多年来的企盼，
无数次向上帝祈祷，南非黑人终于在1994年4月27日参与选举。那一天好象一个初醒的梦－－他们获得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切都变得美丽无比，黑人们载歌载舞，相互亲吻时止不住泪水。
自从1975年成为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图图即开始为将黑人和白人一起从种族歧视制度下解放出来，不懈地进行他的高层抗争。他在1976年写信给当时任南非总理的Vorster，警告
他种族歧视政策导致黑人的愤怒日益增长，然而他的警告只得到轻蔑的回答。这之后几个星期，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索维托爆炸事件，从此南非黑人抗争发展成激烈的武装斗争－－南非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在聚光灯下抗争二十余年，图图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民主化与正常化。当他和太太正准
备享受退休的闲暇时，突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总统曼德拉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指明了这个机构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它不仅仅是关系
到披露所有的内幕，打开过去的刑讯室，曝光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仅仅关系到给受难者平反，使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上述的内容只是和解进程的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全体南非人手牵手，一起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而工作。
1995年9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16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这
个多民族国家的每一个种族的代表，有黑人、印度人、阿非利卡人（荷兰裔布尔人）、白人（英裔），甚至还选进一位犹太人。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倾向从左派到右派全都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及其他宗教都有其代表。委员们的职业有反对党议员、著名律师、法官、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心理学医生。
之所以这样精心选择委员会成员名单，特别照顾到各个地区、不同性别、不同的政治
和宗教属性，为的是打开一切真相的窗口。委员会直接由总统任命，总统赋予他们不受任何干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利。
为什么不是选择一个法官，而是任命一位主教来担任众所瞩目的主席职务？委员会的
工作显然是属于法律范围，但是，它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精神目的：抛弃通常的政治丛林哲学－－以尸还尸、吃人或者被吃，主张宽恕认罪者并与其和解。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宗教的意味。
图图在书中幽默地说，他甚至不希望自己最可恨的敌人接受这一艰难的使命。这个巨
大而实际的工程开始的时候，他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两手空空。而且，长期的种族仇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这个制度下生活过的每一个人，刚开始工作的委员会，其不同背景的委员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互信和共识。在头半年里，他们甚至做不出一个共同的决议。
然而，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委员们却必须合作，那么，他们从哪里去寻找共同的
精神资源？图图带领他们环游旅行，去到昔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从一个囚室到一个囚室，委员们被冷酷的历史触动了，他们重新认识到，为了使他们各种肤色的人走到一起，南非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委员们因此接受了图图的一个特殊建议，在每一次会议召开前和会议结束后，都用几分钟时间来静默祈祷，以纪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就是这种诉诸人心宗教情感的祈祷，帮助委员会在后来完成了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们开始工作时，曾经接受过一个心理学家的指导，专家
建议他们尽可能地与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团聚，以分担其工作重压。委员们都听取了这一心理学的建议。但在他们在承担这一历史性的调查工作中，间接地经历到受难者的深重痛苦，他们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每一个委员都差点被心理重压所击垮。他们依靠安眠药镇静自己，一位女性委员的婚姻仍然因此破裂。
1997年，图图被诊断出患了摄护腺癌。自己的患病使他增添了紧迫感，他因此加速了疗救受难者的工作速度。在生命随时都面临危险之际，他获得一个新的透视人生的角度：承认自己将死，深深感谢上帝赐予他的一切恩惠－－妻子的支持，孙子的笑脸，落日的余晖，以及自己有机会为南非自由抗争并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二，在纽伦堡与无条件赦免之间
面对历史留下的沉重阴影，怎样才能有效地治愈过去了的、但仍然流血的伤口，从而
完成新的南非有次序的转型？
这里有一个纽伦堡模式可供借鉴。二战后，胜利的列强在纽伦堡大审纳粹头目，以「
戕害人类罪」的罪名起诉战犯。虽然是大快人心，但有人认为，纽伦堡大审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因为在这种「胜利者的正义」下，被起诉者几乎无话可说，而盟军胜利者一方，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犯下了同样侵犯人权的暴行，却无人敢去追究。
像二战后盟军把所有的战犯送上法庭，这个方案对于南非的稳定与发展，显然是很不
适合的。图图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些被确认为失败者的白人都被审判惩罚，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那些决定纽伦堡审判的同盟国成员，在审判完毕后收拾行李回家走人就是了，而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下去－－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图图解释说，南非人确实没有能力像犹太人那样，对纳粹案件的每一个当事人穷追不
舍五十余年。有人抱怨新政权没有把所有的罪犯送上法庭，图图认为这种抱怨太奢侈了。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正视历史创伤，用赦免去医治它。南非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是换取和平稳定的必要妥协。让步是力量的象征，不是由于软弱。有时，输一张牌是为了赢得全局的胜利。
那么是否应该对过去实行一笔勾销的普遍性大赦呢？图图认为，不问是非的无条件
大赦，对于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势必制造巨大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失去记忆－－忘却过去意味着一切罪恶将可能会重复。
为了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宽恕之间取得平衡，也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难
办，图图和他的同事们独创出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纽伦堡审判模式，也不是无条件地大赦，而是选择这样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由南非最高法院制定了有关赦免的法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出一个决议：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将「胡萝卜」给予那些真诚忏悔的人，对顽固不化分子则以长期刑期的「大棒」来惩
罚。赦免绝不是无条件的，首先是犯罪者自己必须申请特殊的赦免，再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按照他们严格的尺度，决定是否批准某人的赦免申请。当时，有7000以上的旧政权支持者向委员会寻求赦免。许多寻求赦免的白人，都充满悔意地向受害者请求原谅。图图在书中特意以较长的篇幅，公布了一位白人警察的太太的信，那位太太叙说其夫在执行屠杀黑人的任务后所经受的心理折磨，以及自己目睹丈夫痛苦的难受心情，其真诚感人至深。
在调查过去的罪行中，委员会发现，一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其内心深处往往怀有病
态的恶意，一般人往往因此视他们为恶魔。但图图说，宗教理论教导人们区分行为与人，在判决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应该对犯罪者怀有同情。不管犯罪者如何令人憎恨，但作为上帝的孩子，相信他们有认罪和改变自己的能力。这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前提：相信人们可以改变自己，永远不放弃拯救。
一切大宗教，无论是西方的耶稣还是东方的释迦牟尼，都提出人类最高的境界是「以
德报怨」。而在现实中，比较实际的作法则是「以直报怨」，即面对多年的怨恨，报以公平和正直。南非方式中最难得的是上述的宗教救赎精神，使得他们面对昔日的作恶者时，能克服种族和个人的怨恨，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坚持公道宽容。笔者在为此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国内出版的<<殖民主义史>>和<<非洲史>>都闭口不提图图主教的长期抗争，可见专制政权多么忌讳宗教的力量。
三，非洲哲学说：「我与他人分享」
在自述中，图图特别指出，这充满赦免意味的第三条道路，其理念来自非洲传统的一
个特殊观点，即在当地语言中叫做「ubuntu」的一个词。当非洲人以他们的标准称赞某人是ubuntu的，这意味着此人是慷慨好客、友好谨慎、充满同情心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一切所有。
在非洲传统哲学里，人们不像欧洲人一样说「我思故我在」，而宁愿说：「因为我属
于某个家园，所以我是人性的。我是某地的一部分，我与他人分享。」「我的人性与你的人性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换言之：「个人通过他人的存在而存在。」
在图图主持委员会有关法律问题的讨论时，他复还了传统非洲的这一哲学概念。他因
此遭到许多批评。因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制定有时间和目的限制的赦免措施，有人指责他们忽略了正义。为此图图说：「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正义－－一个恢复性的、强大的正义，它具有我们非洲传统中主持正义的特征。在这样另一种正义观念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医治那些破碎的心灵，使被损坏的关系回归平衡，而且，试图给予犯罪者与受难者同样的恢复的机会，使他们重新适应这个他们曾经损害的社会。」
图图例举一些放弃ubuntu传统的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灾难：肯尼亚由于恣意地报复，
因而成为白人移民的坟墓；六十年代的比属刚果、九十年代的卢旺达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图图写作此书时，正好是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际，图图也谈到塞族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是如何难以描述的残忍。因此，图图例举非洲古老智者的话：「剥夺他人的人生，即意味自己不成其为人。」他一再告诫南非人：社会和谐具有最大的价值。他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更为强大的正义，ubuntu的重要使命是医治被旧制度残害的人，使社会重建平衡。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法庭，他们的工作宗旨是恢复受难者的人性价值与公民价
值。一个法庭只会使受害的证人惶惑，甚至会再次受到伤害。但如果给受难者叙说自己的历史的机会，让受害者用自己的语言叙说他们的历史－－那被撕裂了的个人生命的真实，叙说便成为医治创伤的一种有效方式，并对他们意味着恢复名誉。许多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诉说的人，其长期不能解脱的心理痛苦，都因为倾诉和被人亲切地聆听而感到如释重负。图图写道：「我们在委员会里看到，那些受难者在叙述历史之后，获得了一种多么有效的治愈和恢复。」
追求公正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是否给苦难以赔偿？图图和同事们商量，
是给予个人以补偿，还是仅仅只给予集体性的赔偿。他心中「经常充满巨大的谦卑，看到许多受难者带着羞怯的表情，带着期待和希望前来找委员会」。图图得解决那些叫人心酸的问题，诸如：「我可以给我的孩子设立一个墓碑吗？」「你们委员会可以帮助我寻找我丈夫的遗物吗？哪怕是一条腿也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帮他举行葬礼了。」「你们可以帮我的孩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吗？」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的姿态，都可以使深重的创伤得以康复，图图一而再，再而
三地证明这一点。他强调在宽恕过程中给予受难者经济赔偿的意义。巨大的贫富差距仍然是今天南非稳定的最大危险，图图因此警告人们应努力去改善穷人的生活：如果那大多数黑人仍然居住在茅棚破屋里，如果黑人仍然得不到饮水、电力和医疗，仍然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工作和安全的环境－－这一切长久以来是白人夺走了的，那么，他们也同样愿意告别「和解进程」。
四，审讯温妮－－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南非样板中无与伦比的，即：不仅仅是前压迫者被送上法庭，而且，作为胜利者的
解放运动参与者自己，也不免除法律的追究。在图图报告中详细叙述了有关温妮·曼德拉的审讯。追究解放运动参与者的罪行，是否侮辱了那些曾经勇敢地反抗旧制度的人？图图坚
持说：「一个严重的侵犯罪行就是罪行，不管是谁犯下的，也不管其动机如何。」他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道德的宇宙，这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去生活，那么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南非是一个
「充斥受害者的国家」。
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于1988年开始在索维托活动。作为温妮保镖的一批黑人青年，被人们传说为一伙恐怖主义匪帮。他们刑求并处死那些被白人收买的黑人，并烧毁其房屋。人们说，温妮不仅仅是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恐怖行为，而且直接指挥这些暴行的实施。针对温妮的一个最重要的控诉案件，是她涉嫌绑架14岁的斯托比尔。这个黑人少年被怀疑与白人警察合作，1989年1月，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已经腐烂在草原上。
这是委员会最棘手、最难以做出决定的一个案件，也是图图本人的一个恶梦。此案之
特殊，在于它的被告是一位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其他类似的案件，其审讯过程一般都不对外公开，而温妮却自己要求进行公开审讯。对温妮的传讯进行了九天。一个接一个的证人，证实了温妮参与谋杀的罪责。过去的保镖作证叙述，温妮「妈妈」曾经怎样观赏他们用酷刑虐待「警察线人」，当孩子们报告「妈妈」说，他们已经执行了谋杀的命令，于是他们获得「妈妈」的亲切拥抱和夸奖。
这是一位激进的、不平凡的黑人女性。在她的前夫曼德拉被判取终身监禁时，她也曾
遭受过各种严酷的迫害－－被监禁、被隔离。当其他反抗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不是入狱、就是被逼逃亡时，她成为一个坚强的富有吸引力的黑人运动发言人。她精干并深具草根性，富有魅力，善于赢得人们的支持。黑人们热爱她，甚至授予她「国母」的称号。
在温妮被隔离居住的那些岁月里，图图经常去探望她，为她做神圣的晚祈祷。图图在
书中承认，他很喜欢温妮以及温妮的两个女儿。但审讯温妮的案子，给图图上了生平最难忘的一堂课。他因此悟出：「我们的智慧与能力不足以真正了解他人。」尽管图图承认温妮为黑人解放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他不愿意帮助温妮推卸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责任。
1997年，委员会对温妮公开听讯。会场被各国媒体所包围，温妮没有让人们失望－－她身穿设计高雅的时装，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她的支持者在会场外面嘶着嗓子为她歌舞打气。不顾委员会有关做伪证的人将被法律惩处的三申五令，温妮在听讯会上面不改色地说谎，矢口否认所有对她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证人证言如何荒唐可笑。
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就在委员会必须对温妮及其足球俱乐部的案件做出裁决之前，图
图痛彻肺腑地对温妮做出了一番公开呼吁。他深情地回顾自己与曼德拉一家长期的亲密关系，回顾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旧制度的压迫，赞美温妮永不屈服的精神与贡献，最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
「我们长期的奋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已往的次序，这个次序将包含新的道德
，真理与责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感到心碎，因为我们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里受审。……」「我们必须显示，这个新次序有着质量的道德的不同，我们必须敢于为善、真理与同情而奋斗，而不是逃避。」
他直接面对温妮，无比诚恳地说：
「我告诉你－－你是我挚爱的人，我爱你的一家也是这样深沉。我想说的是：让我们
正式面对这一切，在这个会场上，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而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在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他们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能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
「我请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做出决定。你是一个
大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只会增加你的尊严。」
一直说谎面不改色的温妮，也被图图这番话触动了，她终于向受难者的母亲说：
「我真诚地请求原谅！」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心半意的道歉，但这却是温妮－－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请求宽恕。
图图在传讯会上对温妮的呼吁，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即使那些爱挑剔的白人，他们虽
然怀疑图图这番话是有意给温妮提供出路，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那是最令人紧张与激动的一刻，委员会的努力是成功的。而图图本人则感谢上帝的恩惠。如果对温妮的审讯结果不是这样，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温妮的悔过，不但给黑人激进分子提供了宽恕之途，而且帮助整个受害的南非民族，更进一步地从仇恨走向和解。
五，南非成为一个和解的样板
图图说，委员会的工作显然有很多不足，但却是南非令人绝望的局势中，所能找到的
一个处理问题的最好工具。他们的工作，也给这个争执不休的疲惫世界，给仍然在痛苦中的人们一线希望。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图图把这个疗治整个民族心灵的进程，归结为「上帝的一个梦」，而教会则是宽恕的象征。虽然人类毫无疑问地存在许多邪恶，但图图发现人类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正是这种体验，使图图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不肯绝望。由于图图主教本人的宗教境界达到了不凡的高度，南非人相信他的「上帝因为我们宽恕而贴近我们」这一结论。
在三年的调查工作中，委员会接见了2万多个证人，一系列开馆验尸的现场，其悲惨图景将伴随图图终生。图图说：「我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再受到伤害的。长久以来，整个南非的国家命运就是这样自我戕害。」
深思一个剥夺人的种族歧视制度之所以存在，图图认识到，这是由于，许多白人在这
个对他们来说非常舒服的制度下成长，他们因此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而那些反对旧制度的黑人，也变得像对手一样野蛮，从而把自己降低到与对手同样的道德水平。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是，受害者在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因而自我仇恨、自我作贱，给自己塑造了负面的形象。图图告诫说：「社会和谐是每一个南非人的任务，是整个民族必须努力完成的进程。每一个南非人都有义务，通过学习他民族的语言文化、去除陈腐的观念，尊重人权，学习宽容，来促进这个和谐进程。」
由于有了宽恕，南非才有了未来。南非成为一个和解的样板。对于世界各地陷入苦苦
争执中的人们，对于那些习惯性地用传统思路考虑问题的人们，南非这样一个样板有别于那些使用暴力的途径，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怎样用和解的方式处理种族问题。
作为非洲基督教会的一位著名领袖，图图曾访问过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那里尸首
遍地，连教堂也成了可怖的停尸房。现代非洲历史的一幕幕内战惨景，在尼日利亚、利比亚、安哥拉以及其他国家一再发生。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形成了巨大的恶性循环。图图在各国一再呼吁：恢复非洲传统中的宽容与正义，改变野蛮的复仇方式。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寻求和谐与友谊。图图去了耶路沙冷，去了北爱尔兰，到处演说：
「被伤害的人们不要拒绝宽恕对方。」各国人民聆听他，仿佛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真的人，但图图例举不少例子证明其可能性。他所说的「宽恕」，并不是来自个人天性中的情感，他认为「宽恕」真正的含义是：解放受难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图图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
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
2000年11月11日
在情人的房间之外
———-读纳丁·戈迪默小说
茉莉
几年前，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接受采访时，诚实地说：她对中国作家“一个也不了解”，并遗憾西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太少。
实际上，处在南非那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戈迪默本人长期的写作，对于英语主流世界乃至我们汉语世界，也是陌生国度的陌生故事。因此她曾说：“我觉得没有人会对我所熟悉的世界感兴趣。”
不管别人感不感兴趣，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这位自九岁起就开始写作的犹太女孩，运用她的母语———英语，撰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几百篇短篇小说，非洲那块浩渺而灼热的大地与人生的画卷，在她笔下徐徐展现出来。1991年，她因其“壮丽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成为非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年暑假伊始，我在自己的阅读书单上列出了她的几部长篇和短篇小说集。
我期待读到一系列南非政治社会的当代史。因为，这位在南非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拒绝流亡，坚持留在国内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作家，是大名鼎鼎的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戈迪默此生最自豪的事情，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而是她曾于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黑人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对于有这样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家，我的期待不是没有根据的。
暑假快要过去时，我已经发现自己错了。尽管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人士，但戈迪默并未在其小说中刻意宣传政治，她一直保持着人格独立和艺术独立，不混淆她生平的两个角色----
一是作为一个作家，二是对于南非自由事业的责任。她说：“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她把自己称为“一位自然作者”，只写自己熟悉的事情。
私人性爱与外部社会之间
为了弄懂生活，戈迪默细腻地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异性情爱，同性友爱，父子亲情等等，并毫不回避二十世纪的流行主题———性。在性爱描写上，这位笔触细腻的女作家可以算是一位高手。但是，和情人关上房门的千种柔情，万般缱绻，乃至狂欢的呻吟，并不能抵挡门外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性爱是使生命不息的自然力，甚至色情也是人性的自由，但它们并不是文学最高的深刻和最大的真实。
戈迪默非凡之处就在这里。她观察的领域，正好是私人感情与外部力量的交界之处。她的不少小说的主题是：爱和政治。由于南非特殊的种族冲突，忠实于生活的戈迪默，其小说往往描写在白人与黑人相碰撞的地方发生的恋情。这种超肤色的爱，既有白人男子的黑色维纳斯之恋，也有新一代苔丝德蒙娜（白人女性）的奥瑟罗之恋。他们编织的情网，往往比超肤色的友谊更能检验白人的一方的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他们的富于挑战意味的恋爱，最终往往难以战胜充满偏见的传统势力。从而带来悲剧性后果。
在短篇小说《城市和乡下的恋人们》的上篇中，戈迪默叙述城市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爱情故事，以法院的不了了之的审理收场，导致恋人无法重逢；下篇中的男子则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
见，亲手将他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活活扼杀。由此，戈迪默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在戈迪默的创作的前期和中期，根据南非的婚姻法（1949），和有关道德的法案“淫秽法案”(
1950 )，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性关系和婚姻是被禁止的，直到1985年，此一禁令才有所松动。在《
撒谎的日子》里，戈迪默描绘了一对黑白情侣同居了几年，忽然夜半惊魂，警察捉奸的火把在他们眼前闪烁，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歧视心理。
为黑人伸张正义的自由主义作家戈迪默，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指控的“罪状”之一是：她的小说竟然把白人写成“坏人”，把黑人写成“好人”。为此，根据1963年官方有关出版检查的法案，戈迪默的三本书被南非当局查禁、销毁。甚至在她获得诺贝尔奖时，也没能得到来自白人总统的祝贺。
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对比白人更高雅的黑人夫妇。他们富于激情和爱意的婚姻生活，在戈迪默笔下美不胜收。例如写索尼太太艾拉那可爱的黑色胴体：“供他衔在口中的黑葡萄一般的乳头，光洁的腹部上娇小的肚脐，柔润如她母亲给她做新婚内裤的绸缎的私处。他们在如梦的缠绵中长时间地谈论－－－，然后，随着他几乎是偷偷进入她的体内，对话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其中的极乐每每使他们彼此感到惊奇。”
然而，在他们性爱的伊甸园之外，南非黑人的反抗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致力于提高黑人社会生活质量的小学教师索尼，过去并不热衷于参加集会示威等活动。即使图书馆、电影院等专属白人的文化场所禁止黑人进入，对此他也并未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带领全家去草原野炊消遣。他买来莎士比亚作品苦读，以提高自我修养，而没有认识到：强权由于自己的屈服而存在。
直到有一天，黑人区的学生喊着“种族隔离是奴役”革命口号，穿过草原去示威游行，为了保护孩子，这位尽职尽责的教师与他们同行。此后，他被警察局挂了号，被学校开除，成了职业革命者。以前只在莎士比亚书本里寻找平等定义的索尼，从此成了黑人运动最优秀的演说家。
与美丽妻子创造的性爱伊甸园不复存在，他的妻子没法分享他投入社会风暴的理想。索尼在监狱里，与常来探监的人权工作者瀚娜———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出狱后不久，这一对黑白朋友变成了如胶似漆的情人。那是南非几十年的反抗运动中经常发生的故事，热衷于共同革命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不分黑白，一边积极地携手工作，一边享受风流韵事。共同承担抗争的危险，反而更增添了欲望的强烈和性爱的狂野。
婚外性的浪漫也是有限度的。在瀚娜那充满色情意味的密室里男欢女爱、大汗淋淋之后，索尼仍然要面对本民族黑人的饥饿、失业和不自由的处境。更为悲哀的是，他，一个曾经是挚爱忠诚的父亲移情别恋，被儿子发现了私情，猜忌、愤恨由此产生，原本和睦温馨的家庭被笼罩上一层阴影。这本书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在于，它写出了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爱情与亲情夹缠，理想与现实冲突，苦涩地彰显了私人情感与公众生活相互影响的现实。
“爱情和政治冲击着我们，但它们也是很大的驱动力。”戈迪默说。她的小说，挖掘了政治抗争者的私人生活，也展现了他们在南非特殊的环境下的勇敢反抗。带色情意味的镜头无处不在，戈迪默笔下的黑白男女在郊外，在走廊，放纵他们的情欲。她的小说和故事暴露由矛盾构成的生活，种族制度并不仅仅是戈迪默小说的背景，而是渗透人们生活每一个方面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塑造了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无论统治者还是反抗他们的人，全都不能幸免。
在早年的一篇访谈中，戈迪默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
我往往在最富隐私的情境中，描写人们私人的自我，他们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处在政治状况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习俗道德是由政治状况形成的。南非社会就是一种政治状况。我必须通过个人行为的血肉，达成政治的提炼。如果说我受到影响，承认人是政治动物，那么，在我的作品中，是经由南非生活而形成的。”
心界大，笔下的世界才大
一个作家的胸襟大，笔下的世界也就大。戈迪默的气度和才识，使她不能把她的彩笔局限在情人的房间里，把性爱当做唯一的创作源泉，那是没有能力关注更大问题的作家干的。瑞典文学院认为她的作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
半个世纪以来，戈迪默以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出的几百篇小说，像一丛丛聚光灯，照亮了晦暗的南非社会现实。她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身边事物的变化，自己国家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对此做出深刻的政治、心理分析。
小时候想做芭蕾舞演员的戈迪默，最初写作使她感兴趣的只是人，是使人不幸或使人幸福的事件。随着写作面的扩大与深入，她发现政治在南非无可回避，“即使在恋人之间他们也看到了黑色的罪状”，她便感到有探索政治主题的需要，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广泛深入地解构殖民化倾向。但她反对在作家做简单的政治宣传，主张在小说中给政治以一个自然而然的地位。
例如，长篇小说《邂逅》讲述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的故事。是什么将这样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结合在一起？是超越种族的性爱。戈迪默描写了沙漠中狂野的性爱，但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我在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但我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在写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移民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为了移民不惜藏在闷罐船舱或是不透气的货车后部，甚至在飞机的货舱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这种悲惨的事情总在发生。”
面对世界的悲惨，戈迪默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她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对她来说，是比写作更困难的工作。但是她坚持在公民生活中为自由而斗争，致力于为南非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环境，否则“我就不能保持我的自尊，我就不得安宁。”她积极关注世界局势，除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之外，她还参与改变贫穷与疾病的斗争，关注黑人的受教育问题、艾滋病和死刑等问题。
这样深厚而执著的人道主义立场，源于戈迪默童年的特殊经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非德兰士瓦省斯普林斯矿区小镇上，这个白人小女孩常跟着她的母亲，到城郊一家小店铺买东西。小女孩惊讶地看到：白人店主对那些黑人矿工顾客态度十分粗暴，并且无理索要高价。童年的见闻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等到年岁稍长，她了解到，那些店主大多是从俄罗斯和立陶宛流浪来的犹太人，他们逃离了被侮辱被杀戮的命运，却反过来欺辱比他们地位更低下的黑人。
小女孩不能理解为什么白人要那么歧视黑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但她的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属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目睹了黑人矿工备受矿主欺凌、剥削的种种惨状之后。她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她的朋友，于是九岁的小姑娘开始写作。当她长大后进入修道院学校，在公共图书馆阅读契诃夫、普鲁斯特、萨特、加缪、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她同样发现，在图书馆这知识的殿堂里，黑人与狗一样不得入内。种族歧视的现实，激发了这个小女孩一个强烈的愿望：把她的经历和思考告诉一切人。从此笔杆伴随了她的一生。
戈迪默的老朋友还记得，那是以玛丽莲－梦露为偶像的六十年代，年轻的戈迪默出席朋友聚会的沙龙。具有古典美的她把头发高高盘起，光彩照人。朋友们在跳舞、喝酒、纵情欢笑时，会突然发现，戈迪默正呆在某一个角落，静静地倾听一个醉汉语无伦次地讲述其失败的爱情。这是戈迪默的一个特质，她始终关注人的生活与痛苦。有时，她穿得像一个贫穷的白人，和朋友们驾车远行，在神秘的非洲大地草原游历，以扩大自己的眼界。
处在一种多重的边缘状态，戈迪默既不能认同与她有类似移民背景的犹太人，也不能认同她所同情和支持的黑人，更不能认同她所痛恨的白人统治者。在六十年代，戈迪默曾被白人政权查禁书籍，到了九十年代，黑人民族主义者掌权之后，因为她的白人身份，南非有一个省禁止学校采用她的作品作为教材。正是这种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的边缘状态，使她的心灵博大，透视生活更具慧眼，不局限于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她笔下的大千世界，才会是那样沉重而色彩斑斓。
020812
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获奖小说《檀香刑》
茉莉
死刑和酷刑，一直是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的范畴。因此，尽管中国作家莫言告诫说：“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他的《檀香刑》，我这不够优雅的女士，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读完了。
读后的感受是毛骨悚然和恶心，也许这正是莫言所要达到的震撼效果。然而，我的震撼不仅来自书中描写的酷刑本身，更令我震惊的，是像莫言一类的中国作家在道德上沦落的程度：他们弃置丰富的现实题材，漠视文学的人文关怀，而去追随中国乡村仇恨传统与历史暴力叙说，迎合当前排外的民族主义，拿人性残忍当有趣。
宣称大撤退，讴歌义和团
小说《檀香刑》的故事情节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的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遭遇灭门惨祸。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有个美丽的女儿叫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大牢，并给他施以一种新发明的残酷死刑---檀香刑。小说以主人公眉娘为中心，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
这是一曲讴歌义和团的华美大戏。书写义和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著名作家如此高调赞赏义和团的排外壮举，却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尽管义和团运动有它发生的理由，但它绝不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博大胸怀，而是昭显了许多负面的民族性，对本世纪初的中国造成巨大的戕害。自五四以来，不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义和团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陈独秀先生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鲁迅在其大量文章中，多次提到义和团运动是对中国进步的“反动”。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宣言：“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但是，先知们严肃的历史反省，对当今中国文学界那些一心想出“新招”、玩出惊骇刺激来的作家，显然是不值得理睬的。莫言宣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由于不满当今文坛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对民间文学的继承，莫言以他“决不妥协的心灵”，撤退到江湖乡村，寻找爱国的民间文艺，打造出地道的“中国小说”。
毫无疑问，不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文学永远需要从民间吸取源泉。作家有权重新审视历史，也有权以生花之笔再造历史。但是，著名作家是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他们在撰写历史题材时需要特别谨慎。莫言童年时就具有的义和团情结，深受他家乡山东民间传说的影响，例如：“德国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莫言《后记》）
这样无稽的传说，长大成为作家的莫言，已经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那里证明其荒诞，但一心要“大撤退”的他，仍然坚守其狭隘的民族立场。没有能力去把握义和团深刻复杂的背景，莫言干脆在小说中将历史简单化，泾渭分明地定调：洋人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十恶不赦、坏事做尽；义和团是拯救民族的英雄，他们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大智大勇。
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
中国人历来有爱看杀头的“看客”传统，《檀香刑》中描绘的新型酷刑，把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据说电影中的暴力镜头是有级别限制的，但“中国小说”显然不受这一限制。莫言自认他笔下的酷刑“纯出想象，无典可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此刑法不伤内脏，却能让受刑人受尽非人折磨和痛苦才死。
莫言浓墨重彩描写的刽子手赵甲，其杀人手艺高超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制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桩，犹如雕琢一件精美的首饰，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书中的德国鬼子克罗德也不由得赞赏：“中国人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据莫言自己解释，他写此书“写得很痛苦，但对于作品来说，这样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人类有阴暗愚昧的一面，对虐杀同类感到本能的快意和欣赏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描述或许会刺伤某些人的心灵，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医治。”
但是，笔者在小说中看不出半点作家的写作痛苦，相反，莫言以他恣肆华丽的语言，尽情抒发了他描写血腥虐杀的欢乐，给酷刑以诗意的赞叹，完全没有鲁迅先生在描写爱看杀头的无知民众时，表现出来的沉痛的道德追问与悲悯情怀。
这样就超越了人类的某种禁忌。在一个欣赏刽子手艺术的时代，在一个用婴儿做汤的现实中国，作者不是以文学审美的特性，去追求爱的精神与人文关怀，去承担废除死刑和酷刑的人道责任，而是以创作自由的名义，渲染酷刑，帮助人们进行暴力想象，助长群体的残忍性。看来，需要医生治疗的，首先是失去正常认知、精神变态了的作家自己。
评论界把莫言推向暴力的极致
曾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莫言笑脸，到今天变换为阴森恐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实，莫言一贯的创作，就有张扬“百姓在压抑之下寻求生存时的那种生命力和精神的总爆发”的目的。有识者指出，莫言早期《红高粱》系列，就蕴含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当描写“民族的原始生命力”获得评论界一片欢呼时，陶醉于其中的莫言，在颂扬暴力、残酷叙事这条路上就走得更远，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极端。
然而文学评论界仍然在欢呼。啊！“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啊！多么“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就这样，文艺界把一个原本有才华的作家，进一步推向追腐逐臭的泥潭。当他表现优秀时，没有人对他作品中的精华进行有见识的肯定；当他写作发生偏差时，却去赞赏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缺乏杰出如别林斯基那样评论家，去引导作家更为高贵和人性，莫言的作品就只有原始再原始，野蛮再野蛮。
这是符合当今中国人敌视西方的大潮流的，也是符合民族集体道德堕落的大趋势的，莫言的这本书因此获得“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奖。对此，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020923
绝对坦诚－－－也谈汉娜·阿伦特
茉莉
人们在谈论汉娜·阿伦特时，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尔那一段情史，不少人为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学家终生爱恋一个“讲台上的纳粹”，而深感不值。其实，爱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带，是无解之谜，与“政治正确”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汉娜这种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评价大都不足为道。
一般陷入爱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但汉娜却不是。长于思考的汉娜，对海德格尔失足的错误，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协的批判。但是，女人爱到深处，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使得爱和怜悯、宽容混合在一起，对其所钟情的对象更为难舍难分。幼年丧父的汉娜，成年后也没有自己的儿女，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博学的导师，不仅仅是缠绵的情人、共享思想乐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带有父亲和儿子的影子。年轻的汉娜曾经下过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任何人。这个誓言，并不因为后来汉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尔失足而完全改变。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年迈倒霉、精神上差点被摧毁的时候，汉娜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感情”重又复燃。具有强大爱的能力的女人，她们往往不是爱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怜疼爱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领域里展露个性锋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不但不让人看小她，而且还让人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爱，还是可能的。在思想深处，汉娜一直有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里，人可以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人无权干预。而在公共领域里，涉及到公共生活，人们却需要交流，对这个世界承担起共同责任。
和爱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汉娜，经常带着春天般的微笑，热情爽朗，和蔼可亲。但每当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现，她便一点也不温柔敦厚，说话拿腔拿调，让人感到一股骄横之气，因此被人称为“厚脸皮汉娜”。对于这种指责，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不但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汉娜还一反传统哲学家埋首沉思的习惯，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热切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她经常公开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发表言论。她认为，公共场合不应该是人们磨平棱角，变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众视野里，一个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发展，更能展现自己的个性锋芒。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张牙舞爪的汉娜，尽管树敌不少，却是光彩迸发，令人炫目。她始终不遗余力地捍卫正义和自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对极权主义展开透彻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创性，因而蜚声世界，
触动犹太人伤疤遭到围攻
汉娜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经成了世界经典。但重读她的传记，最令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她在面对犹太领导人不光彩的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追问真实、尊重客观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汉娜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她曾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在流亡之前，她曾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流亡美国后，她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她在思考极权主义的土壤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体验。然而，承担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也能直面犹太人不愿谈及的真相？在纳粹逞凶时，作为受难者的犹太人，他们自身的错误与问题，是否就应该掩盖和回避？
1961年，以色列审判纳粹头子艾克曼，汉娜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飞往耶路撒冷观察采访。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汉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文章中，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分析艾希曼这样一个机器般顺从的庸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罪恶。
汉娜拒绝像其他人那样将纳粹描述为怪物和恶魔，这就使得许多犹太人反感，觉得他们的苦难因此被放小了。但汉娜还不止这些，她进一步论证：没有犹太领袖的积极配合，纳粹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因此，犹太人对大屠杀所负有的责任并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审判了艾克曼，也审判了欧洲犹太领袖的战时行为，暴露了“整个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章节”。
从此汉娜不再安宁，她触动了一块最不能碰的伤疤。在犹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人们狂怒起来，美国的犹太组织、协会和媒体行动起来，集体对付这个口无遮拦的犹太女儿。一场论战风暴愈演愈烈，汉娜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纳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无耻的辩护者”。咒骂声扑面而来：“冷血”，“没有心肝”，“残酷而且令人厌恶”。
知识分子纯洁政治的典范
笔者惊异于汉娜灵魂的忠直，也不由得发问：为什么汉娜要那么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隐秘伤口，使得那么多人心怀怨恨，使得自己遭受一场如此惨重的政治围剿？她本来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把对苏联的真实认识拖延到五十年之后再发表；她也可以内外有别，只把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的问题做内部讨论，对外沉默以维护犹太人的声誉。
尽管为朋友们纷纷离去而痛苦，但汉娜从未后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为。对她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犹太领袖，都没有不被追问质疑的豁免权。有根有据地提出问题，进行尖锐的剖析，这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哲学家的责任。汉娜天性中的一个基本素质，是毫不惧怕真实的勇气。正直和勇气使她超越个人的利害，去正视历史真相。她不认为纳粹的罪行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不愿认识真相的民族，悲剧还会重演。
汉娜属于左拉式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有权超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民族主义的价值，永远独立思考，对社会政治持一种毫不含糊的独立态度。福柯在论述知识分子的角色时，提到知识分子的任务：“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汉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评价他所钟爱的妻子说：“她如同利斧一样论及事物。”为什么天性妩媚的汉娜，要在公共领域这样生硬而怪异？她提出令人难堪和愤怒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权力，到底所为何来？尽管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汉娜并无自己的政治企图，但她的言说绝不是毫无目的。她的公开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政治干预模式，是一种以哲学入世的行为。这种干预，能够产生纯洁政治的作用。
远方的姑娘与“无情的慈悲”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成长背景，塑造了汉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笔者发现，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的汉娜，小时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并无什么特异之处。但她在大学时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尔－瓦伦哈根的女友，虽然那位志趣相投的犹太姑娘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汉娜读她留下的书信，并为她写作了一本书。从那位女友那里，汉娜学会了：“面对自我的毫不迁就与真诚无欺，”“犹如无遮无避地面对风雨。”在海德堡读书时，汉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学导师雅斯贝尔斯，这位导师教会了原本害羞拘谨的汉娜一种处世之道：绝对坦诚，尽可能清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诚的汉娜，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写到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这句话出自席勒的一首诗歌《来自远方的姑娘》。汉娜就如同那个“远方的姑娘”，“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让所有人的心胸都变得宽广。”“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尽管与东方佛教无缘，汉娜的“绝对坦诚”，却类似佛教哲学里的“无情的慈悲”，可见东西方精神常有内在的相通。一般人认为，慈悲就是亲切热情，如“祖母之爱”，但西藏大哲人创巴仁波切却宣称：真正的慈悲，从“我”的观点来看，是无情的，因为它不考虑“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彻底聪明，但也狂放，因为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适的企图打交道。
“无情的慈悲”基本特点是，没有局限的纯粹，无畏地敞开，没有对人和蔼讲话及装出可爱笑容的必要。这种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开照耀，月影则反映在一百个水碗之中，它自己并无所图。在藏传佛教里，修学者若真的修行“无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禅修、研究、突破、发觉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犹太汉娜，她的前世，也许是一个东方的修行者。
02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