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一片浩瀚的文学森林
——读《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
茉莉
初到瑞典时，诺贝尔文学奖对傅正明这位研究西方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一座难以攀缘的奇丽山峰，一片如他所居住的斯堪地纳维亚一样广阔葱郁的森林。怀着浓厚的学术志趣，傅正明孜孜不倦，在原有的英文基础上，增学瑞典文作为探索工具。十年寒窗过去，世人雾里看花、众说纷纭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笔下展现其真实的风景和魅力。
全景鸟瞰与微观剖析
在最近出版的《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台湾允晨出版社)一书里，傅正明对这一片浩瀚的文学森林，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全书三十多篇文章，各篇既独立成章，又形成一个整体，由此勾勒出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揭示出诺贝尔文学奖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以及百年评奖的得与失。
傅正明特别注重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对诺贝尔遗嘱的诠释和文学奖标准的解读，是世界文学理论界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自上个世纪初，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开始尝试解释诺贝尔遗嘱之后，不少瑞典和欧美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和诺贝尔传记作家，就诺贝尔遗嘱中文学奖“理想倾向”的人文主义标准，撰写专著和专文进行讨论。然而，这一研究在中国几乎是个空白，这与中国文学评论界长期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标准有关。
从理论上研究诺贝尔文学奖，需要参考瑞典文学院的历史文献资料。根据五十年保密的原则，瑞典文学院只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五十年：提名和选择(
1901－ 1950 )
》，而其后五十年的评奖内幕，就只能从历年来的诺奖公报，颁奖评语和颁奖词，以及每年瑞典报刊上评介、争议诺奖的大量文章，去追踪研究了。幸好瑞典人很支持中国学者的研究，诺贝尔基金会和诺奖评委主席，都多次授予傅正明翻译他们文章的版权。
除了描绘这片文学森林的宏观远景之外，傅正明还对诺奖作家和作品，进行微观的研究，如同进入密林中，他仔细考察一棵棵树的大小和材质，欣赏其内涵、风姿与色彩。该书涉及一百年来的获奖作家，其中一些重点作家，如吉普林、罗素、托马斯·曼、艾略特、海明威、马尔福兹、达里欧、索因卡、格拉斯、奈保尔、凯尔泰斯、库切等，都有专文进行论述。
时代要求我们唱歌
西方人常把人生比喻成一个杯子，把文学喻为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由此强调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作家作品必然带有时代色彩。傅正明在研究诺奖时惊讶地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在写作中既回眸历史，也展望未来，但都无法摆脱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他们的作品几乎集二十世纪思潮之大成，例如无政府主义、怀疑主义、殖民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平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印记。同时，上个世纪的各种文学表现手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在诺奖作品中应有尽有。
于是，傅正明致力于梳理诺奖作家作品，从中追溯百年来各种思潮的发展和走向。例如，他从吉普林的诗歌中分析出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衰，从黑塞的小说《悉达多》看东西文化如何汇流，从罗素看和平主义者的理念与实践，从海明威小说分析出他所处的那个充满骚乱和战争的时代特征，从托马斯·
曼的小说看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美学，从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烛见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融，从索因卡的批判探索非洲兴起 “黑人特色
”运动，从萨拉马戈的小说比较分析中西哲学的人性说，从凯尔泰斯获奖看奥斯维辛后人类悲剧的集体记忆，......。
有时候，一个自然形成的作家群体，体现了颇为接近的时代特色，傅正明因此把一些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归类，做整体性的研究。例如，在《幻影之恋》中，他集中分析了西方左翼作家们的共产主义之恋；由于诺贝尔家族中有一大群犹太人，他撰写了《信仰和改宗－－
犹太裔诺奖作家的文学主题》一文；在《历史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中，傅正明不但分析了女性主义与诺奖女作家，也分析了男性诺奖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
时代精神就像空气和水分，渗透在作家们的文字细节之中。傅正明翻译了海明威写的《时代的要求》，此诗形象地表现了作家与时代之间不可分离而又痛苦不堪的关系：“时代要求我们唱歌，然后割掉我们的舌头。/时代要求我们流血，然后锤打我们的伤口。/时代要求我们跳舞，然后缚住我们的双手。/时代终于亮出了伪装，这就是时代的要求。”
百年得失及对中国作家的启示
谈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不了解诺贝尔其人。傅正明在对诺贝尔的生平、志趣和梦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后，阐释了诺贝尔的文学观和他设立文学奖的初衷。对瑞典文学院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诺贝尔的委托这一问题，傅正明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得失》一文中，根据瑞典文学院自己披露的内幕，他们的自我反省，以及文学院外的批评家意见，做出了综合性的评价。
傅正明论述了瑞典文学院内部“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的倾向之争，指出文学院百年来的颁奖，既体现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夹杂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他还介绍了获奖作家中公认的一些名至实归的大师、被错选的平庸作家、以及一批漏选的大师名单。早在五十年代时，面对世界的批评，瑞典文学院就诚实地宣称，他们评选出来的文学奖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合格就满意了。以这个标准看，百年来的评选和颁奖大致及格。
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是透视镜，他要能够把隐藏在作家作品背后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内涵揭示出来，给人以思想的启示。对于中国作家，傅正明这本书有其特殊价值。一个大时代有权向作家索取大作品，今天中国如此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却在文学方面没有相应的体现。由于全社会人文精神的丧失，由于大批中国作家在社会进步事业中撤退，走向庸俗的现实主义，因此，尽管文坛一片浮华喧嚣，却没有出现光彩照人的伟大作品。
《百年桂冠》给我们的一点启示是：伟大的作家是在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得以成就自己的文学，他们从来不特意回避现实，从不狭隘地把文学绝缘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伟大作品的一个悖论，就在于它们既是
“个人的声音”，又是时代和社会的正义呼声和精神诉求，它从来不曾把文学封闭在自我的茧壳中，从来不拒绝为弱势群体代言。
诺奖评选的一个特殊意义是，它彰显了文学之树常青之深层原因，即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的两个互补的方面：对强权的反叛和对弱者的同情。
（原载《开放》杂志）
我是怎样卷入八九民运的
茉莉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在湖南张家界开一个全省教学研究会议。按照惯例，会议安排了一天时间，让与会者去风景点游玩观赏。那一天正好是四月十五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刻下深深痕迹的一天。
张家界的春天，美得让人眩目。长期过着从家门到校门的机械生活，一下子置身于翠绿欲滴的森林，看不完的奇山异峰，山涧涓流，名花异草，－－我简直要玩疯了。傍晚，当我山花插满头，手里抱着一大把青青竹笋，乐不思蜀地回到招待所时，一位同事告诉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像突然被泼了一瓢冷水，我顿时醒过来。
像我这样自小就跟随父母下乡回老家，在闭塞农村长大的人，对遥远京城的政治，长期以来，持一种不甚关心的态度。但胡耀邦先生其人其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他突然辞去总书记职务又突然去世的命运，除了令我感到悲哀之外，更使我对中国的前景产生了一种黯淡之感。
张家界会议之后我路过长沙，听说有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但我没有亲眼见到。二十四日早上去乘火车时，看到长沙街头有玻璃散落狼藉状况，据说是发生了抢砸商店事件。
后来我作为囚徒被警车押送到长沙服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位可爱的胖姑娘，她叫蒋剑华，她的“罪行”和我那天看到的情形有关：在4月23日长沙一些商店被砸之后，她路过现场，看到地上散落着一些毛衣之类的商品。这位胖姑娘不动脑子，就捡起一包毛衣，笑呵呵地往家走。没想到被便衣警察跟踪，她很快就被以“反革命抢劫罪”“从严从重”地判取有期徒刑8年。这是后话了。
当时我回到邵阳，继续过我教书、带孩子的平静生活。五月十三日北京学生绝食，每天听到广播报道学生绝食多少多少天，我的心就一阵阵揪紧。当时，湖南邵阳师专的学生也上街游行，在本市的广场上展开声援活动。学校领导严令教师不能参与学生运动，我也很听话，每天夹着课本去上课，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一下，应付了差事，马上回程料理家务。只有一次，我不顾禁令，跟着本校游行的学生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记起上小学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饭，就半途退回，买菜做饭去了。
五月二十六日，我和前些日子一样，夹着课本到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了一下后，乐得清闲的我就打定主意，上街去购置夏季的衣服。在办公室给女友打了一个电话，约好在百货公司碰头。放下电话，迎面看到我班上的两位学生，一位姓黄，一位姓周。
他们刚从广场示威回来，满脸的疲惫和激愤。富有诗人气质的黄对我说，他们准备上北京去自焚，因为李鹏政府下达了戒严令，用军队威胁要求民主的学生，他们决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一下子惊呆了。结结巴巴地，我努力劝说他们，说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珍惜生命。但两位年轻人的坚定誓言，不是我能轻易说服的。看见劝说无效，我慌慌张张跑回家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要对那两位学生的安全负责，不能让他们出事。带着钱包我就往火车站跑，追上了那两位学生。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包围的北京，带向不可知的未来。
车到北京，我们就遇上了“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风尘仆仆的我们立即就加入了游行队伍。此后，两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他们和其他外地来的大学生一样，支起红色的小帐篷，挂起邵阳师专的旗帜。看到他们的情绪已经稳定，我放心了，就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广场、北大等地东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周，给我上了生平第一场民主政治课。我以前的那些有限的政治知识，只是共产党课本上的可怜教条而已。在北大等地阅读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大字报后，我明白了，政治并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政治是一种责任，是影响我们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生存的责任，它应该由人的良知所支持。我这个从不问政治、思想后知后觉的人，当时有被启蒙之感，这就奠定了我以后成为“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基础。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白天艳阳高照，晚上却时常下雨，我的学生－－－这时已经增加到五人－－睡在地上，经受日晒雨淋。我每天去广场，一个一个帐篷观望，看到一些大学生坐在那里看书，就问他们为何不回去。他们说，要等到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召开，纠正四二六社论，让军队撤出北京，他们就回校参加考试。那些男女大学生的责任感和青春朝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六四屠杀发生，我多次流着眼泪发表强烈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眼前就闪现着那些捧着书本在天安门静坐的大学生的影子。
在北京的后来几天，人民大会堂的广播员播送当局的公告，劝告各地大学生回校，公告说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师生，旅途一律免费。我看我的学生们在广场够艰苦的，暂时看不出静坐有什么结果，就说服他们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们师生一行六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广场，乘车回湖南。
回到邵阳以后发生的事情，有《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9）刑一初字第150号》记录在案：
“被告人莫莉花与邵阳师专学生黄某某、周某某于1989年5月26日离邵到北京了解动乱的动向，并收集了一些动乱的资料。返邵后，莫于6月3日晚在邵阳师专培训部教室向80余人发表了所谓
《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认识》十大问题的演说。蓄意渲染政治动乱并攻击、诬蔑“李鹏制造动乱，以军队要挟人民，只要没有李鹏，天下立即太平”。鼓吹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议会制、政治设计等。6月6日晚，莫又在邵阳师专广播室利用广播设备向全校师生职工进行演说，再次散布了上述反动言论。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莫莉花于6月4日晚和5日上午，在邵阳师专和黎某某等极少数人为一小撮暴徒召开的“追悼会”上和邵阳市人民广场发表演说，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狂妄叫嚣要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要以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去祭奠暴徒的“英灵”等等。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坚定结论在卷佐证，被告人亦供认在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莫莉花在我们党和国家赢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公然发表演说，为北京的反革命暴徒鸣冤叫屈，歌功颂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毒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和措施，煽动群众进行对抗，妄图以此来达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莫莉花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附上旧文：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1989年12月24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同囚室的女犯七手八脚地捐献出发夹，为我梳理好一头长发。收拾好辩护材料，应着看守的叫喊声，我踏出了牢门，走向将陷我于罪的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当我走在看守所囚室外长长的通道上时，耳畔响起了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我知道，这是那些同情89民运、敬重我的囚徒们为我壮行色、而做出的违反监规的大胆举动。
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在青海格尔木农场的灾难里，在安徽洪水的泛滥中，多少囚徒奋不顾身抢险救灾。身为罪囚的他们，表现了人类天性向善的一面。而今天，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今天，竟也是囹圄之中的囚徒，首先鼓励我去迎接审判的挑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死屋手记》中所证明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类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我们有罪，我们惭愧；你没有罪，你要坚持，不要认罪！”他们从放风的棚顶上打来纸条，真诚地劝告我。
从夏到冬，铁门外遥遥相望的梧桐浓绿的枝叶已枯萎凋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伴着灰暗清冷的天空。在通铺和天花板之间，我数着铁窗上更替的太阳和星星，忍受着烈日的煎烤、暴雨的倾浇，吃着粗糙不堪的饭菜，耐着蚊叮、虫咬、老鼠爬面。天天发低烧、苦苦煎熬的日子，更承受着精神即将崩溃的痛苦。和外界的接触只有一张报纸，通版是中共“镇压反革命暴乱”的穷凶极恶的报道，往往令我痛不欲生。那么人民呢？昔日热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人民呢？他们是否已在高压下喑哑，如同驯服了的羊群，低下头跟着一意孤行的领头羊，不知走向何方？难道他们从此将只盯着自己的钱包和菜蓝子，忘却曾染红大地的鲜血，忘却仍在高墙电网之中备受折磨的人们？难道我们只能象失败了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孤独地踏上苦役流放的漫漫长途？
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在囚牢里愤而绝食时，我曾写下一首悲哀的小诗：
“我们死得无声无息，
凄凄荒草遮掩了痕迹。
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唱，
惊弓的黄鹂在枝叶间喘息，
麻雀缩回自己的窝里，
为还活着沾沾自喜。
只有诗人不会忘记，
长风暴雨之中
他永无休止地为我们歌泣！”
公审大会之所以定在12月24日，是因为这天是星期日，政府当局想借此机会，让邵阳市大专院校学生及市民进行一次“法制教育”，以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走进宽阔而肃静的市委大礼堂的那一刻，旁听席上黑压压的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我。我却不敢向那边多瞥一眼。我怕看见半年未见了的年迈的双亲，为之牵肠挂肚的丈夫和儿子，以及那些知心的女友。我怕一向感情脆弱的我，会当场失声痛哭起来，以致影响准备了多日的法庭辩论的思路。在这场势不两立的法庭抗争中，我将一人面对充满淫威的强敌。家里亲人担心我因死不认罪、态度恶劣而被判重刑，不主张我做无罪辩。经过司法局批准才能由我家聘请的律师，更是明确地对我说，当局组织律师开会，严格规定不准为参加“动乱”的“反革命份子”做无罪辩护。他是共产党员，不能违背党的指示。
“让我孤军作战好了。”我忍住气愤，意欲辞退律师，为家里节省开支。也许是不忍心看到一个无辜的女人在被告席上孤零无助，也许是邵阳市广大市民（包括律师）对我被当成“动乱”的替罪羊怀有恻隐之心，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律师没有被我“顶”回去。他慢慢思考后，拿出了一个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由我自己主辩，而他──一个贯以雄辩著称的名律师──只提请法庭注意一些事实，而回避“是否有罪”这样一个根本性质问题。
台上，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公诉人都头顶国徵，正襟危坐，煞有介事的样子。我不禁暗暗发笑。在预审阶段，我和他们都曾有过不少次唇枪舌箭的交锋，也曾指着他们的鼻子痛斥：“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他们也常常无言以答。私下里，我认为他们都不是坏人，而只是在代人受过。但在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平静地面对代表专制机器的他们，默默地说：“让我们再较量一次吧！”
上午8点多钟，法庭调查开始。首先是审判长例行公事地询问姓名、年龄之类。待问到被告人是以何种罪名被逮捕时，我停顿了片刻，讥笑地回答：“是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
“所——谓——的！”我听见背后听众席中有好些人低低地重复着。人群顿时活跃起来。人们大概从这个词上得知已被关押半年之久的我仍无悔改之意了。
法庭一一出示证据。原来，我于6月3日从北京回邵在校新闻发布会上做的关于北京学生运动十大问题的演讲、6月4日晚上在师专师生举行的《痛悼北京死难烈士》追悼会上所做的发言、6月5日在邵阳市东风广场群众游行集会上影响全市的演讲，均被公安录音摄像了。对于这些事实，我一一爽快地承认，并无异议。待到宣读证人证言时，我却发现大有区别。凡学生所做的证词，皆有为我开脱之意。而学校的领导欲保“乌纱帽”，大都“阶级立场坚定”。最可鄙的是我所属的教育系党总书记袁某，他竟拿出当年反右、“文革”中“揭发反革命”的本领，在证词里无中生有，信口胡诌，说曾听我说过一些如何如何反动的话。听众席上，人们禁不住摇头。有人“嘘”出声来。我当即提出反诉：
“袁书记一直是我们尊敬的老教师了。可是，他今天的证词却使我莫名其妙。我不知道6月3日后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并说过那些话。我想，袁书记要嘛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要嘛就是人格有问题。我对他的人格表示怀疑。现在，我提醒法庭依照法律对落井下石、诬陷他人的袁某以诬陷罪、伪证罪起诉！”
话刚落音，台下响起掌声、叫好声，仿佛是一声春雷，使我震惊，给我温馨。它使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形单影只上阵，身后，人民与我同在。审判长重申法庭纪律，并以拘留、驱逐出法庭威吓听众。
当时，那位被我反诉的证人袁书记并未亲自到庭。事后他听人说这一段后，嗫嚅着说：“我不知道证词都要拿到法庭上去念的。”为当局需要制造证词，似乎是他的“党性”所驱使。为此，他连起码的法律常识、起码的做人道德都不顾了。两、三年以后，我从高墙内走出，恨恨于千夫所指的李鹏何以仍在台上，殊不知有多少袁书记这样的基层党棍做他的社会基础。
一上午冗长的法庭调查，使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头发晕、身子发冷。看我神色不对，押解我的女警叫我在礼堂前排坐下。身后，听众席上有人递来热茶、暖手炉。还有人轻轻传来口语：“镇静点，别怕！”
中午被囚车押回看守所吃饭，回法庭时，突然发现我的一些从各地赶来的女友齐齐站在门口，冲着我喊：“茉莉，象上午一样，勇敢些！”另有一个年轻人趁女警转过头去那刹那间，迅速地把一卷用于辩护的材料往我手里塞。
激烈的战斗在下午打响。公诉人宣读又臭又长的公诉词，对我进行指控。然后由我自己主辩。在开庭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警告我，如果我利用公开说话的机会继续宣传学潮中的那些观点，将被从严治罪。家中亲人为此非常担忧。我因此必须讲究策略。仔细思考过后，我采取的方法是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无罪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用他们制定的法律去驳斥他们自己。
监禁半年的日子里，我利用抗争获得的读书权利熟读了《刑法学》，研究了中国法律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借鉴了外国的一些人权理论，然后，将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前下达的起诉书逐字逐句地进行分析、批驳，构成了我的法庭辩护词。在嘲笑公诉词尽使用些上纲上线、戴高帽子的“文革语言”、毫无“创新”之后，我根据法律条文，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论证。我宣布：
“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其理由主要是：（一）主观方面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是出自反革命故意，而是出自一种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冲动。（二）客观方面不是煽动行为，而是传播消息、散布观点、表达思想、批评政府领导人的合法行为。”
根据法律和事实力辩，我宣称公诉人所指控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立，并要求法庭主持公道，给曾经阻止过学生堵桥、卧轨等过激行为的我予以奖励。我一本正经地引述报上登载的、关于李鹏对民运人士“宽厚态度”的谈话，声明“今天就是体现总理先生‘宽厚态度’的时候了，也是政府领导人取信于民的时候了。”
群众屏息静听，时而爆发出掌声，对我发言中的“黑色幽默”，亦报之以会心的笑声。自始至终，我感觉到自己是一朵被热情的海洋所簇拥的浪花。正如我在辩论中说的：“我们都说过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判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这被告席，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
两轮辩论下来，公诉人面红耳赤，如坐针毡。他的发言常常被一阵阵嘲笑淹没。在我条分缕析公诉人的起诉书犯了“客观归罪”、“逻辑上推不出”等四大错误时，他终于耐不住了，向审判长提出抗议，说按照法律，被告人不可以如此攻击起诉书云云。当我质问他道：“你们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这个爱祖国、爱学生的普通教师打成‘反革命’，你们对得起头上的国徵吗！”他更是一副无地自容之状。事后听说检察院起诉科的官员大都不肯接我这个案子，也难为这位先生当替罪羊了。
我的律师在一旁大敲边鼓。他一会儿念出一首我好多年前写的颂“七一”的应景之作，一会儿又谈起我原在学校教书的表现不错，是否可以宽大给出路云云。律师和其助手煞费苦心地在我和公诉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中和稀泥，常令听众忍俊不禁。
轮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宽阔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上千市民和大专学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陪伴我受审。在“最后陈述”中，我回顾了中共几十年来镇压“反革命”的血泪历史，用一串串连珠炮式的反问句指斥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最后，我表示：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至于我个人，我想起了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不管今天的法庭如何判我，我将永远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如果为此我必须付出自由作代价、必须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别无选择！”
“哗——”，如同春洪爆发，春雷阵阵，突如其来的掌声响彻大厅。我的泪水决堤而涌。患难之中见真情，邵阳──这个古老的山城、蔡锷的故乡，人们一改平时冷漠麻木的面孔，在法庭旁听席上展现了他们充满正义感、热情如火的灵魂。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事后写信告诉我：“那天，我们好多男子汉都哭了。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哭”。法庭里一位长者走到我那哭泣着的母亲面前，大声说：“您不要哭！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我要为她骄傲！”
法庭审判长焦头烂额，无可奈何。待掌声稍稍平息后，他厉声命令法警将前排一个拍手欢呼的少年驱逐出法庭。后来听人说那少年从前门被推出，又立即从后门悄悄地溜进法庭。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法庭把我的刑期压至原内定范围的最低，即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说，当时邵阳市的政法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旁听，事后严厉批评了有关司法人员，说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政府当局无法一一清查“喧闹法庭”的人员，只能发出通报，曰“反革命气焰嚣张，势力尚不小。”要求各地在审判“反革命”时，“吸取邵阳教训”。从此，湖南一些地区在审判民运人士时，都以开小庭、“选拔”听众的方式进行了。
我已毫不在乎刑期的长短了，只是紧紧搂着儿子，让热泪和儿子小脸上的泪水流在一起。我先生傅正明激动地拉着我。他在“6．4”晚上也曾发表退党声明，因此被强行开除出党，降职降薪。历经患难的我们终于看到，在这场政府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制造恐怖气氛的公审大会上，人民已用掌声对我的案件做出了正义的宣判。
高墙外花开花落，高墙内几度春秋。在难熬的岁月里，法庭里不顾威吓爆发出来的掌声，长久地在耳畔回荡。它使我消失了那种浸透骨髓的孤独绝望感，使我不敢轻生，不敢懈怠，而是咽下痛苦，嚼碎委屈，抗拒一切诱惑，坚持自己的信念。虽然，眼前仍是烟雾迷茫，脚下仍是飘泊之途，但我拥有邵阳市人民留给我的永远的珍宝──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记忆。（1992年10月）
瑞典清真寺阿訇布道风波
茉莉
阿訇在清真寺对穆斯林信徒讲些什么，这是长期善待穆斯林的中立国瑞典想要知道的，瑞典人认为各种宗教文化需要交流，即使有不同观点也应该公开，以便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但最近瑞典媒体发现，斯德哥尔摩大清真寺的阿訇哈闪－缪萨，使用双重布道的作假手法，在穆斯林信众中传播仇视美国和西方的观点，由此引起一场辩论。
近几十年来，瑞典大批接收来自中东国家的战争、政治难民，使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伊斯兰教因此在瑞典成了第二大宗教。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民主瑞典，让穆斯林在这里享受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
各地清真寺是穆斯林聚会的地方，他们在一起做礼拜、颂经、听布道，出版杂志和书籍，宣传伊斯兰的教义。按照《古兰经》，清真寺是信士行善和劝善的场所，其宗旨是“至善”的，如果有人撒谎，那就永远不要在清真寺里做礼拜。
斯德哥尔摩的大清真寺是瑞典穆斯林的中心，是主教阿訇所在地。瑞典政府的代表和其他政党领导人有时访问此地，是为了表示：穆斯林是瑞典社会受欢迎的一部分。在作为旅游胜地的斯德哥尔摩，大清真寺还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媒体经常在重要节日里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
前不久，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大清真寺里聚集两千多个穆斯林信众，他们在聆听布道。阿訇哈闪展示了一批伊拉克俘虏被虐待的图片，然后用标准的阿拉伯语大声怒吼：
“穆罕默德的子孙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还要对这种侮辱穆斯林的行为忍耐多久而不行动？美国和英国军人是希特勒的子孙，他们在伊拉克强奸穆斯林，是穆斯林的敌人。我们必须让美国人付出代价！”这些激烈的言辞，在清真寺的大厅里像炸弹一样炸开了，许多人含着眼泪，磕头不已。
几分钟以后，一个翻译读出阿訇布道的瑞典文译文，其内容是：既谴责美军虐囚，同时也强调指出，美国对穆斯林所做的一些贡献是应该记住的，例如，美国派遣自己的子弟，去波斯尼亚帮助穆斯林。译文没有原文中的“美国强奸穆斯林”、“美国是穆斯林的敌人”之类的内容。
据瑞典报纸派去大清真寺的采访人员多次调查的结果：阿訇哈闪对美国及其整个西方社会的激烈攻击，从未被翻译成瑞典文。于是，一场讨论在瑞典报纸、电视上展开。
阿訇哈闪承认，他这次言论的攻击性是严重的，但他是迫不得已。自从美军虐囚事件被揭发出来，在穆斯林世界里，对于美国的仇恨迅速增长，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在布道时谈论和解，因为我们瑞典穆斯林不能接受。”哈闪还提到，他以前的布道词被许多穆斯林视为“亲美国的布道”，因此，他必须照顾穆斯林的感情。
为什么哈闪用阿拉伯语说一套，瑞典文译文却是另一套呢？哈闪否认这是他故意采取的计策。他辩解说，阿拉伯语是一种比瑞典语更为丰富的语言，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翻译出来，瑞典文译文只是他传道内容的一个重点摘录。根据哈闪的意思，把布道内容翻译成简短的瑞典文，是由大清真寺的领导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
尽管瑞典人也反战，更谴责美军虐囚，但却很难接受大清真寺双重布道的做法。瑞典的批评者认为，大清真寺不应该隐瞒他们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批评。不管阿訇哈闪－缪萨的布道内容有多少争议，也应该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应该经得起公开的检验。
隆德大学的伊斯兰专家简－耶尔拍说：“即使哈闪的辩解是真实的，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哈闪的阿拉伯原文在瑞典文译文中被略去的太多，为什么不能不加选择地公开传道的所有内容呢？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穆斯林应该公开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反应，自己的感情，以引起社会的讨论，而不应该把自己关闭在小圈子里。”
瑞典人认为，应该鼓励穆斯林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被动地坐在清真寺听煽动性的布道。他们对美国和以色列有不满，可以采取各种和平的手段抗议，例如游行示威，公开辩论，促使和平解决问题。经验证明，只有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学会倾听对方，才能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只有独裁者和阴谋家才会借助秘密说教，来散布一些狂热的观点。
早在九一一之前，汉堡一家清真寺的阿訇在向“9·11”恐怖份子阿塔等布道时，就吼叫过：“要割断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喉咙。”据调查，本·拉登从各地清真寺、伊斯兰教慈善组织那里获得稳定而可观的经济来源。
前几天，一个伊斯兰网站播出了穆斯林激进分子在沙特取下美国工程师保罗·约翰逊头颅的镜头。
这一切迹象令人担心，一些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把持的清真寺，是否真的像《古兰经》要求的那样追求“至善”？笔者因此很赞赏瑞典人对清真寺的劝告：非正义产生于对事实的曲解之中，人们应该诚实，应该深思。只有把问题公开化，采取和平对话的方法，才能消解仇恨，防止穆斯林青年走向极端主义。
040621
谈达赖喇嘛的普世责任观
茉莉
日前我收到一封印度来信，寄信人是“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的秘书长Mehrotra先生，他在信中告知我这个基金会的背景和工作情况，希望我访问他们的网站，参与他们的活动。
普世责任基金会的宗旨和使命是，弘扬以尊重、鼓励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的胸怀来承担的普世责任，弘扬并力求把这种责任感转化为社会变革和个人幸福一种方式。对于达赖喇嘛，这象征着他超越自己的作为杰出佛教僧人的角色和西藏政治议题，去更广泛地关注世界。
这个基金会是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用他的奖金建立起来的。之所以名叫“普世责任基金会”，是因为在达赖喇嘛的思想中，“普世责任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当年达赖喇嘛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就提出“普世责任”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我们共享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所以必须学习在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用和平融洽的方式共处。这并不是一个梦想，而是必须如此。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彼此相依，无法再以孤立的社会来生活，也无法忽视在各个社会之外发生的事。”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只必须发展出地理上的普世责任感，也要对地球所面临的各种议题产生普世责任感。责任不只在于国家领导人，或是被任命、推选做特殊工作的人，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自此之后，达赖喇嘛用藏语、英语，在世界各国演说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普世责任感”。活佛的这个观念来自何处？这个观念与我们俗人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对佛教有一点了解，就可知道，承担对有情众生的普世责任，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普渡众生”。“普渡众生”的思想，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的现实关怀，产生一种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佛教的伦理包括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大乘佛教在修行上，强调把出世法和世间法结合起来，甚至更重视世俗伦理。
高僧大德的人格魅力，就在于追求理想，关怀社会，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去实践超越的爱，体现了平等慈悲的精神。佛教徒认为，俗世的人无一例外地处在“无明”和无尽的业报轮回中，个人的欢愉转眼成空。因此，达赖喇嘛说：“如果能了解我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人类，都在寻找快乐、试图脱离痛苦的话，会非常有助于发展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姊妹的感觉－－以爱和慈悲的温暖来对待别人。”
在达赖喇嘛的“普世责任观”中，既有对灵魂归属、涅盘的终极关怀，也有当下关怀，包括对现实政治、基本人权和环境的关注。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发展经济，没有一种以利他主义为基础、对整个世界有益的责任感，去注意生态问题，那么世界经济迟早要陷入极端困难的逆境。
在当今中国人文精神匮乏，物欲滚滚的时候，达赖喇嘛却在孜孜不倦地传播他的的普世责任观。但愿世人还有一双倾听的耳朵，去倾听这空谷天籁。
从科学走向人权——萨哈罗夫和蒋彦永
茉莉
近一个月以来，我们都在惦念被囚禁的蒋彦永先生，并为他那身体欠佳的太太担忧。
索尔仁尼琴曾经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分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当我们回顾蒋彦永先生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这位抗击萨斯为民请命的真话英雄、提出“为六四正名”的中国良心，在当今中国社会一片腐败犬儒的黯淡现实中出现，和萨哈罗夫一样成了“奇迹”。蒋彦永与萨哈罗夫这位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相似之处在于：从科学走向人权。
他们在科学专业上都有过很大的成就，与共产党当局也曾经关系良好。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氢弹之父”。由于他的卓越贡献，苏联政府给予他极大荣誉，他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金，三次提名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蒋彦永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教授、全国肿瘤学会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是中国大陆肿瘤方面数一数二的医学权威，被誉为“军中一把刀”，经常给共产党高干看病，享受正军级待遇。
导致这两位英雄和共产党当局决裂的，是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真实认识。
萨哈罗夫在大学毕业后，被选拔到一个研制核子氢弹的秘密试验场工作。原来他一直视斯大林为“伟大人物”，后来听同事说这个秘密试验场是由政治犯修建的，那些政治犯最后被贝利亚全部处决了。同时，萨哈罗夫自己也亲眼看到一队队犯人在试验场做苦力，发现他研制氢弹的试验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和伤残，而苏联当局却拒绝按照他的建议推迟试验。在获知一切真相之后，萨哈罗夫痛哭了一场，从此走向捍卫人权之途。1964年，萨哈罗夫联合其他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写信给苏联领导人波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1968年，萨哈罗夫写了一篇《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此文被认为是“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被偷运出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引起轩然大波。
蒋彦永医生经过同样的心路历程。在萨斯侵入北京肆虐之时，作为了解疫情严重性的医生，看到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电视上说谎之后，他拍案而起，决定公布真相，因此分别向央视和凤凰卫视发出电子邮件，结果这封信被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从而震撼了中国和世界。在“六四”悲剧发生十五年之际，蒋彦永公开了他曾亲眼目睹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的惨况，说这是他“一辈子无法忘却的”的痛苦。他上书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要求为“六四”正名。他的呼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热烈回响。
萨哈罗夫和蒋彦永，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真相时，他们都拒绝沉默，选择了抗争。由于不顾身家性命地为民请命，他们都遭受了迫害，为自己的言行承担了后果，付出了代价。萨哈罗夫因此被核子研究机构开除了，被苏共的党报批判。秘密警察头子把他定性为“苏联第一号公开的敌人”，被流放、监视居住多年，有病得不到治疗，几乎丢掉生命。今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夫妇乘坐解放军总医院的专车在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途中失踪，被剥夺人身自由至今，其家属亦受到威胁。
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萨哈罗夫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他说：这个奖“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人权运动的崇高荣誉”，“我觉得我应该与我们的政治犯分享这个荣誉，－－－他们通过公开的、非暴力的方式捍卫别人的自由，但是却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由。”
萨哈罗夫成功了，他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这些优秀的俄罗斯异议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在政治高压下，除了由自己信念产生的力量和勇气之外，只得到过来自西方的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但他们却抗击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苏联极权制度。
蒋彦永先生却仍然在困厄中抗争，让我们支持他，祝福他。
04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