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使我膜拜一切崇高的、纯粹的、圣洁的事物。
正是书本﹐人类一切伟大智能慧的创造﹐一切精神神秘的体验﹐使我热爱关于宇宙的哲学、关于生命的诗歌和从心灵中奔涌流泄出来的音乐。书本给我梦一般的启示﹐从书页中滚滚向我推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海一样波翻浪涌的大草原。这不仅是席慕蓉式的乡愁中长跪膜拜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草原；或者成吉思汗的沙卷旌旗﹐马蹄纷杂的草原；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美洲大草原﹐俄罗斯忧郁的民歌中“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的草原。这草原无边无际、无边无际﹐覆盖整个地球。我从小就充满了对草原、高山和大海的向往﹐但最令我神往的是大地上的草原﹐梦中会看见绵延千里的碧绿连天的浅草﹐或听见齐人深的水草哗哗﹐大片大片在风中倒伏下去﹐露出五颜六色的帐蓬、牧女、骏马和牛羊﹐风过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大地只是一片草天相接的辽阔的绿色的静谧。我想象所有具有伟大的诗化气质的人都会喜欢绿和绿的存在﹐林肯、惠特曼、邓肯、尼采、凡高、贝多芬们都会喜欢这种东西。这是一种浸入骨髓的绿色的静谧。
我从中听见一种永久令我迷惑的音乐﹐这音乐不来自城堡、迷幻、情欲和精神与人格分裂的现代都市的骚动、失落与孤寂﹐它与一切凡俗的生存状态和紊乱的事物格格不入﹐它不是那种稍纵即逝的世间的噪音和声响﹐而是一种具有永恒性质的圣乐﹐它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一种必须﹐或者直接渗入你的整个生命。它决不象生活中的一般流行音乐一样对我只具有短暂的吸引力﹐它们对我可有可无﹐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只具有排遣无聊的意义﹐瞬间存在的意义、一次性“使用”的意义﹐不具有震撼力。日常生活的音乐只能搔痒我的皮肉﹐不能撞击我的心灵。
我喜欢草原头顶上天空的蓝顶大帐；我喜欢大帐内点亮的悬挂的太阳的金球和牛油般彻夜长明的月光的银烛。纵使如今世界的大帐内空空如也﹐昔日的英雄们已经一一远去﹐他们镶嵌黄金的棺木早已痕迹全无﹐但我深信在我脚下绿草更迭枯荣的大地上﹐无数伟大的心灵秘葬于此﹐我沿着时间的踪迹寻索他们的的业绩﹐心中充满了追念和虔敬。
他们有的曾头顶叱咤风云一世的尊荣的贵胄。
有的曾终生头戴流血的受难荆棘。
命运将给我作出什么安排呢？
我不相信命运！因为相信命运就是相信并接受别人给我作的安排；我必须自己对自己作出安排。有人曾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说这话的像是屠格湟夫﹐但是不管我的性格将给我导致什么样的命运﹐无论它是导致惨痛或狂欢、成功或失败﹐它毕竟是我自己对自己作出的抉择！在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人们都普遍由别人替自己作出抉择的时代﹐我拒绝这种抉择！我知道这种拒绝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但我并不因此放弃我对一个时代的“拒绝”。
然而﹐我相信神秘﹐相信不可破译的天机和人生的运势﹐这是一种在冥冥之中主宰和驾驭你的力量﹐不管你听不听命于这种神秘的运势的驾驭和主宰﹐你都逃不脱这种神秘的力量对你的生命行为的左右。你屈服和接受命运也是运势；你怀疑和反抗命运也是运势。不管你是听天由命安于现状﹐还是拒绝命运的安排起而抗争都是决定于你的人生运势。这种运势看似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它在冥冥之中决定着你的思想、性格、精神、气质、言论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你面对你的整个人生作出任何抉择的时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性格的偶然抉择﹐不如说是你的生命运势在任何一次事件或机遇中作出的不由自主的必然的抉择。
所以﹐我相信运势﹐但不屈服于命运。
运势是指不可知的自然的力量﹐命运是指可以预测和知晓的社会遭遇。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统一于我的性格中。
从社会角度看﹐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宇宙角度看﹐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从纯粹诗化哲学角度看﹐我是个包孕和消解多元视角的不可知论者。宇宙、社会、人生对我来说﹐既是可知的﹐也是不可知的。无论可知或不可知我都执着于个体生命的精神独立和浩瀚的思想自由。
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切都在大跃进。钢铁大跃进！粮食大跃进！诗歌大跃进！比起中国盛唐时代的“唐诗三百首”﹐大跃进年代的中国的民哥以千百万计。如果当时是八亿人口﹐那么八亿人个个都是诗人。
劳教场所也举办了赛诗会。没想到这种荒谬绝伦的赛诗会竟成了我首次崭露诗歌才华的机遇。黑板报、墙报、宣传栏上到处都贴满了诗。这些诗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劳动人民、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我也唱起了同样的调子﹐写下了同样的颂歌。今天我为自己的浅薄感到脸红。面对整个社会的虚伪﹐我也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了虚伪的协从和同谋。省报的记者来采访﹐意外地发现了我写的一组民歌﹐准备推荐刊物上发表。按照规定﹐发表作品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他向人保干部了解我的情况﹐人保干部告诉记者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是“拉一拉”和“推一推”的问题。推一推﹐就到了敌人那边；拉一拉就回到了党的怀抱和人民的队伍。他说我来了以后思想、劳动表现还比较积极﹐于是我的诗就被推荐到省里的一个文艺刊物上发表了。紧接着又发表了另外一组自由体的诗﹐那是歌颂“十一”国庆节的。我的诗歌发表后﹐人保干部用一种介乎“同志”和“非同志”的眼光看我。我被允许参加国庆游行。游行队伍散了以后﹐我跑到报刊亭﹐找到发表了自己诗歌的刚出版的那份叫做《山花》的刊物﹐匆匆打开目录﹐果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诗歌栏目中﹐并且是第一人。我的脸兴奋得发红﹐环顾一下四周﹐巴不得指出上面作者的名字告诉周围所有的人﹐告诉全世界﹐说那位诗人就是我﹐然而我毕竟羞于这样做﹐因为四周全是陌生人﹐终究没有启口。
省文联通知单位让我去开会﹐那是1958年底。
走进会议室﹐几乎满屋子都是额头上横着粗大的皱纹或者秃顶的老头﹐唯有我一个小小的白面书生。我坐在这一堆人中很不自在。小便憋得急了﹐也不敢起来﹐生怕惊动四周的眼光。后来终于硬着头皮去小解﹐回来的时候站在门口﹐连门也不敢去推﹐同样怕惊动一屋子人﹐让所有的眼光全粘满自己身上。这些人都是些编辑、作家、大学教授、报社或电台的记者什么的﹐他们当中有文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还有作家协会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或者部队转业的干部。有的人过去是工人﹐工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或者是农民﹐公社里的劳动模范﹐因为表现积极先进而被抽调上来﹐进行重点培养充实党的文艺干部队伍。我觉得这些人都挺土气﹐没有几个有文气﹐具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派头和风度。这些人的相貌都极其平庸﹐眉宇间见不出一点灵气﹐然而他们被称为作家、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整个社会就由这些绝大多数没有灵魂的人来塑造灵魂。他们创作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那种千人一腔、万人一面的东西﹐每个人的思想、言行、举止乃至生活方式都一模一样﹐如果其中有谁不一样﹐反倒会被视为异端﹐在这一群人中绝无容身之地。我读过他们的一些东西﹐今天再见到他们的人忽然觉得他们的头脑或灵魂中有一种我曾在工厂里见过的东西——齿轮和链条。是的﹐这些人的生命内部运转着马列主义的精神齿轮和链条。这是我以前和以后在一生中不断遇到、不断受到羁绊又不断极力从中挣脱的可憎的东西。我发现这是一些血肉机器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按照一种机械的规律启动﹐他们已经被一堆政策、方针、红头文件、报纸社论和领导指示所异化。我感觉坐在这一堆人中憋得难受﹐我感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身上有一种我需要排斥的东西或者我身上有一种被他们敌视的东西。我红着脸扭怩不安地坐在他们中间﹐但我在心里很轻蔑这一群受人驾驭又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的人。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我必将叛离这一群人并从他们已经心安理得地习以为常的思维规律和精神环境中出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一个与我极为相反的人﹐他自觉融入这群世俗平庸之辈﹐并且日后成了其中标准的一员。他叫向日红﹐与我一样也是来自基层单位﹐并且现在还在工厂里学徒。他的出身也不好﹐父亲好象是国民党时期的保长一类的官儿﹐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一颗子弹终结了他的先人的一生。他给人的印象是坚决追求进步﹐坚决拥护镇压他的父亲﹐坚决拥护还活着的母亲做寡妇并同保长夫人划清思想界线﹐坚定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也写诗﹐他的并不富于想象的头脑只能产生象铁丝一样的线型思维﹐写出象铸铁一样生硬的诗。而且他的诗的质地也象生铁一样粗糙无光﹐没有生命﹐虚假而做作。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他的虚假而做作的诗并不做作而虚假。他终身都写着这样的诗﹐题材、内容、语言、形式都极少变化﹐象豆腐干一样干瘪。他反反复复写着“金光闪闪”、“马达轰隆”、“红旗飘扬”的诗句﹐永远不厌其烦。他不但参加了作家协会﹐而且后来还调去当了编辑﹐成了省作家协会的一个理事。他就用他这种一贯如此、一成不变的准则和方式﹐表现出对党的文艺事业忠诚无二；而且用他这种方式和准则去衡量和审定每一首经他手的诗﹐稍有灵气的诗歌和诗人都死在这一类文艺干部手下。
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都把假当成真﹐真诚地视假的东西为真的东西﹐视真的为假的东西﹐似乎毫不怀疑。他们嘴里念着毛泽东的咒语﹐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但他们自己就真诚地穿著伪装。
向日红脸相生得很平庸﹐平庸如他的毫无才气的诗。他的脸色微黑﹐嘴皮很薄﹐整个脸部有两个特点给人印象深刻﹐一处是眼睛﹐一处是额头。他的眼睛小得象耗子﹐眼光尖得象锥子。额头很高﹐后来额头越来越高﹐头发却越来越稀。额头又光又滑﹐并且以后年龄越大越红﹐平滑和红亮得象一种很坚硬的圆滑的红石头﹐即使操一根钢钎﹐用十八磅大锤砸去﹐似乎也打不出一个洞。后来他入了党﹐捞到市文化宫一个官儿﹐虽然我们同样写诗﹐但他在诗歌上和社会立场上却与我界线划得一清二楚﹐比他同他那个遭受党和人民政府“炮打”的保长父亲划的界线更坚决、更彻底。
我很憎恨这种人﹐比憎恨奴役我并且也奴役他的精神奴役者甚至更为憎恨。有时候﹐真诚地接受奴役的被奴役者比奴役者本身更令人厌恶！这反映出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复杂和心理素质以及他们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多重性。那时候“红太阳”煽起的“红色太阳风”高峰时期还没有到来﹐人们竭尽全力以求匍匐在一轮巨大而神圣的红色太阳面前而不自知从心理到生理受到灼伤。人们面对精神奴役和无端施加自己的指控与迫害从未引起怀疑﹐反而自觉接受。在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面前﹐被指控、迫害和奴役者协同指控、迫害、奴役者对自己施加双重的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受害者成了施害者对自己施害的协从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内部的自我压迫协调外部力量的压迫﹐并使二者相互合作达到惊人和谐一致﹐从而企望从忍受、驯服和屈从中苟延残喘﹐以求得到权威和施暴者对自己的怜恤、宽恕和赦免﹐直至最后终于无路可走、无处可退而堕落而精神错乱而身体和精神上全面崩溃。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它却在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人们从未发现也没有想到去克服自己身上人性的致命弱点。受害者身受其害而不自觉。在别人强加自己罪名的情况下﹐受害者同时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罪名﹐他们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归咎于自己﹐通过认罪认错﹐以证明自己确有其罪、自知有罪和罪有应得﹐对所面临的一切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表示认同。
对权威和施暴者的慑服和屈从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正因为如此﹐才有卡夫卡式的“自知有罪综合症”﹐昆德拉的“自认罪有应得的机器”论、哈维尔的“我的存在就是一桩犯罪”的负罪感和无数受害者面对迫害“逃于无处可逃”的悲惨境遇。然而可悲的是﹐人类仅仅只能发出这种微弱的声音﹐并对这种微弱的声音表示赞赏﹐而忘了自觉绷断被人指控和自我指控的双重绞索、直面权威和施暴者并且勇于反叛与对抗！而忘了早在卡夫卡、昆德拉、哈维尔以及一切“逃于无处可逃”的出逃者之前﹐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就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谁之罪”的大胆怀疑和愤怒诘问！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文章《欢迎你们到青海来》。我见到这篇文章很激动﹐通宵睡不着。在这以前的许多夜晚﹐刚刚跨进美丽青春门槛的夜晚﹐我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地骚动不安。一阵风吹过﹐特别是早春时节的最初一阵春风吹拂﹐我身上会起一阵莫名的痉孪﹐掠过一阵愉快的骚动﹐这种骚动是多么美妙啊﹐我真想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这种象风吹过绿草和波动马背时的那种令人酥心的甜蜜的颤栗！我相信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和每一头牲畜在最初的春风吹拂下也会有象我的身体一样的颤栗、骚动和奇妙地兴奋的痉孪！许多时候﹐我常常并不为什么而夜晚睡不着﹐有时因为窗外朗照的月亮的一片白银似的银光﹐有时因为月光下的树影﹐有时仅仅因为刹那间想起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活着是多么美好﹐有时是因为想起面影朦胧的未来或某个面影同样朦胧不清的在某处等待着我的姑娘。那么多的精力、充沛的过剩的使不完的精力﹐在白天尽情挥霍以后﹐夜晚仍然不断象涌泉一样喷发出来﹐它迫使我冷不防突然天狗吠日似的朝天吼叫﹐让胸膛里涨潮似的饱满的气流找到一个口腔的喷发口﹐源源不断地朝外释放。吼叫还不够﹐我又通宵的疯狂歌唱﹐万籁俱静﹐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而我仿佛是唱给谁听﹐是为了谁歌唱。为青春的骚动从夜晚唱到晓雾初开的凌晨。我多么不知道累啊！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沉默无声、都不歌唱？他们总是默默地默默地生活﹐默默地默默地劳作。默默地默默地生育。他们整个生命的火炮几乎整整一生哑然失声﹐只有婚庆或葬礼的时候才鸣响、才点燃一次。而我是为了歌唱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诗人就是歌唱的人。就是自己首先使自己激动的人。就是首先激动自己然后激动整个大地的人。诗人是冷漠、衰老和死亡的天敌。是刻板思维和机械生活的天敌。是新老艺术模式和重复模仿别人说话的姿态和声音的天敌。我要跑﹐我要跳﹐我要冲刺﹐我要出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绝决不堪忍受生活的一成不变。我的富于变化的生命要求生活多变。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醒着的梦幻中睁着眼睛﹐各种各样的幻想接踵而来﹐我要去边疆当一个勘探队员﹐在荒漠戈壁中寻找宝藏﹐我相信在沙漠深处的某一处一定有一片玛瑙和天然钻石﹐它们曾经被风沙淹没﹐现在又被风吹净沙子﹐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全无人知。我一定要去寻找这片宝石﹐它也许就在某个干涸的湖床中﹐整个湖底都是在阳光下灿烂刺眼的宝石。许多年以后﹐果然我随着一支科学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发现了我的梦境﹐那儿果然有一个干涸已久的湖床﹐人们突然发现满湖都是闪耀着的此生此世从未见过的珠光宝气。我突然感觉一种神秘感应的现实的应验﹐我同我的同伙们全都目瞪口呆地面对一片真实的梦景。我们赶忙跳下骆驼﹐撒开双腿向湖心奔去﹐尽量大把大把的抓满湖的玛瑙钻石往兜里装﹐我们一边装一边想着赶快往回跑去报告﹐在塔克拉玛干发现一个钻石玛瑙湖﹐满湖的宝石抓也抓不完。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起了沙暴﹐漫无边际的沙暴旋舞着﹐吹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来﹐等到沙暴平息﹐我们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脚下满湖的钻石玛瑙不见了﹐只有一片波动不息的沙浪﹐而我们手里兜里的宝石却依然存在﹐在太阳下闪射刺眼的虹彩。人生就是大梦。只不过有的人在梦中睡着了；有的人在梦里神志不清甚至失去知觉任人摆布﹐而我是一个在梦中醒着的人﹐或者醒着做梦的人。我幻想去做一个石油工人﹐开采亿万年前曾经在大地上出现过、存在过、生存过的古老的森林和巨大动物的遗体变成的液体。我想象着它们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变成了我们叫做石油的这种液体﹐可以燃烧﹐可以照亮﹐可以变成动力﹐觉得整个存在是多么奇妙难解、有多么神秘啊！过去它们变成了液体﹐现在它们变成了一道火光、一阵烟雾、一种气体﹐然后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吗？如果仍然存在﹐它们又以什么形式存在和存在在哪里呢？我也幻想去当一名守卫边疆的人民战士﹐穿著军装、背着冲锋枪。年青。英武。屹立在雪山上﹐守卫人们的梦境和安宁。但最使我入迷的是雪山、湖泊和茫茫大野。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有一个穿著红衣裙的牧羊姑娘歌唱着从雪山上飘然而至﹐在金滩、银滩、绿草滩上等着我。直到我写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或心灵的回忆与随想、或精神的自传和诗化与哲化的散文、或整个生命的历史与日志的时候﹐我仍然象少年时代一样期望着一个牧放我的心灵的姑娘在蓝天白云下的绿草滩上出现。因为我深信梦﹐梦境就一定会出现﹐这位姑娘就是后来果然闯入我的生活的纯情少女秋潇雨兰。她是我迟暮的晚来的爱神。是我最终盛开的心灵的小夜曲。是我永远宁静地骚动生命的诗。不会做梦和不相信梦境的人永远不会生活在梦境和在梦境中生活。他们在精神上只是一种会说话的食草动物。而人与动物的本质的终极的生命区别就在于有梦境﹐我甚至怀疑﹐也许动物也有梦。那么﹐人和动物也许并不存在幻化生命的梦象差异。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种象梦一样同生命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特质﹐那就是冲动和冒险。
我喜欢象戴高乐仿佛在《战争回忆录》中说过的一句话：“我象爱好艺术一样爱好冒险”。我曾把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中同样冒险地明目张胆地贴在墙壁上﹐贴在当时理应贴毛泽东画相或毛泽东语录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人们敬神的位置上和“红心”的神龛中我撂置了我的梦想。我的梦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不管这东西是足以威胁我的生命的暴力还是至高无上的君临我头顶象笼罩千百万人一样笼罩着我的什么权威！我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诗歌是生命的方式﹐也是行动的艺术！我不能忍受和理解任何一首冷冰冰的充满纯智性能的与生命无关的诗歌﹐也不能理解和接受一个远离生命、雕琢生命和拒绝生命的诗人。
对于我来说﹐生命就是一首诗。
诗歌就是一场生命运动。一首诗就是一次人体宇宙情绪的震颤、体验和外化。
任何在平静的书斋里、寡欲的尼姑庵、阳萎的精神修道院和抽象思辩的语言实验室中制作出来的诗﹐无论它的外表是多么光滑、形式是多么精巧、多么时髦、多么新潮都与生命格格不入。
我喜欢看见精神流血！流泪！或在地上打滚﹐沾满尘土和草屑﹐象欢蹦活跳的牲畜！
我也喜欢灵魂大蹦大跳﹐象长腿的邓肯的舞蹈；或象频频甩出沉寂的叫喊的小泽征尔的指挥棒一样！
我的心灵和诗化生活本质上与各式各样的“主义”无关﹐无论它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人们后来所热衷转身也会拋掷身后的“文本主义”等等莫衷一是。生命可以容纳所有的“主义”﹐又不为任何一种“意义”所能够容纳。生命就是生命。诗就是诗。我曾经先后问过那些一度言必称“结构”或“文本”者：你知道世界无须你去结构、变构、解构﹐它本来就无“构”吗？你知道世界除了文本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生命本文”吗？
而我现在却正在床上打滚。我是一头青春的小马驹﹐月亮映亮的四壁和黑暗深处看不见的由来已久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制约成了羁绊我的缰绳和禁锢我的栅栏。
我要跳槽！我要跳栏！
我甚至来不及思考我在做什么和我将怎么办我就开始起来收拾行李。我往往总是听凭心灵的直觉指示﹐任凭生命几近盲目的本能的冲动的驱使去腾跳、去行动、去实现一种意欲、去向奔向一个目标！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携带﹐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身外的、附属的、累赘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我仍然带了几本书和少量的必备的钱。我偷偷地溜出了黑暗的屋子。我去了火车站。谁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不辞而去？再见吧﹐那些管我的人和与我一道注定被人管辖、管理、管制的人﹐我不服从这种禁锢生命自由和个性健全发展的规章、制度甚至虚假的法律的限制与箝制﹐不安于永远处于被人管也不安于被管的地位。我必须去寻找我的位置。我的肉身不愿匍匐于此﹐我的心灵在别处。
在一个管理人而不是由人们管理的国家里﹐这种行为被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个人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行动。
如果一种政府不体现一种公正的意志和代表每个人真正的意愿﹐那么﹐我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这种政府一定要选择我﹐那么在我被这种政府选择前﹐我一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政府包括它的体制。
如果一个集体只是一群毫无个性的人们的群体拼凑﹐而且只能接受一种高于一切的强加于人的权力的支配﹐那么﹐我就是个个人主义者。
如果一种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只能泯灭人类热情、梦想和良知并且成为生命的一种束缚﹐那么﹐我就趋向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舒展的自由。
轰隆轰隆滚动的车轮。
这是我的生命之轮在转动。欢快地转动。它停滞得太久了。
无论是钢铁的轮子还是血肉生命的轮子停止不动都是要生锈的。
热情是生命的润滑剂。
我的生命之轮冲破黑夜﹐在寥无人迹、寂无人声的土地上滚滚向前。
我倚在车窗旁﹐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城市的灯火﹐稀疏了﹐暗淡了﹐熄灭了。现在窗外一片黑茫茫、茫茫的黑暗啊。整个车厢里的人们已经昏昏沉沉地睡去。唯有我一个人独醒着。我突然心里一缩﹐感到恐慌起来﹐现在我才清醒地想到：我在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前方是什么命运在等待我？昏茫的黑暗。陌生的人群。孤独的生命。下一站。明天。目的地。这一切对我都是未知数。
生命永远是一个过程。
希望也许在过程之中。
也许﹐每一个人生命的进程和全部人类历史的运行永远没有目的地。永远没有明天。永远没有下一站。昨天、明天、今天流动着存在同一的“一天”；前站、后站、本站延伸着生命的同一个“车站”。但我们的生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却总是指向它的下一站、指向它的明天、指向它的目的。
双脚运行于无始无终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全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