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你面对某种状态﹐自己也弄不清楚你是否正常还是如常人所说的疯了？是真正患了精神分裂症、成了一个病人还是仍然是个心身完好、健全的人？你面对你自己的状态仅仅是精神状态异常、心理情绪变态？还是一种生命的压抑和自觉不自觉的反压抑﹐或者仅仅是一种具有艺术气质的人的身不由主的激情和冲动？高风现在难以正视自己﹐理性地对自己进行剖析。他觉得自己身上似乎所有的情况都有﹐而任何一种情况他都难以将它们彼此加以分辨或说清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是这样？请你们不要问我？其实谁也没有问他﹐谁也没有要求他回答﹐只是他自己在问自己。但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和明朗﹐目前的状况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解脱﹐他就这样没有再回到管训班﹐也可以不上班﹐而是交给家属和居民委员会看管。他从许多被人占有的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时光中自己把自己抢救了出来﹐现在这些时间全部属于他自己﹐由他自己去支配。再没有硬性规定的各种高额的生产或工作任务﹐像甩不脱的看不见的重负﹐要他去拼命完成﹐每天弄得筋疲力尽；再没有上班、下班、早退、迟到、开会、学习、加班加点、被领导找去谈话、或肃立一旁接受呵斥和讯问纠缠着他﹐像套在身上的终生卸不下的轭﹐使自己得不到几乎是片刻的轻松和喘息。他像个突然被松了绑的人﹐享受着空前未有的闲暇时日与自由。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有一种颤颤惊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感觉自己随时都需要躲避别人、闪开那些无处不在的暗中监控他的眼光﹐整个身心都摆脱不了随时可能被人突然重新劫持和绑架的预感。高风发疯以后﹐单位保卫科专案组、管训班和党委的头头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送高风去精神病院确诊﹐看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一大帮人把他送了去﹐有保卫科科长蒋志士、专案组组长白麻子、管训班管教阎文魁﹐还有高风的爱人艾山梅和几个朋友﹐还有一个他新近勾搭上的少妇外号叫野棉花的邹润玫。单位上的人未敢上前押解他﹐高风由他的家属和朋友伴护。单位的人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高风夜半持刀上门要杀白麻子的事对这几个人来说还记忆犹新；而高风的脑海里此时也还浮现出白麻子推开窗门、拉长脖子、扯直嗓子的杀猪似的嚎叫的丑态。救命呀！救命呀！他疯啦！要杀人啦！马路上巡逻的摩托车停下了﹐武警闻声寻上门来﹐高风被赶来的家属和朋友强行拉走﹐刚好在路上与武警错过。武警敲白麻子的家门﹐白麻子死也不开。再不开门﹐我们就要砸门了﹐我们是武警。两个武警在门外吼叫﹐白麻子这才敢把门拉开。谁杀你？白麻子眼睛一愣﹐不见了高风﹐哑口无言。一个武警近前一步﹐一把揪住他﹐夜半三更﹐狂吼乱叫﹐扰乱治安秩序！走﹐跟我们去一趟！白麻子被押上了摩托。第二天弄清他的专案组长的身份才放了他。高风一路上恶狠狠地盯着白麻子﹐他看见白麻子低下头去。而在那几个与白麻子走在一起的人的感觉里﹐仿佛他盯着的是他们每个人﹐他们全都把眼光避开高风的注视﹐极力回避同他单独对视。他们在高风的眼睛里发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光﹐这种光交织着愤怒、仇恨和抑止已久的爆发的绝望﹐它仿佛有一种不可阻挡的随时准备玩命和拼搏一死的杀伤力﹐它像临近爆炸点的生命冶炼和凝聚的痛苦和压抑的几乎可见的有形的矛﹐谁碰到它都有可能被它在身上戳出个窟窿。精神病院在市郊的一个深谷﹐靠近耸立着一根又高又大的烟囱的火葬场。那儿的天空总是浑浑噩噩的﹐永远看不见清明的天色。高空中飘浮着一层从烟囱里钻出来的人类尸体的粉沫﹐带甜性的空气中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死尸的气味。这儿﹐一边是对人类的肉体进行特殊的处理﹐一具一具的曾经活着的血肉之躯象石灰窑里的灰石一样﹐被毫不动容地火化﹐顷刻之间焚为一堆不复成形的灰烬。一边是对人类的精神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处理﹐大批因种种原因从各地送来的被视为精神分裂的人﹐在这儿被投入精神焚尸炉焚化﹐进行思想疏导、心灵整合乃至政治净化。高风是被送来进行精神处理的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之一。隔精神病院不远的草木葳蕤的林子深处﹐露出尖尖的屋顶﹐这是一座早已被遗弃的天主教堂。这儿曾经有过一个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传播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们的思想﹐让这些欧洲思想的伟大“独裁者”们的思想长驱直入常来这儿造访的中国年青人的心灵。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而来﹐也扫荡到了这片冷僻的角落﹐传教士早已被刮得不知去向﹐但欧洲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却像种子一样落进了一些同样冷僻的心灵﹐并在那里生根发芽。天主教堂四周风景优美﹐而这座教堂却象凝固的音乐似的遗落在这儿﹐在沉寂中发出无声的回响﹐给这儿的风景平添了几份不合当下时宜的忧伤而颓废的情调。高风同他的朋友们曾不止一次来到这儿﹐写生、野餐、秘密聚会、露天夜宿。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高风同一群朋友们在这里玩了整整一天还不愿离去﹐这些朋友们为自己彼此相识并聚在一块而感到高兴﹐也为能躲开令人窒息的社会日常生活﹐来到这儿面对大自然坦露自我、放松青春的身心激动不已。无产阶级红色理论在成天价地批判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他们就自视为精神贵族﹐并以自己足够份量加入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贵族行列而感到由衷的骄傲。他们当中有水彩画家孙未竟、男高音尹荒咷﹐声称要扛着音符进棺材的有天才的音乐素质、行踪神出鬼没给人以神秘感的乐海﹐有喜欢与人雄辩的目空一切的栗地奥﹐他自视一眼能望穿这个世界﹐并有句在朋友圈中十分熟悉的名言﹐我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还有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末代子孙﹐在城里和乡村不断地穿梭往返不停的雅士。他在城里的房间被称为彼得堡式的住宅﹐命名为“孤鹜沙龙”﹐这是荟萃省城精英的几乎唯一的地下沙龙。他在乡间的房间叫“乡村别墅”﹐房间布置和四周的景物充满了俄罗斯地主庄园的情调﹐他在这儿偶尔接待别的“地主”的来访。若在窗口发现稀客远道而至﹐他就在窗口摇响铃铛﹐自我迷幻中﹐感觉有一辆马车跑近。而“孤鹬沙龙”却是朋友们周末和平日经常偷偷聚会的地方﹐在每个参与者心中﹐这儿被视为具有南方自由色彩的当代诗歌的发祥地。朋友们一共七人﹐自我号称“北斗七星”﹐高风被公认为朋友们当中最亮的一颗星辰﹐他对此也自命不凡﹐当仁不让。这个晚上﹐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深感没有女人的苦闷。大家集体唱了许多歌﹐然后由尹荒咷独唱﹐他的漂亮的高音博得了掌声。其中有两首歌是他的保留节目﹐一首是《在银色的沙滩上》﹐另一首是由乐海作词谱曲的即兴创作的《这一切多美丽》。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人人都觉得友谊多美、心灵多美、生活多美、活在人世上多美！除生活的牧歌外尹荒咷也唱红色的流行战歌、赞歌和颂歌﹐他唱得同样感人﹐大家也加入合唱。似乎每个人都有同感﹐这样的革命歌曲﹐只有音乐的旋律和合唱热情至关重要﹐至于他的内容﹐仿佛在歌唱中被冲淡、抽空﹐与自己毫无关系。丛林中雾气上升﹐林中空地上月光一片朦胧。大家捡来了树枝燃起了篝火﹐当歌声沉寂下来的时候﹐寂静中忽然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响﹐也许是树木坼裂﹐也许是小兽踩响枯枝﹐也许是茂密的树林中有人悄悄走近﹐黑暗中仿佛有眼睛在远处偷偷窥视﹐大家不约而同地警觉起来﹐竖起耳朵﹐彼此对视一下。个子高大的有日本血统的机修工曹廉清在小树林外走来走去﹐主动担负警戒和放哨的任务﹐他义务承担高风的个人保镖﹐也自觉负责集体的安全。他的言行举止和性格特征让“北斗七星”们联想起苏联克格勃头目﹐戏称他捷尔任斯基。最后一个节目是由高风朗诵﹐他的诗歌朗诵往往是集体聚会时的压轴戏。人们熟悉他的已经写出的几乎每一首诗﹐而特别爱听他的《野兽》与《白骨》。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高风脸色惨白﹐整个身躯像一具血肉被舔光、啃光的骨架。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有情况！曹·捷尔任斯基突然小声发出警告。他的声音同他的人成反比﹐尖细而短促﹐像一个颤动的音符嘎然而止。但朗诵并没有因此而中断﹐高风继续沉迷于他的以整个生命投入的不可遏止的独唱和绝唱﹐他无法从接近疯癫与迷狂的状态中清醒脱逃﹐他被他自己的生命的磁力所吸引﹐同时向四周频频辐射出强烈的光焰和电波﹐震撼自己也震撼别人。这就是他同他的诗歌所特有的生命磁场效应。这是一个在希望中失望过和绝望过的人的白骨﹐这是疯狂地搏斗过的白骨﹐这是在世界上走过、闯过、撞过的人的白骨﹐这是骨架被打散过又重新支起被打散的骨架的人的白骨。他的脸﹐他的整个身躯为痛苦扭曲、同时扭曲着散布在他四周的每一个人。高风像一根咆哮的白骨独立﹐四面八方白骨闪闪﹐而所有的白骨都铮铮绷响﹐震颤着整个夜空和大地。人们仿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自身体内和体外崩裂、倾塌。谁也不知道高风是什么时候朗诵完的。当大家从震慑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头顶的月光早已隐去﹐身上夜露蒙蒙﹐林莽中一片黑暗﹐人们全都沉默着﹐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仿佛在窥视着一种平日不经意而突然被发现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但什么也分辨不了又极力分辩着什么。大家铺开油布和毛毯躺了一来。教堂黑糊糊地居高临下俯瞰着﹐高风望着这座遗世独处的砖木建筑﹐发觉自己深心萌发出一种遗世独处的隐秘的愿望﹐这是同他渴望投入骚动的人群和生活极然相反的意向。这种隐蔽得很深的渗入骨髓的东西的瞬间萌发使他感到惊骇﹐他不知道这究竟是否是他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内在气质﹐还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来自遥远的祖先的心理和精神的返祖遗传？他很熟悉这座教堂﹐它的每一层楼和每一个房间。这些房间都铺着油漆过的地板﹐在昏瞑中发出暗淡的微光。有些地方地板腐坏﹐人走在上面颤微微的﹐一不小心就是一个窟窿。平日这里空无一人﹐当偶尔有人造访的时候﹐步音在房间与房间中彼此回荡﹐发出阔大而空洞的声音。这声音大得有些古怪﹐仿佛寂静中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在同时走动﹐他们好象突然从每一个黑暗的隐蔽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整座教堂会骤然变得阴森可怕。其实可以说他并不喜欢这座教堂。如同他不喜欢一切古老的、陈旧的同死亡和衰竭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喜欢明亮、鲜活和勃勃生机﹐但这儿总有一种什么他无法回避又牵引着他的什么。许多年代以后﹐他才弄清楚这是他终其一生梦寐以求却在一个红色极权社会不可寻觅和获得的东西：隐逸、清寂和闲暇。远远地﹐听见几声狼狗的嗥叫﹐医院的铁门打开了。院子里有一个穿著白大褂的蒙着口罩的医生﹐一手牵着一只皮毛油光水滑的狼狗﹐一手挥舞着一根电棒正在把一群病人赶进屋里去。高风他们一群人跑进了院子后﹐铁门就锁上了﹐仿佛这是一个只准进不准出的地方。高风想这几个乌龟王八蛋不定一会就溜了﹐把他丢在这里﹐就等于进了监狱。在他们眼中﹐像他这样的危险人物、政治犯罪分子﹐到这里来与其说是来进行精神疾病治疗﹐不如说是来进行政治诊断﹐脑子不被完全清洗干净﹐然后被确认已经灌入符合标准和模式的思想意识是绝对出不了这道门的。听说这里有几个政治病人被隔离开来﹐由专人诊治、看管。高云有一次就告戒过他和艾山梅﹐一旦如果他们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处理﹐千万别让医生打针﹐有一种针一打﹐病人就失去记忆力﹐脑子就完了﹐再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等于变成了白痴﹐苏联克格勃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持不同社会政治思想和艺术观的作家和诗人的。在共产主义国家﹐具有独立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人就是异端﹐就被视为政治犯。在那片天空底下的土地上有多少辉煌的天才就这样被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毁灭﹐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死于监狱、劳改营、精神病院﹐在人世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在一切正统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高风心中不由得一震﹐他似乎有一种预感﹐也许厄运忽迟忽早会降临他的头顶﹐他注定要重复他们的命运﹐终生绝路﹐不可逆转。他又想起了那个《参考消息》上登载的被苏联警察折断手指再也不能写作的诗人；那个在狱中用头撞击土墙、用拳头擂动铁门的受难者的呼喊：你们毁灭了我﹐毁灭了我的天才呀！他们穿过一道长长的两边都是房间的走廊﹐这走廊高风仿佛无数次见过﹐也仿佛曾经无数次走在上面。这走廊是这么长﹐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而往前每移动一步﹐仿佛就向黑暗与死亡缩短一步﹐就拉长一步与太阳照耀的大地与人群的距离。前面出现一个人﹐一见他们走近﹐仿佛受到突然袭击﹐满脸惊慌的表情﹐然后抱头鼠蹿而去。他跑得这样慌张﹐仿佛后面有人在追逐他。高风看见他推开一扇门钻了进去﹐当他们经过那道门的时候﹐他见到那人把头钻到床下﹐两瓣肥大的屁股翘在外面﹐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土里弃屁股而不顾的驼鸟。有一扇门不知怎么不断地开合着﹐像被风吹动似的﹐走过去的时候﹐高风才发现门背后躲着一个人。他一会儿拉开门﹐把头往外探望一下﹐接着又关上了﹐仿佛他一直在焦灼地等待着一个看不见的人临近。而在另一间房子里﹐高风看见一个全身穿著紧身衣的人﹐那人头上包着一顶类似摩托车安全帽似的特制的橡皮软帽﹐只露出嘴和两个眼睛。他的手脚不能动弹﹐身上唯一能活动的就是头。他立在墙前﹐把头象啄木鸟似地不停地拍击着墙壁。每拍击一下﹐就发出一种十分疲软的无奈的声音﹐这声音有节奏地响动着﹐仿佛在拍击者死亡之前﹐永无终止之日。他们一行人终于在一处地方停住了﹐在一间敞开的大病房里﹐有几个人在等着看病﹐这些病人都有人在一旁护守。地上莫名其妙躺着一个人﹐全身被白布单覆盖着﹐像死人似的一动不动。一个医生走了过来﹐向站立旁边的几个家属模样的人简短地问了几句。他弯下腰去﹐揭开布单﹐高风发现是一张像害臊似的涨得通红的女人的脸。那女人睁眼刚好与高风对视了一下﹐突然双眼一亮﹐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把将高风抱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呜呜哭了起来。你终于来了﹐我还说你不会来了﹐永远再也不见我了﹐你就这样把我甩了﹐你这个无情寡义的人﹐你好狠心呀！她一边用双手抚摸着高风的脸颊﹐一边眼泪汪汪地低声喃喃着。高风一声不吭。你认识他？蒋志士突然警觉起来﹐低声问她﹐那女人点点头。你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你什么人？蒋志士接着问。情人。蒋志士闭紧双唇﹐默默地点了点头。高风突然哈哈哈哈地爆发一阵大笑。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滑稽﹐这疯女人和蒋志士也同样滑稽﹐他忍不住继续笑着﹐笑声在整个病房里震荡。笑完了以后﹐高风又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他不知道是感到伤心﹐还是感到委屈﹐这种感觉很复杂﹐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觉得他一切都说不清﹐对这世界﹐对这女人﹐对保卫科长蒋志士﹐对穿著白大褂正用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望着他询问什么的精神病医生。说不清就不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也回答不了。不要问我！他的脸上的表情由沮丧变为愤怒﹐医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我没有病﹐送我回家！他冲着医生大叫。医生镇静了下来﹐不再询问高风。他对围着高风的一群人说﹐你们抓住他﹐不要他挣扎。然后他用只小电筒往高风的瞳孔里照了照﹐接着在一张诊断书上写下几个字：精神状态异常。他这种病现在还是初级阶段﹐吃吃药、打打针﹐可由单位或家属护理。医生把诊断书递给了蒋志士。我没有病。高风继续争辩。你怎么能证明你没有病呢？医生问。你怎么能证明我有病呢？高风反问着。我们要相信科学。医生的眼光落在案头的一本小红书上﹐他用手拍拍它﹐用一种坚定的口气说﹐你脑瓜子正常不正常？这里面都会找到答复。你有病﹐也是因为你没有学好它；你治病﹐也要从里面找药﹐否则就会成不治之症﹐滑到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反面上去﹐越滑越远。他到底有病没有病？在一旁一直没有吭声的阎文魁厉声问艾山梅。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人我不能交给你们﹐我自己照管。白麻子嘿嘿地冷笑着。艾山梅担心高风如果落到他们手里﹐将受不完的罪。她同高风的朋友拉起高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医院的铁门。
高风同妻子的位置倒换了。艾山梅成了半个家庭主妇﹐高风成了完整的家庭“妇”男。他承担了家中的基本家务。每天负责煮饭和买菜。剩下大量的空余时间由他支配﹐生活变得闲暇和懒散。他夜里睡得很晚﹐而每天起得很晚。四肢舒展﹐精力充沛。读书。写作。交友。偷情。这是一个红色时代的特殊的红色闲暇。你享有了小环境里的偷偷摸摸的相对的自由﹐但仍然摆脱不了大环境的制约﹐你的整个生命状态仍然不自由﹐仍然受到一片黑暗的血红的色彩笼罩。只是这样色彩不再是那么刺目﹐它冲淡了些﹐同你拉开了一点距离﹐不像往日一样贴身地整个包裹着你。一个赤身裸体只穿一条游泳裤的人出现在红色背景上﹐这是高风﹐他正在推着一辆独轮鸡公车拉煤﹐把煤从场地上拉往锅炉旁。他一个人拉煤﹐两个人上车并监工。高风把车拉走的时候﹐他俩就蹲在地上吸烟和闲聊﹐而四只眼睛却盯住高风寸步不放。高风一车一车地往返拉着﹐从场地到锅炉旁﹐从锅炉房到场地。太阳的毒焰烧得他的裸体发红﹐浑身蒙上一层汗水﹐身体象上了层红釉一样发亮。煤车很沉。独轮车艰涩而缓慢地转动。这两个装车的每次装完车总要用铁铲拼命拍紧﹐尽量往车上添煤﹐直到堆得冒尖。高风已经推了一天了﹐上煤和监工的人早已换了班﹐白天头顶上的红太阳换成了夜里雪亮的太阳灯﹐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还不准下班。他已经筋疲力尽﹐拼了最后的力气也支撑不住﹐但他仍然还在拉着车。身子和车子一样歪歪扭扭、摇摇晃晃。他随时可能倒下。他终于车子连人一道倒下了﹐煤撒了一地﹐他倒在煤堆中﹐浑身沾满煤屑﹐象一个煤人﹐两只眼珠子象黑非洲黑人一样在灯光下发亮。一捆一捆的铁丝从搭板上往车上滚去﹐到另一个地方又从卡车上被滚下来﹐然后送到拉丝机上拉直。这些铁丝每一捆都有几百公斤重﹐它们在高风和牛鬼蛇神们的手下叽叽嘎嘎地发出干燥刺耳的磨擦声。他们从针织厂被押送到拉丝厂支持兄弟厂矿。织机变成了拉丝机﹐针织工变成了拉丝工﹐没日没夜地同这些沉甸甸的铁丝捆纠缠在一起。每当拉丝机的大转盘转动的时候﹐高风就感到特别紧张﹐这是同厂里工地上的转盘相似的转盘﹐他想起自己曾被人们绑缚在类似的大转盘上转圈圈。他望着转动的拉丝机感到头晕目眩﹐感觉自己的整个身躯象一捆铁丝似的置放在拉丝机上﹐一块一块的血肉正被人拉直、拉长、拉断。拉丝机继续转动着﹐他两眼发黑﹐不敢再看它。当他再次注视它的时候﹐刚才的幻象消失了﹐先前缓缓转动的拉丝机现在一圈圈越转越快﹐越转越小﹐他感觉小得象车床上高速运转的卡盘﹐他被人象工件似的卡在卡盘上﹐被刃口锋利的车刀切削着﹐现在整个人不再被拉直、拉长、绷断﹐而是像被车削的工件一样发热、发红、红得发紫﹐一溜一溜的肌肉象铁屑一样卷曲着﹐从飞转的卡盘上甩了出去。他吓得直想大叫﹐但还没有叫出声来﹐刚才的场景又消失了﹐红色的背景上现在出现一排一排的烫袜板﹐这些铝制的烫袜板像脚一样倒竖着﹐里面灌满了蒸气﹐高风同几个不法资本家被押到烫袜车间同工人一起烫袜子。他们把一只只湿袜子套在袜板上﹐待烫干了又取下来﹐一只只叠放在一起。这几个资本家都已经满头白发﹐公私合营中他们私人的厂被合并了﹐现在的厂有他们的一份股份﹐开始他们还拿了几年利息﹐后来不明不白利息就被取消了﹐他们被下到车间脱胎换骨、接受改造﹐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过去的资方在车间只管低头劳动﹐既不是下放干部﹐也不是工人﹐成了非驴非马的身份不明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进了管训班﹐他们的称谓第一次得到了明确﹐或曰不法资本家﹐或统称牛鬼蛇神。高风夹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监督劳动﹐牛鬼蛇神既要受到工人监督﹐彼此之间也要互相监督。隔着一层袜板﹐高风对面有个叫做老犁头的工人﹐三十多岁年纪﹐蔫得象根晒干了的失去水份的黄瓜﹐但干起活来却干劲十足。他是每月的先进生产者﹐也是每季、每年的先进生产者﹐仿佛先进生产者的称号是被他承包了似的。他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争当“先进”；而先进的重要标志就是多干活﹐大干、苦干、拼命干。手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叫我干啥就干啥。党叫他烫袜子﹐他就烫袜子；叫他烫一辈子袜﹐他的整个生命只为袜子而存在。每天数他来得最早﹐完成的定额也最多﹐由于他的定额不断突破﹐大家的定额也就不断提高。高风心里暗暗恨他﹐那几个资本家却不露声色。你忙你的﹐他照样不紧不慢烫袜子﹐进行消极抵抗。老犁头可不同﹐从跨进车间门直忙到跨出车间﹐从来不休息。别人烫袜子是来回走动﹐他是跑着烫﹐生怕耽误了一分一秒﹐他从烫抹板这头到烫袜板那头往返来回﹐每天跑步可长达几十公里的漫长路程。你跑吧﹐总有一天会倒下。高风在心里诅咒。他把老犁头跑着烫袜子称为“跑步走向死亡”。跑呀跑呀跑呀﹐他不断地跑﹐跑得大汗淋淋、气喘吁吁﹐就为了争取多烫一双袜子﹐多评上一次先进﹐多获得一张奖状。他每天咬紧牙关﹐疲劳过度﹐从未得到恢复﹐结果疲劳一天一天的积累﹐啃噬得他瘦骨如柴﹐只剩下一幅骨架。他在三十八岁的时候被自己活活累死了。他死的那天﹐正在召开全厂年终总结大会﹐他被评为全年的先进生产者﹐发给他一张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和一本笔记本﹐但是他再也来不了了。车间里代他领了送去才发现这个从未有过一次迟到、早退、旷工、病假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光荣的生产岗位﹐永远在战斗的岗哨上“缺勤”﹐永远请了“长假”。他曾经跑来跑去烫袜子的位置现在已经变成了空缺﹐正等待着一个新的人踏着他的足迹、继续跑步走向新的死亡。老犁头留下一个长年生病的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孤苦无告的年幼的子女。在最后送走老犁头的时刻﹐他们看见车间领导把一张烫金的奖状神情严肃地盖在他的脸上﹐让他死而瞑目﹐得到一生最后的欣慰。而那本绸面笔记本被塞在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人的手中﹐笔记本空如他的人生﹐那上面没有岁月留下的一个字﹐也没有生命划下的任何一道痕迹。难道要我做一个老犁头？中国的老犁头有十亿以上﹐而高风却只有一个。我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有情有性﹐有虚有实﹐有雅有俗﹐有滋有味﹐不管我是否完美或有缺陷﹐是否高尚或者低劣？我总像一个人一样活着。我活得真实！像我这样的人﹐总是被你们指责为个人主义者﹐并且很极端化﹐这是因为你们把所有的人都融成了一个集体﹐像揉捏成一团的塑泥﹐人与人分不清谁是谁？眉毛胡子辨不清！你们只允许高居于这个大集体之上的你们作为特殊的个人而存在﹐而不允许别的任何个人存在﹐一个一个的人在大集体的人群中消失了﹐甚至消亡了﹐只剩下步伐整齐﹐步调一致的思想言行的操练。我不是好兵帅克﹐我是这种集体中的逃兵﹐不﹐叛逆。鹰子死后﹐维系高风与艾山梅之间的关系的某种潜在的东西似乎断裂了。艾山梅白天上班累了﹐晚上吃完饭就要睡觉。第二天一清早就起床﹐一声不吭就走了。家里只留下高风一人﹐躺在床上划“大”字。一天夜里﹐平时睡在另一头的艾山梅爬过来﹐挨着高风躺下。风﹐我还想要一个。她说。你想要男的还是女的？高风问。男女都无所谓﹐我只需要一个人伴我。艾山梅的声音带着哭声。她感到孤独﹐而且预感到不定哪一天她只剩下孤寡一人的命运。这天夜里﹐她祈求高风给她下了最后一粒种子。第二天高风突然失踪﹐果然证实了艾山梅的预感。许多天以后她才知道高风的去向﹐他独自一人搬去了那座孤立城郊的天主教堂。他的病假已满半年﹐现在开始在单位上吃劳保﹐工资仍由艾山梅代领﹐每月四十余元钱﹐他几乎全留给家里﹐自己只要了几元钱买烟抽。吃饭在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教师食堂里搭伙﹐因为手头拮据﹐有一顿无一顿的﹐碰到哪里在哪里混饭吃。高风住在天主教堂的顶楼﹐这儿有一扇顶端半圆的长方形的窗子﹐打开窗扇﹐窗外就是一片瓦顶﹐可以爬上去坐在屋顶眺望脚下的街道和头顶辽阔的晴空﹐这是高风排遣无聊、孤寂、苦闷和情欲的煎熬的唯一形式。屋里家具很简单﹐其它空屋里到处都是桌子、书柜、沙发和书籍﹐他挑了几样好的东西搬进屋里﹐把那些无主的书籍视为己有﹐布置了一个单身房间﹐渴望着不期而遇的幽会﹐开始了他在那个年代可以说色胆包天的疯狂的婚外恋的梦想。不久﹐他在这儿发现了他的“捷尔任斯基”曹廉清﹐他就住在二楼﹐这个忠诚的朋友发现了他的行踪后﹐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搬来同他一起住﹐他自视有责任负责朋友的安全。高风从家里搬走后﹐曹·捷尔任斯基代表高风不时去艾山梅那里﹐他认为关心自己朋友的妻子﹐同样是他不能推卸的应尽的义务。艾山梅有什么事要他帮忙他都很热心帮助；遇到艾山梅受了什么气﹐他也同样赤胆忠心、挺身而出。他对高风非常不满﹐认为他不配做一个丈夫﹐更不配做一个未来的父亲﹐但他仍然珍惜维持同高风的友谊。他认为高风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对一个诗人的浪漫和风流不要太苛刻﹐但也不能太放纵。他对艾山梅直截了当地说﹐高风有高风的自由﹐你有你的自由﹐大家是平等的。他在外面自行浪荡﹐你也可以在家里独自风流；他既然对你不负责任﹐你也可以对他不负责任﹐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家庭﹐不找个人来补缺？他虽然以日本人的方式直接干涉别人家庭内政﹐但他绝不趁虚而入、偷鸡摸狗﹐因为这叫做缺德。他知道自己朋友是个酒色连文的色情狂﹐患有永远渴望新鲜女人和爱情的不治之症﹐他在维护朋友政治上的安危的同时﹐也暗中监视他生活上的不轨。他尊重友谊﹐但也坚定地站在朋友妻子的一边﹐并同艾山梅、凌大富结成了统一战线﹐维护艾山梅的利益。高风对他这种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作法非常气恼﹐但也无可奈何。他每逢有来之不易的约会总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的曹·捷尔任斯基﹐一旦被他碰上﹐就有如小鸟碰上弹弓﹐小鸟必被弹弓惊飞﹐幽会的幻想成了泡影。由此﹐高风给他安了个“弹弓曹”的雅号。这个日本种既关心爱护他﹐也横加指责他的私生活的一切方面。除了让自己的朋友在生活上循规蹈矩﹐在政治上也不越轨。他对“山呼万岁”有一种近乎武士道一般切腹自杀的尽忠精神。他像学习机械原理一样学习被称之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死记烂背﹐以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同时也用来检查和对照身边所有的人﹐高风为此受害不浅。高风的单人房间里挂着一幅自己写下的行书﹐摘录的是罗曼罗兰的一段语录﹐高风常常立在床头默诵着它﹐在一片巍然独存的精神风光中流连忘返。音乐﹐你是一个心地清明的朋友﹐你的月白色的光﹐对于被尘世的强烈阳光照得晕眩的眼睛是多么柔和。大家在公共的水槽里饮水﹐把水都搅浑了﹐那不愿与世争饮的灵魂都急急扑向你的乳房﹐寻他的梦境。音乐﹐你是一个童贞的母亲﹐你纯洁的身体中积蓄着所有的热情﹐你的眼睛象冰山上流下来的青白色的水﹐含着一切的善、一切的恶——不﹐你是超乎恶、超乎善的。凡是栖身在你身上的人都脱离了时间的洪流；所有的岁月对他不过是一日﹐吞噬一切的死亡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是响彻高风灵魂深处的宇宙音乐﹐也是孕育他的宇宙宗教意识的最初的渗透骨髓的序曲。高风﹐你非生非死、非善非恶﹐也非真非假、非美非丑﹐你是自在的宇宙精神生命。你活着﹐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但却有超越肯定与否定之上的绝对意义上的“肯定”﹐这是一个包含着是与否的“是”﹐你在其上俯瞰尘世和你自己﹐怎么活都可以﹐到头来终不免一死。无论是圣徒还是凡人、是君王还是布衣、是智者还是愚夫都是死中活、活中死；亦死亦活、非死非活中的自在的宇宙生命。曹·捷尔任斯基破门而入﹐他发现墙上的行书惊奇不已﹐自己的朋友怎么这样不合时宜？这是什么年代﹐还把这些资产阶级的破烂货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供奉？你怎么不挂毛主席语录！怎么啦？高风想﹐罗曼罗兰的名字不能同毛泽东并列？！伟大的文学家的语录不能同通俗政治训戒共存？！孰优孰劣﹐自有公认！你爱挂什么是你的喜欢﹐我爱挂什么有我的选择﹐碍你什么事？曹·捷尔任斯基不管高风同意不同意﹐就想去摘下墙上的行书﹐见高风制止﹐就严厉地对他说﹐朋友﹐我这是关心你﹐政治上的关心比一切关心更重要。他用搜索的眼光在房间里搜索﹐翻了翻高风的书架﹐并且发现一具断臂维纳斯的石膏塑像更加惊疑。他拿起维纳斯来在手中反复端详﹐像考古学家发现了出土文物﹐一时辩认不出它出自什么年代？第二天他又来敲门﹐给高风送来了一尊毛泽东半身石膏塑像和四卷《毛泽东选集》。把你这屋里的东西换了。他几乎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着抓起维纳斯塑象﹐又把高风书架上的书一一搬下来。你这是干什么？高风一把夺下他手里的塑象。曹·捷尔任斯基简短地回答说：破旧立新。你要破﹐你到社会上去破﹐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高风气愤地质问﹐把被他搬下的书又重新搬上书架。曹·捷尔任斯基正颜厉色地说﹐首先就从我身边破起﹐从我心中破起。这类人自己不自由﹐也不让别人自由。他们总是对别人的事情或隐私感兴趣。他们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脑海里纵马驰骋﹐又不自觉地在别人的精神世界里横冲直闯。高风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辽阔大地﹐受蹦就蹦﹐爱跳就跳。你不让我跳﹐我偏要大蹦大跳﹐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他对朋友又怜悯﹐又厌烦。捷尔任斯基弹弓曹这类举动不仅惹恼了高风﹐也惹恼了高风身边的其它朋友。栗地奥就曾经忍不住当着曹·捷尔任斯基的面骂他是蠢货！你要对你的话负责！栗地奥的话果然刺伤了他的日本式的自尊。大丈夫敢作敢当！栗地奥毫无惧色。那好！曹·捷尔任斯基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栗地奥也回去作好备战自卫的防范准备。他住在楼上好几天成日把楼下的门关上﹐并且通知住在他左邻右舍的好几个朋友﹐如果看见一个个子又高又大的日本种来﹐大家就扑去一顿拳打脚踢﹐招呼他饱餐一顿。一天﹐捷尔任斯基·弹弓曹果然突然出现﹐正好栗地奥楼下的门开着﹐他的几个朋友也在家。但捷尔任斯基·弹弓曹并不想对栗地奥来一个突然袭击﹐他要光明磊落地向他宣战﹐他一步一步咚咚踏响楼梯﹐一步一个节奏﹐以显示他的武士道精神﹐同时也有意提醒被攻击的一方敌人来了！栗地奥听见楼梯响吃了一惊﹐不过他早有准备﹐他看见捷尔任斯基·弹弓曹肃立门口﹐双手下垂﹐贴紧两腿。见到栗利奥﹐他像传达圣旨似的一字一顿地郑重其事地宣告：你侮辱了我的灵魂﹐我侮辱你的肉体！说完他像个机器人似的缓缓举起双臂﹐然后捏成拳头﹐以操练的步伐朝被逼到一角的栗地奥走去。但还没有等他走近挥出拳头﹐栗地奥早顺手抓起身边的一根自行车上废弃的三角架猛地朝他头上抡去。机器人应声而倒﹐头顶上出现一道几寸长的裂口﹐血从缝隙里涌了出来。他双手捂着头﹐仍然像个沉默的机器人似的一声不响地起来﹐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他的伤口缝了七针。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像个伤兵似的出现在栗地奥家门口﹐他逛来逛去﹐眼睛往楼上的窗口里瞧﹐栗地奥的门严实地关着﹐如铜墙铁壁﹐他的门口警卫森严﹐有几个游魂似的人在那里严阵以待。
曹·捷尔任斯基生活十分单调﹐枯燥如其人﹐他几乎没有什以么业余生活﹐幸喜他自学摄影知识﹐自个摸索着学会了摄影。但摄影对他来说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技艺。他喜欢主动帮人家照相﹐从不收取一分报酬﹐自己垫付胶卷、相纸钱﹐无偿地把照片送人﹐看到人家高兴﹐他心里也高兴。他为此还专门买了一套照相设备﹐每天一有空﹐就呆在屋里帮人洗相片。房子窗户蒙上厚厚的毛毯﹐也就变成了他的暗室。他不但帮高风照相﹐也帮高风认识的女士们照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不但是高风的义务保安﹐也是他不用花钱、不请自来的摄影记者；但讨得女朋友们欢心的是高风﹐女士们并不领他的情。他同她们的关系就是照相的关系﹐取走了相片就摇手拜拜。他同高风的关系也很微妙﹐在他看来﹐高风是个危险分子﹐也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他常爱同高风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彼此又缺乏共同语言﹐时时在思想性格上发生磨擦﹐可以说他对高风的理想和追求是不理解的﹐并且认为他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不可思议、脱离现实的。但他又认为高风的作品以后肯定会有价值﹐但这种价值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很遥远的﹐遥远如不可期许的未来。高风所响往的这些东西只具有纸面上的意义﹐这个社会不需要﹐也不许可。这个社会决不会像高风所想的发生变化﹐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插遍全球﹐在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为高风的思想存在提供任何存活的时间和空间。但他又愿意为高风保留作品﹐他把它们一一用胶卷拍下来﹐然后藏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这个地方除了他自己﹐甚至连对高风也保密﹐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成了高风的保管。他保管它们却非收藏它们。他有保管的责任﹐却没有收藏的兴趣。不想他藏的地方早被高风发现﹐原来他把这些胶片卷成一筒塞在他睡觉的一张老式宽床的圆柱里面。他觉得已经万无一失﹐心安理得﹐但高风却仍然不放心﹐总担心有什么闪失。这是他用全生命写下的东西﹐他必须以全生命去维护。有一天他翻窗进去把它取走了﹐然后故意问他的捷尔任斯基﹐东西藏得可靠吗？曹·捷尔任斯基一听﹐背着他去作了一次检查﹐结果发现东西丢了﹐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他带着一脸负罪的表情来见高风﹐高风也不露声色﹐吓唬他说﹐你这地方已经受到注意﹐要马上搬出去﹐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会来抓人。捷尔任斯基·弹弓曹晚上果然不敢回屋﹐他躲在天主教堂外面的一条巷口﹐整夜里不断探出头往他屋里瞧。夜里野外风大﹐不知是心里紧张还是夜凉﹐靠在他一旁的高风觉得这骡高马大的日本血统汉子正在瑟瑟发抖。高风心里忍不住想笑﹐突然故意大惊失色说﹐他们来抓人了﹐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他的保护人曹·捷尔任斯基拉起他就跑。高风边跑边甩开他说﹐他跑得快﹐不要管我﹐拖着我是个累赘。危难的时候﹐我怎么能甩了自己的朋友呢？捷尔任斯基·弹弓曹满面犹疑。快跑吧﹐高风强行摔开他把他一推﹐捷尔任斯基·弹弓曹终于放下朋友跑了。他迈开两条长腿﹐在巷子里跑得飞快﹐高风停下来﹐望着他的高大的背影越来越小、越变越模糊﹐终于忍不住一阵哈哈大笑。高风一个人住在天主堂顶楼﹐这里成了他秘密约会的幽居﹐也成了他的政治上的避难所﹐生活上的避风港。附近的人见他总是一人进进出出﹐却不知道他的来历﹐但他住在这里心绪并不宁静﹐他得忍受捷尔任斯基·弹弓曹不时的骚扰﹐又要防范艾山梅可能会突然出现﹐同他大吵大闹﹐揭穿他的未婚者的虚假脸嘴﹐还他有妇之夫的本来面目。他怀疑她暗中在盯梢他的行踪﹐看他到底同什么女人来往。他的捷尔任斯基仍然如期去艾山梅那里看望﹐报告她高风的最新动向。他每次去﹐艾山梅都要向他哭诉﹐遇上他不去的时候﹐她就找上门来向曹·捷尔任斯基倾泄一个被冷落的女人的泪水和忧伤。时间久了﹐就出现一种捷尔任斯基·弹弓曹并不熟悉却令他迷惑的感情。他的父亲是日本士兵﹐母亲是南京女人。现在父亲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日本﹐母亲仍然在南京﹐头戴四类分子帽子。他一直申请出国﹐因为没有对方的邀请信﹐也不可能去继承遗产﹐所以未获批准。但他一边与日本的父亲与哥哥联系﹐一边继续申请﹐并且自学日语﹐在长达“八年抗战”的漫长时间申请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准出国消息一传开﹐这个平日不招女人喜欢的大棒捶式的男人立即身价百倍、成了白马王子﹐他回到南京郊区去告别母亲﹐家乡邻里好几个黄花闺女都愿意嫁他﹐梦想成为一个即将成为大日本帝国新的子民的男士的太太。他选了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做妻子﹐把一帮朋友和乡里邀请来﹐匆匆举行了婚礼。朋友们一看﹐眼睛一亮﹐哟！这南京小妞真漂亮﹐弹弓曹功力不浅﹐弹弓曹平日不弹就不弹﹐一弹就弹中一只最可爱的小鸟﹐够你一辈子消受了。他同新婚妻子一共只呆了三天﹐给她下了个种﹐留下一个还没有出生就成了遗孤的儿子﹐重复自己曾经被日本父亲遗弃中国大陆的同一个命运﹐也留下一个像他母亲一样朝朝暮暮独自活守空房的年青寡妇。他带着那道电焊疤似的伤痕和复仇未了的遗憾去了东京。新婚妻子同他远隔重洋﹐自他走后﹐天天盼着他回来。独生子出生了﹐父亲仍杳无音信。后来听说他在那边成了高级电工技士﹐娶了一位见男人就要折腰下跪、虔诚礼拜的温柔日本女子。又过了许多年﹐他终于从日本带了一妻一子回来了﹐那穿著和服的日本女人娇艳如花﹐原先的南京小妞早已失去昔日的鲜活﹐在另一个女人眼里﹐已是昨日黄花。已长到十来岁的哥哥面对咿咿哇哇的被认为是他弟弟的小日本﹐不知该向他表白什么﹐也不知他在向自己表白什么？他对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感到疏远和莫名的陌生。昔日的捷尔任斯基·弹弓曹置身于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之间感觉无所适从﹐似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从两旁在挤压他﹐又在拉扯他。这位习惯于机械思维和机械生活方式的人﹐觉得这被电钮按动的世界似乎突然一下子运转不正常﹐肯定哪儿出了毛病？然而毛病出在哪里﹐他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检修出来。
有先行者﹐就有后来人。
高风开了独闯天主堂的先例﹐一大群人就追踪而至。他们是一群音乐青年﹐就住在高风对面﹐占据了顶楼上一间特大的房间﹐过着自动组合的集体生活。他们集体练琴、集体开伙、集体做广播体操。列出作息时间表﹐每日过得有条不紊。这群人一共有七八个﹐都有工作单位﹐但全都不上班。他们有的比高风小﹐有的同高风一样年龄﹐但都毫无例外地非常礼貌地称呼他老师。高风觉得他们这种彬彬有礼中有几份使他感觉别扭的东西﹐特别是那个同他年龄相仿的大胡子﹐每当他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他就感觉浑身不自在。他看着他的沉重的大脑袋﹐刮得发青的腮帮﹐脸上白里透红的气色和像从肌肉里挤出来的微笑﹐都有一种做作的感觉。特别当他早晚三次练琴的时候﹐那尖锐刺耳的几近金属磨擦的噪音直使高风牙齿发碜﹐那不是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那是链条和齿轮的运动。这种僵硬的拉琴姿态和声音﹐使他想起了茶场年代的莫呲牙。他不练琴的时候﹐就喜欢修钟表﹐他常把好钟表拆开来﹐然后又安上去﹐做得十分细心﹐从来不会弄乱﹐高风发现他有一种特殊的机械兴趣和技能﹐并且表现出一个标准钟表匠的素质和才华。这一群音乐青年是梦想家﹐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奋斗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走向世界﹐成为一流的艺术大师。他们当中也有个别人最后果然实现了自己的宏愿﹐他以自己的带着着独异的地方色彩、民族色彩同时又掺入现代主义色彩的奇特的音乐作品在国内乐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只身漂洋过海去了纽约﹐再度以构思奇特的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的华彩乐章引起国际乐坛的兴趣和注意。他在那儿定居下来﹐娶了一个黑头发、黄皮肤曾在某部中国电影中独领风骚的漂亮美人。其中有几个年青人年龄不到二十岁﹐不仅具有很好的音乐素质﹐而且具有很不错的音乐知识和修养。他们对秧歌、腰鼓和《南泥湾》一类的通俗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嗤之以鼻﹐甚至对民族艺术也抱有很偏激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瞎子阿炳、刘天华的艺术过重的民间趣味﹐其艺术成就与国外的音乐艺术大师相比较黯然失色；聂耳、冼星海的名字也远不能同萧斯塔科维奇、波龙贝斯库相提并论﹐更不要说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李斯特、柴柯夫斯基、门德尔逊、舒曼们﹐这正如同胡琴不能比提琴、笛子不能比萨克斯。他们对政治权威不屑一顾﹐对艺术大师却顶礼膜拜。在一个封锁心灵的时代﹐他们的青春梦幻却早已逃过警察和狼狗的嗅觉偷越国境线。他们不知是自发还是从哪儿得来的启示﹐提出音乐就是血肉之躯的人形生命﹐要摇、要滚﹑要冲出音乐厅和琴房﹐要在人群中大蹦大跳。于是整个寂静的天主堂翻了天﹐他们成群结伙成天在楼上蹬蹬地踏响着楼板、摇摆着身子、嘴里呵呵地叫喊着一些无字的音节﹐拼命使自己的生命、生活和整个青春在一角不受干扰的独立王国中得到松驰。天主堂人越来越多﹐仿佛在膨胀；氛围越来越热烈﹐仿佛随时都可能爆破。雅士与栗地奥就是众多的来访者中的一个﹐他们正是在这儿与高风不期而遇﹐并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