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你别跟我玩概念、玩新名词、玩时髦新调﹐收起你这一套吧﹐你的唠叨让人心烦。你试着写一首与众不同的诗、一部不同于人的小说看看﹐那就是你的真本事。你别盯着我﹐你不认识我。我的脸上没有新潮文本﹐只有生命本文。我的脸不在前面﹐不在你所习惯的地方﹐你别费心去区别这张脸与其它脸有什么不同？人的五官都一样﹐你别徒劳去寻找嘴巴、鼻子的差异。我的脸在背后﹐那是一张看不见的宽脸。你别用你那一套思维、你的习惯、你的方式去识别我﹐我不是你所认识的这个人。我叫“我这个人”﹐我自己。你别想你一眼就看清我﹐然后去品头论足﹐拿你新捡来的一堆词语尺子比来比去﹐短尺能量天地吗？这些东西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牛皮兮兮﹐只能与中国货色相比较而存在。你只会帮着别人叫卖﹐而忘了推销自己的货色。你连打广告还不会呢？无论是商品市场或精神市场都不是独家摆滩、独家经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世界这么大﹐人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你只指我看碧眼金发的人有多美﹐也让人看看黑发黄肤的人有多帅吧！我就这样渺小﹐这样病弱﹐我就这么难看﹐我的血肉形像和精神形像就属于劣等民族﹖你正眼瞧瞧你自己吧﹗你要学会看人﹐首先看看我们这个种族﹐从我的脚趾爬起吧﹐爬到我的肩头、我的头顶需要整整一年。这里不光需要眼力、气力﹐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真自信、真勇气！如果你是头笨驴﹐一头光会学着别人叫的笨驴﹐那么你在我身上的跋涉需要你一辈子﹐甚至一辈子也不行﹐因为你气短﹐没有足够的力气爬上去。你的脚会打颤、打滑﹐不到中途就会掉进我的裤裆里﹐这时候你才会叫出你的真嗓音。有个叫林培瑞的洋人就爱听你的真音﹐哪怕声音嘶哑﹐他不喜欢你学着他叫和他的族类叫。我发现许多不会写小说、不会写诗甚至也不会写文论的人成了评论家。他们贫乏于想象和生命的真体验﹐评来评去﹐他们的评论永远成不了一首像诗一样具有魅力的诗﹐一篇像小说一样津津有味的小说、像文论一样独具文采的文论。小说并不是编故事。为什么一篇小说非要首尾完整贯通？为什么非要时间、地点、人物、环境、心理、性格的清楚描写、刻划和交待？为什么一篇小说非要从某年某月某地有一户什么人家开始等等﹐诸如此类。仿佛不如此就不是正宗小说﹐或不懂得写小说？生活并非故事﹐小说也并非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故事的小说是真实的小说；永不完整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是情节﹐一连串的情节链。它千丝万缕﹐细节纷呈﹐却并非总是构成首尾、因果的必然关联。一切都是偶然。万物的存在和出现是偶然。我们的星球被甩入宇宙太空是偶然。父母的某个精子和卵子碰撞、孕育了我们是偶然。我们结构一部小说、写作一部小说乃至产生结构和写作的动机也纯属偶然。小说并非街头巷尾的小人之说。它是“大述”。人类精神图像的“大说”和心灵的“大述”。人类心灵史或精神史绵延显象﹐以其存在的独特形式揭示人类生存现象中的“偶然”无所不在。莫言写了一部《丰乳肥臀》。尽是那么一些莫名奇妙的人的鸡零狗碎的生活。这些人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的意义在哪里？这种询问显然是多余的﹐它们似乎全不需要。只需要记录这么一些人和这么一种生活——并不需要考虑这些人及其生活的真实性和可能性。写出来就行了。你读了就行了。写作本身就是写作本身。这是一种自动性﹐一种乐趣﹐一种以无聊的方式排遣无聊的过程。如此而已。这部东西的主人公——“我”——上官金童——也即后来的“他”的经历贯穿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含混的历史年代﹐似乎每一阶段中都穿插着一些女人以及与女人有关的桃色事件。以性与情欲的描写融解全书﹐使之润湿、柔和、不显干巴、枯燥。如果抽掉了男女性关系与情欲的情节描写﹐那么此书就是一些十分乏味的网络和支架﹐难以卒读。此书不是历史﹐也不是史诗﹐而只是一个患有恋乳癖和厌食症的弱智者的整个人生经历。其中反复出现的关于乳房的想象和描写似显做作；关于历史年代的描写十分模糊；关于人物的政治面貌、思想倾向和社会背景并未拒绝描写﹐而是棱模两可、非常含混。准确地说﹐不知道他们从属于什么社会集团、阶层和立场。人与人之间没有社会关系可言（无论你从什么角度、持什么观点去看待社会关系﹐人类生存中的社会关系确始终是存在的社会生存现象）﹐只是一群在生死场中混沌挣扎的具有食欲和性欲的抽象含混的动物！我们很难从中见出清晰的历史面貌（无论你持历史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观去看待历史﹐历史也始终是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各阶层人物的面貌。虽然我们对人物和历史的关系可以跳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的窠臼﹐可以不以僵死的价值标准去加以评价﹐但我们也总得弄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也总得见出它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即便是一部朦胧小说或模糊小说﹐它也总得见出它所由以产生的那一历史时代的特定的朦胧与模糊﹐它也决不是人类精神发展和流变的朦胧史和模糊史。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描写所有时代的书；也不是描写所有从属不同历史年代的人的书﹐虽然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别的时代和别的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某些共性。无论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或现代后主义的作品﹐总是从时间和存在中揭示出时代、历史、社会的差异以及各民族心理文化的差异。我们不会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当作古典主义的作品来读﹐当作反映古典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读。也不会把《红楼梦》当作外国作品来读﹐当作表现外国民族性格和心理的作品来读。这里就有个时代、社会、历史、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永远存在；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各民族的独特文化﹐而也正是各民族相异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我们从这种差异中会发现社会、民族、时代、历史；也同样可以在其中发现我们这个人们非常注意自己的现代社会中的“我这个人”。纵使我们读作品就是读文本﹐读文本本身﹐可以抽去它的社会历史、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背景去参与阅读和评价﹐但任何一部作品中的时代、社会、历史﹑民族特征却总是自存的、自足的﹐抹杀不去的﹐要不我们就难以区分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了﹐也难以分辨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的差异了。丰乳肥臀是人类的普遍共性。任何时代都有丰乳肥臀﹐但莫言的《丰乳肥臀》却必然取材于我们的时代﹐也必然表现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任何时代。但这些作品给我们传达的时代信息或现代社会中的“我这个人”的信息及其能量不知道为什么却总是模糊的、含混的、粘腻的、疲软的甚至是贫弱的。我们呼唤文学具有启迪灵魂的犀利的剖析、批判和表现力量；我们希望文学艺术能给我们以抵达存在深层的震撼﹐使我们从一个特定时代的普遍谬误和混浊中心灵得以澄澈和清醒。我对这个时代感觉绝望！无论它以什么形式主义的花梢去伪饰﹐它的灵魂始终是贫困的﹐如果我们时代仅仅只能产生这类诸如描写恋乳癖的恋乳史和玩乳史的话。莫言的书不构成伟大﹐却堪称优秀。他描写了一些并非很重要也并非不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使人激动﹐不给心灵以强力震撼﹐但却给人以极其生动的感觉。他所描写的人物冲淡和抹去了意识对立和情感爱憎。什么游击队、鸟枪队、爆炸大队、抗日别动队﹐你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乌龟王八、是好是坏、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值得肯定还是值得否定﹐你也无须去搞清。这一切都很模糊﹐没有鲜明的差别和区分﹐也无须你去作任何意义上的分辨和区别。反正就是这么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他们的生存处境、生活景况以及种种喜怒哀乐。阅读莫言的小说的同时﹐我读了另一部小说﹐它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对于表达一个民族的虔诚信仰﹐以心灵的历史来命名﹐我感到可疑。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对回民宗教信仰的虔诚的可疑﹐那是无可怀疑的令人敬畏的宗教热诚；我以为可疑的是把这种对宗教的虔敬和热诚现象视为人类心灵的历史？我以为﹐心灵史﹐就是个体的人的历史﹐而不是指集体的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心灵的历史﹐而无集体的人群心灵的历史；集体的人群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心灵的历史﹐也即使许许多多的无数的心灵失去历史的历史。在集体的心灵史中只存在一个心灵﹐而使其它许许多多无数的人失去心灵的奥秘。所以要揭去信仰的帷幕﹐洞见人类心灵的真正奥秘只有从个体生命的人身上去寻觅和发现。集体心灵的历史是真实心灵的幻象和假像﹐是众多的人群的信仰﹐是迷茫心灵的迷信﹐是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人类集体的虔诚﹐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的精神自杀。他们受到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蒙蔽而不自觉。他们因希望得救而产生笃信。他们因无力自立而寄托别人。他们因无自己的心灵﹐被人抠去了心灵而膜拜别人的心灵。他们因丧失自己的心灵而追逐和随从别人的心灵。宗教意义上的心灵的历史是种或虔信或蒙蔽或迷信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应该是超越一切形式主义教旨的宇宙宗教﹐它的本质是对生命宇宙或宇宙生命的独立追寻和伟大的本我膜拜。本真意义上的心灵史并非人类大集体的心灵史﹐而是个体生命心灵的历史。绝大多数人类的心灵都像羊群一样受到牧师的驱使。他们所奉行的任何一种宗教（心灵）的历史都不是人们自身的历史﹐而是上帝的心灵史﹐真主的心灵史﹑毛拉的心灵史﹑基督的心灵史﹐也即具有信仰意味的高出于自己头顶之上、超越于自己心灵之外的神的心灵的历史。神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放牧者﹐人类生息的广袤的大地是它宽广的牧场。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那么所有的人都成不了基督﹐所有的人都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只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基督﹐并且自己引领自己﹐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其实﹐诚如弗洛依德说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诗人﹐进一步说﹐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宗教家、领袖、导师﹐完全能够自己引领自己。但这现在还只能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人﹐都远不能成其自足和成熟的宗教家、领袖、导师、先知。他们只能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少数人的引领﹐这极少数人﹐就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导师、领袖、超人和神灵。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也是宗教（包括政治宗教）的历史。那些政治宗教狂﹐他们总是自以为发现和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真理、主义、信仰、理念﹐并强制别人去接受﹐发现思想异端就施加镇压﹐这种政治宗教迫害与宗教迫害无异。如果每个人一定要信仰（特别是政治上）什么﹐那么无信仰就是最大的信仰。张承志写了一部有关人们英勇捍卫自己民族母语、心灵和宗教信仰而不惜以血开路的文学和史论相结合的书。它是一部本真的集体殉教史和殉难史。忍受和顺从深刻浸染了受难者的悲观主义气氛。以死相搏的血统基因世代相传﹐一切靠行动而不靠语言。牺牲成了追求解脱的唯一通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本真的纯粹意义上的心灵史。我差点失去这么一部优美的杰作。因为开始我只打算收藏它﹐并未考虑通读它一遍。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部值得我抽出目前宝贵的人生岁月尽可能利用可能的闲暇仔细玩味、通读一遍的作品。我必须象当年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一样﹐从头到尾细读它一遍﹐并且安排在我写作长篇半自传体小说的间歇。慢慢地读。随意地读。边写边读。用作以音乐式的调剂。但必须从头到尾读完﹐像好友雅士用了整整一个沁凉的秋天和温暖的冬日。这是一部值得通读的现代主义文学奇书。我想这种兴趣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并且还需要耐心、耐力。读这类书的人同写这类书的人一样﹐除了病魔缠身或者身带残疾、带有某种类似病态感觉的极其敏感、细腻的人以外﹐就只有伟大的幽居者、心灵寂寞者和精神独异的具有内心生活倾向的遗世独处的人。这是几近艺术宗教的一次季节沐浴﹐需要持续很长的时日。对于此书﹐也许一般读者是很难问津的。特别是现代这些追求物欲、性欲、利欲的芸芸众生﹐普鲁斯特很难把他们从电视等各种现代大众传媒中吸引过来。《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不多﹐但决不因此失去其伟大；也不因此使它失去它可能拥有的许多潜在的读者和同样潜在的伟大社会影响。我们读这类书是读一个人﹐读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展开浩繁卷帙的漫长的一生。而这个人似乎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个体生活”的心理和精神的自述﹐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和历史场景的描绘的回避﹐并未使他的作品失去伟大的时代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不仅由轰鸣而至的喧嚣的历史事件和运动拱托出来﹐也闪烁在许多我们漫不经意的轻盈、悠闲、恬淡、快乐和忧愁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居所、衣饰、书籍、器皿、闲聊、交往中交叉折射出它的颤动的光芒。我们从群体运动的外化中见出历史﹐也从个体运动的隐秘中发现历史。无数相异的个体构成每个时代的不可忽略的细节﹐而无数细节以潜在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每一个体所处的时代。普鲁斯特正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细节。他以他的个人性﹐从另一种视角表现了自己的时代﹐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已逝时代的“普鲁斯特式”的重现和听到那一时代的“普鲁斯特式”的悄声细语。普鲁斯特曾与乔伊斯一见﹐但似乎相互很冷淡。容格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感到腻烦！乔伊斯是他那一时代正宗文学的叛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写了一部乔伊斯式的《尤利西斯》﹐却并没有考虑是否能为人所接纳。思绪。印象。回忆。感觉。千变万化的紊乱的意识流动。东一鳞、西一爪﹐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绪和记忆﹐零乱芜杂、漫无边际、变幻无常、毫不连贯。你感觉乔伊斯仿佛把一张写就的文稿故意撕碎、抛撒出去﹐让他的阅读者一一拾起来﹐自行拼凑。有这么一个幸运并能使自己的作品幸存的乔伊斯就够了﹐你喜不喜欢他﹐他反正就是乔伊斯。不过我奉劝你﹐不要在乔伊斯成为“乔伊斯”之前去指责他；也不要在乔伊斯成为“乔伊斯”之后去顶礼膜拜！这位大名鼎鼎的人也曾在人前谦卑地自称“无名小卒”。小说是什么﹐它什么也不是。它是生活和存在本身﹐是各种生命形态的形式综合。我们无法从《现代小说艺术》、《现代小说面面观》及《现代主义小说如是说》这些教科书中发现它。读小说就是读“我这个人”﹐也即不同于“你这个人”或“他这个人”的人。就是读生命﹐读情绪的记忆﹐读心理的踪迹﹐读精神的流变﹐读存在的独白。生命在我们用文字符号追索和尽可能的模拟中驳杂重现。现代小说中﹐一切都具有追索和模拟生命的可能性——叙述、像征、感概、议论、意像、具像、情节、细节、感觉、记忆、夸张、变形、神幻、巫术、预言、情绪、绝句、诗意、怪异、荒诞、历史、宗教、乡风、民俗。一切都可以试图表现和外化宇宙生命的全部存在——散乱、叠加、清晰、混杂、逼真、错觉、外视、内视、综合、变幻、完整、片断、瞬间、绵延、时空分裂与同一。存在并非故事。生命超越文字。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有人指出一种综合性的文体是“非文体”﹐各种文体形式的综合运用有损小说形式的完整与独立﹐甚至破坏小说的“元素”﹐使其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混杂不清、杂乱无序、纯粹是“大杂烩、“四不像”﹐那么﹐一盘大杂烩不是各种味道都有吗？一头四不像不是带给我们以未曾有过的惊喜和新奇吗？我们的思维太习惯于定格和模式了。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正宗小说或正统“小说”﹐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确指出并定义小说是什么和什么是小说？小说特别是宏篇巨制的小说应该是“非小说”﹐它除了追索和模拟生命存在的手法形式千变万化、内涵也可以贯穿历史、哲学、诗学、宗教、政治、理念、现实、梦境等等于其中﹐而以个体生命纷繁复杂的体验或一个民族的心理、精神为主线﹐让“非小说”的形式展开长篇小说的巨大构架。让一个巨大的头颅掩埋在其中。一张沉思的脸弥漫其中。它有待人们去识别、去认知﹕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在发现中阅读。在交流中参与。阅读的过程就是你面对一个个体的人身的探险过程。它不是一条地面上的河。阳光朗照中让你清晰地见出水面、沙岸以及它的全部流程。它是一条地下河﹐无数的地下潜流中的一个支流。它深藏在自身的黑暗中﹐水底里布满礁石﹐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熔洞﹐黑暗中扑溅、喧嚣的流水﹐深藏水中的各种奇异的水生动物和沿途千奇百怪的熔岩构成的个体生命隐蔽的风景。河水在黑暗中喧哗而流向不定﹐你不知道整条河流到底有多长﹐它的不同流段到底有多深、多宽！一切都靠你自身的生命之光去照亮﹐并以你自身的生命之光与另一个生命的潜在的漆黑的光芒相交融、相撞击。这是一次充满惊险的精神历险﹐每前进一步﹐都充满危险、都是对风险的一次征服。多年来﹐我反复阅读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他的风格奇特的形式主义巨著《尤利西斯》﹐其中一些章节我是花了时间仔细阅读的。如第六章布卢姆参加帕狄·迪格纳穆葬礼的一章﹐回忆也好﹐描写也好﹐简直干鸡巴扯淡。我还像个傻屄似的认真做了读书笔记。与其它章节比较﹐这一章还算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细致得令人厌烦和十分乏味的叙述。读这种东西并不令人愉快。你只是硬着头皮去戳它几下﹐戳它几个洞﹐看里面到底有令人敬畏的什么？你一边读一边兼读它的同样令人乏味和十分繁琐的注释。除了乏味还是乏味﹐什么复杂的东西也没有。阅读是一种身心参与或震颤﹐但这与乔伊斯风马牛不相及。你不能对他作过高的阅读期待。就连它的译者萧乾、文若洁夫妇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同样觉得晦涩难解﹐并对其中一些纯文字游戏的地方﹐仍持保留态度。认为七十多年来﹐西方只有一个乔伊斯﹐说明肯定什么、推崇什么﹐并不等同于就成为道路、方向。艺术创作只能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心灵的影子。我想只有盲目追随、模仿者﹐宁选一条死路﹐企望成为乔伊斯二世或写出《尤利西斯》新篇。这类小沙弥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听乔伊斯的名字就垂头肃立。他们讥讽你读乔伊斯会读得头痛﹐好象他们读得真饶有兴味似的。其中那个尖嘴猴腮的叫孟仪矜的书耗子﹐根据他的名字的谐音﹐人称梦遗精。这诗癖梦遗精﹐一听外国权威﹐双腿就发软﹐扑通一声匍匐在地再也不肯起来；一读本民族文化就猴急板跳、不屑一顾﹐在他眼里从“五四”到民主墙运动当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似乎无一不来自外国人的影响。无一不是对外国祖师爷的作品的复制﹐并且认定他创作的一部长达上万行的诗歌《雀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一代中国现代主义诗风﹐标志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最新水平。他虽然没有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空阔心怀﹐却自视生不逢辰﹐深感郁郁不得志﹐身为中国唯一的先锋诗人而无人识别。他的先锋性表现在：嘴是自己的﹐话是别人的；脑子是自己的﹐思想是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对外国名流、权威惟命是从。在他说话之前﹐他总喜欢说﹐“某某人怎样说”；在他说话以后﹐他也总要指出﹐“某某人曾经这样说过”。这里的“某某人”﹐主要指外国知名人物﹐唯有他们的“金口”才能流出“玉言”。他的最大的嗜好就是推销别人的思想﹐越新奇越时髦越好。什么意象叠加、智力空间、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无一遗漏。他把这种义务和廉价推销竟视为“独创”。被他推销的东西都很短命﹐后面的来了﹐前面的就被否定。象商品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商标﹐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相对的恒定﹐眨眨眼就过时。他把精神创造活动完全等同于商品生产﹐一天一个花样﹐层出不穷﹐但没有一样东西长命。一切都是一次性﹐过去了就象手纸一样扔了最后连这位推销员自己也被自己扔在一边无所适从。他喜欢变﹐却万变不离模仿。他的思维、写作乃至日常生活都要依据别人的定式和公式﹐而且也随着别人的变换而变换﹐永远步人后尘﹐不越雷池一步。他住在单位分给他的一间单间里﹐房间很小﹐只能装下他和一堆破书。他喜欢深居斗室﹐足不出户。整日在书堆里从别人那里摘章引句﹐冥思和制作他的纯文化。他为名利绞尽脑汁﹐却害怕损害自己身上一根毫毛。他执着地反对精神和文化上的抗争和反叛﹐把知识分子的叛逆视为令人讨厌的“烈士情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绝对回避政治。他不敢正视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反而把自己的苟且姿态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在他看来﹐前苏联受迫害和持不同政见作家﹐如布宁、安德烈耶夫、曼杰姆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任尼琴乃至布罗茨基都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都缺乏纯文化性的独立精神﹐好象这种精神可以在暴力的枪口下和专制主义体制的缝隙里逍遥自在、安然独存！你只有面对暴虐俯首贴耳、忸怩作态、惟命是从、使自己完全扭曲和异化才是知识分子的纯粹本分。他认为人都要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每个社会成员只有适应这一结构﹐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消解或改变这一结构﹐无论你以物质或精神的方式。这一结构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摧毁的；你若想摧毁它﹐只能摧毁你自己。所以他觉得一切异端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可笑的﹐纯粹的文化人应该安于天命﹐他只能在书房里而不应在囚室里阅读人生。梦遗精安居于自己的单间中。四周堆满了书。窗帘低垂。隔绝空气、阳光、风和活鲜鲜的女人。读书是他唯一的天职。诚如掩卷之余﹐独自躲在空空四壁之中、想入非非、解开裤带、掏出那玩意手淫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天长日久﹐他难从意念中自淫中自拔﹐人越来越虚脱﹐自己把自己掏空了。浑身盗汗咬黄了内裤和被褥﹐人变得鸠形鹄面、形锁骨立。他在镜子中自我端祥﹐发现自己双眼深陷、颧骨高耸﹐一张嘴唇很薄的卷起的嘴形同鸟喙﹐汗湿的脑门高而有光泽﹐不禁满心欢喜﹐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这不正酷似大师的神貌吗？伏尔泰、但丁的形象不正是这样吗？他为自己竟能与两位巨子神形肖似﹐更加自命不凡。偶尔﹐他也出入文艺沙龙、结交几个朋友﹐大家拉帮结派、携手合作﹐订立君子协定﹐彼此之间只能互相吹棒﹐不能相互攻讦。要前进大家一起向前进﹐要攀登大家齐心共攀登。但这种情况往往维持不久。一旦真登上某个山头﹐他就决不与人为伍﹐而要占山为王。于是君子们彼此反目成仇﹐不是比个高下﹐就是决一雄雌﹐相互之间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他一直坚守他的纯文化立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中国现当代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值得肯定。在他眼里﹐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新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一回事﹐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把政治和文化搅在一起﹐把文化引上了歧途﹐把思想文化搞得一团糟。必须来一次大清洗和大清理﹐分化文化和政治﹐并使文化在政治的泥淖里得以澄清。1917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了差错﹐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最终有损于纯文化的发展﹐因而无任何文化成就可言。胡适只不过写了一卷浅显易懂的白话打油诗﹐它的读者对像是瘪嘴老太婆；郭沫若只不过步惠特曼后尘﹐呛出几声咳嗽﹐那种东西能算诗吗？徐志摩、戴望舒、汪静之一流模仿海涅、雪莱、拜伦忸怩作态﹐样子太难看；李金发、邵洵美、郁达夫﹐沉沦比不上波特莱尔的法国式颓废；唯美逊色于王尔德的英国式情趣﹐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玩的吗？最后他干脆破口大骂﹐斥责这些人算什么货色？一群鼠目寸光的小鱼小虾！食洋不化的文化窃贼！平庸小器的凡夫俗子！一切且看我吧﹐他嘭嘭拍响着厚厚一叠《雀嬃》手稿﹐情不自禁地用毛泽东诗词配上即兴曲调哼唱起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他来兴时﹐最爱哼唱或引用的两句话。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在他看来也是重蹈历史覆辙﹐当时怎么不请我出山玩点绝招？民主墙只不过是巴黎公社墙的翻板﹐一群人在那里咋咋呼呼﹐贴几张大字报、印几本油印刊物﹐就能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揭开东方文艺复兴序幕？痴人做梦﹐谈何容易！民主墙仍然象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样﹐把政治、文化搅成一锅﹐浑浑噩噩﹐混混糊糊。不但影响了文化特别是诗歌艺术的清纯﹐而且使诗人、作家继续向社会作出错误导向﹐使自己陷入文化和政治的两难处境而不能自拔！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就是政治﹐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一个文化人就应该安于本份、沾什么政治的边？诗人并不是斗士﹐你要斗你写诗干什么？你抱着炸药上天安门广场去﹐或者往身上淋一把油当众点火自焚！要不你就安于书斋与山林﹐而不应该走向街头和广场；诗人应该独守宁静和清寂﹐远离街头﹑广场和人群﹔应该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享受宽容与宽松﹐不要浑身火焰锋芒毕露﹐烧毁自己又殃及于人。你应该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艺术的自然复兴﹐你管它什么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和暴虐？！一个社会没有权威行吗？那不是你一个文化人要考虑的事！文化就是文化﹐又不是万象包罗的社会百科？治理社会是政治家的事﹐要你越俎代庖干什么？这是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通病﹐也是中国文化的灾难和悲剧！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文化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因﹐坏就坏在中国文化人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性！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以空前未有的声势席卷全国﹐他在书斋中发出惊呼：坏了！坏了！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什么全都不务正业﹐全都如同无知无识的群盲﹐全都拥上大街摇旗呐喊、示威游行干什么？完了！完了！中国文化完了﹐彻底被政治淹没了。如果我再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抢救文化﹐那么中国现代主义文化将毁于一旦﹐将彻底葬送在这些头脑发昏的政治狂徒手里！窗外游行队伍的喧声传入室内﹐他用双手捂住耳朵﹐急得在屋里团团直转﹐梦中的生殖器遗精此刻升化为精神遗精。他铺开方格稿纸﹐不无激愤地以梦液混和着精液写下了告别以往一切运动的现代主义诗歌宣言《拜拜﹐1989》。他不仅厌恶1989﹐也厌恶1978-1979﹐同时也厌恶1917。也就是说﹐厌恶以往一切与纯之又纯的文化无关的运动﹐不管它是正面运动还是反面运动、本真运动还是非本真运动、自在运动还是人为运动。一句话：不要动！文化与社会运动包括生命运动无关﹐它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纯粹脑子里的事情。它只需要一叠纸、一张桌、一支笔。写作﹐唯有写作这件事本身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小范围的事情﹐其它一切都是大而无当、子虚乌有、精神乌托邦。事物越大﹐比如大如运动、群体、宇宙和整个存在﹐骚动和混乱的程度就越大﹐清晰可把握的程度就越小﹐我连我自己都不见了。所以﹐要小﹐要个别﹐要局部﹐要退避三舍﹐才能恢复个人与文化的本位。由此他认为天空任鸟飞只是神话﹐如果你是鸟就应该回到笼子里。因为独鸟孤笼﹐骚动和混乱就减低到最低程度甚至消失不见、了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