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上的中国
——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2003年2月16日，美国纽约皇后社区公众图书馆）
提 要
政治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
建设政治文明不能慢，不能继续野蛮
党政分开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直选总统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国家总统与执政党党魁不得兼任
军队国家化理所当然
一、总统制：中国政改的突破口
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与你们认识。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座位都坐满了，说明我们的心是一样的热，共同关心中国改革的命运，共同来讨论今天处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应当如何走——是前进、后退、还是左顾右盼。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二十多年，如果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算，已经二十七年了。从历史上来看，粉碎四人帮中国的改革就起步了，当然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当中提出来“要改革领导体制”，此后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才不时地被公开提起。而鄙人1976年写了一篇题为“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的文章批判毛泽东，已经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认为，老是清算什么错误路线对毛主席路线的“干扰”，根本就没有反映中国的真实状况：并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干扰”了所谓正确的领导路线，而是所谓正确的领导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左倾的，必须彻底清算。1979年，我在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的时候，把这篇三万三千字的政治文章寄给了导师于光远。于光远胆子很大，看了文章后说，山沟里的小伙子居然敢批毛泽东，不是口号式的批，而是理性论证，不简单。于是，我成为了于光远的研究生。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呢——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雷声雨声皆无了。2002年，中共召开了十六大，在大会的报告中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将是中国政治改革货真价实的起步，还是继续维持雷声大雨声小的局面呢？因此，我说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改革发展的十字路口。
当今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说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却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慢一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缓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悠着点儿”。不久前，我在深圳讲课，餐桌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着急，应该慢一点。”当时我就按捺不住了，说：从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搞极左的历史有二十七年；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又过去了二十七年，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慢一点，到底要慢到什么时候呢？我这一认真，搞得他下不了台，结果大家饭都没有吃好。我是实在忍不住啊！
现在的中国要不要政治改革？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再是可慢可快的事了。不能说建设政治文明可以慢一点，我们先野蛮一段时间再说！（笑声）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张志新，她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竟被割断喉管遭枪决。如此野蛮之事，总不能说可以再发生几个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啊！必须紧紧抓住时机。于是，在中共召开十六大后，我就写了一本书：《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治改革纲要》。
书写好后，我在大陆找了好几家出版社出版。一看目录，他们就说“你别找我麻烦呀”“你饶了我吧，我还要吃几年饭呢”，（笑声）都不敢出版。非常感谢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的社长陈先生，他帮了我的大忙。书写出来了，我不愿意放在抽屉里面，要尽快送到我的读者面前。
我的读者是谁呢？是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老百姓的公仆——那些官员们。书稿交给柯捷出版社后，两个星期就付印成书。我也不惜代价，请陈先生通过UPS从纽约寄到北京，在我2月3日出发来华盛顿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吴官正等人。（鼓掌）谢谢！可见，作为国家的主人，我对我们老百姓的仆人还是很关心的。（笑声）
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个机遇可以说是“千古不遇”“千载难逢”。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还没有千年的历史，那也是五十四年来改革政治体制的一个难得机遇。这是个什么样的好机遇呢？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由党的一把手变成了普通党员。可是，当他们两人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是普通党员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跟在普通党员的后边。对此，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我给老家江西景德镇的老同学打电话拜年时，他说普通党员怎么能走在总书记前面呢！中国老百姓有个习惯：同情弱者。所以，大家为此很同情胡锦涛。（笑声）有人说，当年邓小平也还是走在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的后面嘛！难道你比邓小平的谱还摆得大吗！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但是，曹思源对此却很满意。（笑声）为什么呢？我要讲个道道出来。我这里讲的不是张三或李四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机构负责人和另一个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胡锦涛是六千六百多万共产党员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现在的职务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十三亿人，六千六百多万只是十三亿的一个部分，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六百多万共产党员的总书记的前面，那很正常啊，很符合逻辑啊！（笑声）有人说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传统，我说传统能不能改一改？中国共产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强不强？强！邓小平强不强？强！江泽民强不强，很强！可是胡锦涛强不强呢？不强，是个弱势党魁。我这里说他是弱势党魁，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不是贬义的，不涉及人好或者不好这样的问题，而是指现实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党魁和强势国家元首搭配的格局。这是从来没有的政治格局，我说这是个可喜的现象，是个难得的机遇。国家主席是强势，执政党的总书记是弱势，我看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党魁弱势的话，他对于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说“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反对，当然他有权利反对但是反对无效，这就会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很有利。
关于国家元首的地位，我长期做过研究。1981年，我发表在民主与法制月刊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中，就论证了国家元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建议，虽然当时有些很权威的人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最后国家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如果我没有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或者国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那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哩；如果一直都没有国家主席的职位，江泽民的本事再大，能当国家主席吗？没有这个职位，怎么当啊！可是从李先念到江泽民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曹思源表示感谢。（笑声）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并不在乎他们的感谢，我所追求的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鼓掌）
虽然宪法里恢复了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但我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研究政治体制，研究宪法，我知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实权，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诸位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一看就知道了，国家主席所有的职权概括起来就是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公布有关文件。全国人大通过什么法律，以国家主席的名义来公布；全国人大通过什么人事任免，由国家主席来公布，仅此而已。有时候全国人大通过一个法律，国家主席还在国外访问，连人都还没有回来当天就公布了，完全是个形式化的权力。有人说，我不同意你曹思源的这个观点，江泽民当国家主席怎么没有权力呢，权力大得很嘛！请注意，江泽民当国家主席是有权力，那是因为他既当国家主席又当党的总书记，两个职务集于一身，虽然一个是一点权利没有，可是另一个却是大权独揽，给人以国家主席很有权力的感觉。如今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要把国家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分开，这样的话，国家主席就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在我最近的研究中，我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强势，因而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
我这本《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治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即：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开。这是五点建议。其中的直选总统，讲的就是尽快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制要求的是个人负责，而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出了问题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研究决定的”（笑声），集体负责任，结果是谁也不负责任。最近，四川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调查组到那个县调查，县长说这事是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县长、副县长都在领导班子里面，板子举起来打谁的屁股呀，集体负责——没有屁股可打！国家实行总统制，相应的各级政府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就会彻底改变“集体负责即无人负责”的局面。
实行国家权力总统制的改革，有可能会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党政不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天天都在叫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结果总是分不开。国务院要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党政怎么分得开！如果实行总统制，国家的权利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又不是党魁，不担任党的总书记之职，党与政自然就分开了。同时，这还可以解决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在现代国家，军队是用纳税人钱养的，是全国人民养的。因此，军队理应是国家的军队。（鼓掌）然而，我们大陆政治词典里面说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就与军队国家化有很大的差距了。如果实行了总统制，这个差距就能消除。在现今的中国，担任总统的人当然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不会是党魁，因为实际当中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已经分开，这样的总统选出来，是有职有权的；国家总统就是三军统帅，领导全国的武装部队，通过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就可以实现军队国家化。
有人问，在中国实行总统制有可行性吗？我告诉大家，我研究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意改革措施的可行性。你讲得再好，如果不可行那完全没有用。我提出的这个总统制，在早一些时候是不可行的，现在却可行了，原因就在于现在形成了弱势党魁。在弱势党魁的情形下推选总统候选人，如果按照我的主张推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竞选产生总统，我估计这两个候选人百分之百都是共产党员。现在你不要想国民党人到中国大陆来当总统候选人，（笑声）民进党人也没有希望。在两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中竞选出一个总统，当然百分之百也是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当总统，共产党接受不了。可是共产党员当总统，这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震动，共产党是能接受的。这就是可行性。
第一届选举产生的总统，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第二届选举产生的总统，我敢肯定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也就是十五年以后选举产生总统，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三十年以后也就是选举产生的第六届总统，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恐怕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了。上帝是谁？选民！因此，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弱势党魁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制，党政分开的格局一旦形成，党的总书记跟国家元首分而行施各自权力，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赞成，因为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不稳定。比较一下，一目了然。1966年稳定吗？（鼓掌）1966年，毛泽东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飘扬，可却发生了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来美国号召搞文化大革命，搞得起来吗！美国人不会干嘛！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任何领袖人物都很难登高一呼扭转乾坤。所以，只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创造真正的稳定。如果用“稳定高于一切”来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就是假稳定，真混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是分权制衡。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我们假定毛泽东是很伟大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照样犯错误，犯大错误。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谁都搞不好。分权制衡是个法宝，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分权制衡，要彻底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通过实行总统制的改革方式，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二、政治改革 匹夫之责
今天我只讲两个部分，然后就回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提问，尤其建议大家书面提问。书面提问的纸条本身很宝贵啊，一百年以后就是历史文物。（笑声）为了鼓励大家提问，我在这里专门设立了提问奖，奖品是什么？暂时保密。第一个递条子的人上来时，就立即开奖。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今天要讲的，是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责任。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民间人士，即使个别官员，估计官也不大。（笑声）我觉得，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民间人士是大有可为的。有人不赞成我的这个说法，认为老百姓没有什么用，影响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试举一例，现身说法。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是不能影响高层决策，你要想去影响，那就打你个右派或者反革命。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还真能影响国家的决策。我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制作了一张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图表，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有制所占的比重一年一年地下降，私有制所占的比重一年一年地上升。这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中国实际上是在走经济私有化的道路。可是，中国的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往往不能够反映或者不敢反映这样一个真实的发展趋势。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决不搞私有化”，显然这是一句与现实不相吻合的话。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真理的认识你有权利我也有权利，你可以影响我我也可以影响你。因此，我特意写了本名为“人间正道私有化”的一本书，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到处推广，同时也很想送给江泽民，试图把他“决不搞私有化”的认识扭转一下。（笑声）作为一个老百姓，要见到江泽民是很不容易的，得有人帮忙。美国人帮了我这个忙。1999年，美国财富杂志邀请我参加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在会上我就把《人间正道私有化》这本书当面送给了江泽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有人问你走到国家主席的面前送书，卫兵没有马上拿出枪来把你毙了？（大笑）我说为什么我能够保证四肢完好地走到江泽民面前，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深知中央首长的保卫要诀，（笑声）但是这个要诀今天还是不能公布的。（笑声）
有人问我，你送书管用吗？江泽民对此有什么反映？我跟江泽民不在一块生活，他的起居、他的生活行踪和他的学习经过我都不可能看见，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的线索：我送书给他之前的一个月，他还在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却说资本家也可以入党。（笑声）是不是他读了我的书后，晚上睡不着觉，就有了这个想法？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时间顺序就是如此，我送书给他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个实例，说明老百姓在国家的宏观决策中、在政治体制变革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可喜的变化。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曹思源，你的观点那么尖锐，中国政府怎么没有把你抓起来呢？我说这件事情反映的不是我曹思源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历史进步了。若是在1957年，那会怎么样呢，又多了一个右派嘛！现在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老百姓有了尽公民责任的条件，因此对自己的仆人不要太客气了，不要老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该提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意见。我下海之前，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好几年，在推动破产法立法后，我就集中精力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个建议，领导很烦，领导需要的是“按旨照办”的干部。1988年下海后，我发现作为民间人士提出问题是有所反响的，是很有反响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首先是国家主人——老百姓的事；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主人要给公仆提供意见，这才能有力地推动改革与发展。
我在《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改纲要》一书的政治观念文明部分，特别谈到了“公民与公仆”的概念。我经常在外面演讲，有人问我：曹思源，你的这些思想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怎么老问中央领导接受不接受呢？中央领导是什么人，是仆人，是我们老百姓的公仆，你不能以仆人接受不接受为标准啊！比如说，我家里请个保姆做饭，我不能跟保姆保持一致，而应该是保姆问我爱吃什么，她就做什么。（笑声）我老跟保姆保持一致，那算怎么回事呀！（笑声）公民与公仆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在当今的中国，尤其需要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而且需要海外的中国公民共同发挥作用。今天我就讲这么两点，谢谢大家。（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