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士城里的房间﹐高风给它取了个十分诗意和并且带有几份乡野和秋天韵味的名字“孤鹜沙龙”。他立即表示共鸣。于是这个名字就在朋友间和整个省城的地下沙龙中悄悄流传开来。这里每个周末都要举行带几份秘密意味的地下聚会。沙龙中的成员基本上不变﹐但也有些流动性；有些人来来就走了﹐之后又有些别的人来。沙龙中谈话的题材简直与当前社会上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它十分广阔﹐几乎涉及到百科全书﹐有几份受法国伟大的启蒙运动影响的色彩。但当前的话题却具有极浓的政治性﹐如除了中国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以外﹐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主义？哪些主义与它并列？哪些主义比它更优秀？哪些主义具有古典思辩性质？哪些主义具有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思维倾向？还有如何去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能插遍全球吗？个别人认为毛泽东不失为一个伟人﹐他能把十来亿人都搅动起来﹐使每个人都对他俯首贴耳﹐历史上只有拿破仑似的人物能与之相比﹐但以高风为首的另一些人却认为他始终是个自我神化的凡人﹐他的思想是极为混杂的﹐有封建的、农民的意识﹐也受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却不具任何现代特色。而且他舍弃了马克思这个最大的梦想家关于人类未来的梦想的成份﹐却只从一个具有帝王思想的农民角度﹐为我所用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恐怖的东西——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个话题也十分尖锐﹐即未来中国的走向、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预测？栗地奥是最热衷于这些谈话的。他是个谈话癖和辩论癖。他梦想在中国成立政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但他却分明缺乏政治家的头脑、气魄和性格力量﹐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维的能力﹐远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更主要的是缺乏不同政治家自由活动、竞选、非暴力斗争和运动的历史条件。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持异议者﹐都被视为反革命﹐轻则下大狱﹐重则处死刑﹐根本不存在任何相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别的政治思想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历史偶然提供了这样的瞬间﹐栗地奥也缺乏敏锐的历史直觉和对这一瞬间把握的能力。他是个有政治狂热﹐然而却缺少领袖素质甚至真正的领袖欲的人。他永远是第二号、第三号人物﹐但却总想把第三号变成第二号﹐第二号变成第一号。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尚能隐忍、委曲求全；而一有机会他就要从内部捅乱子﹐兴风作浪﹐把他前面的人弄垮。他在政治上最大的梦想﹐就是哪一天他能去到美国﹐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激情洋溢的即兴演说﹐让所有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准他﹐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整个世界的新闻焦点。他在骨子里是十分颓废虚无的人﹐可以说他什么信仰都没有﹐但他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着于三民主义﹐热心钻研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即后来就连台湾也发生了政治转型﹐而他的政治思想却仍然还停留在原处﹐以“老字号”自居。他在这一点上相当固执己见﹐固步自封﹐并由此常常指责高风情绪不稳定。他缺少那种瞬息万变的思维、情绪和内心活动的自然天赋﹐不但不以此为缺憾﹐反而以此为荣﹐使他未免显得十分迂腐。由于他只是认定了某种思想的价值﹐并不是真正具有某种思想信仰﹐所以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就毫无信念和气节可言﹐那种潜伏在他身上的痞气、俗气就暴露无遗。他不但可诅咒和否定他曾经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十分虔诚的态度来表示从内心信奉别人强迫他信奉的东西。有时候为了骗取对方的信任﹐他还装得十分幼稚无知﹐向人忏悔说﹐我上当受骗了﹐要不是你们及时挽救了我﹐我这一辈子就完了。他就曾经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受到打击和挫折时﹐对人表演说﹐我上了高风的当﹐受了他的骗。叔叔、伯伯﹐求求你们救救我。这时候他会天真幼稚得像个红领巾﹐而不是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的社会政治倾向的成熟的男人。政治对他而言﹐仅仅只是表示他对社会问题和自身命运利害得失的关注﹐而他最有兴趣的文化却是哲学。他对哲学的了解﹐也仅仅到哲学辞典为止；他读的﹐只是省时省力的有关哲学的工具书﹐一般情况并不是哲学著作本身。除了知道一些哲学家的名字和一些哲学书名﹐他几乎没有系统地读过任何一部经典或现代哲学著作。这个平日在人前十分孤傲、清高、狂妄的人﹐对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敢小视﹐他们都是他必须烧香点烛供奉的伟大人物。哲学上那些一个一个的庞大的体系令他十分敬畏﹐他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就是将来自己也继续创造一套体系。有了体系就可睥睨千古。但是后来他发现另做一套体系十分艰难﹐而且好象该做的人家早已做了﹐即使要继续立一套栗式“主义”或“体系”﹐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他越来越发现自己欠缺这种能力﹐发现高风写诗十分轻松愉快﹐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一挥而就﹐何不改行写诗？为什么非去讨那份做哲学的吃力不讨好的活做？他见高风写太阳与光明﹐觉得不可思议﹐也没有这份兴味﹐因为他那时候正巧碰上一场婚变﹐发现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动人的、温暖的东西﹐只有颓废、只有绝望、只有内心的黑暗。于是他与高风反其道而行之﹐他写绝望与死亡。他表达的内心情绪可以说是中国六十年代最早的具有颓废倾向的现代派诗人的情绪。他一切都同高风对着来﹐你写火光﹐我写死水！他不写则已﹐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诗都洋洋数百行甚至上千行﹐首首诗都言必称希腊﹐从希腊文明写到基督教文明、再从基督教文明写到近现代文明。换言之﹐首首诗都必须从世界的开端写到世界的末日﹐象编年史一样的历述世界重大历史事件﹐气势恢宏﹐蔚为大观﹐拿到沙龙里读的时候﹐别人的瞌睡早已来了﹐他还没有念完开头。高风指出这不是诗﹐诗是叙述以外的东西。也不是史诗﹐史诗不等同于历史。别人早已说过的﹐就无须重复。为此﹐栗地奥对高风感到恼火。但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并不承认自己志大才疏。凡是他认定的东西他就要坚持到底﹐宁可终生冥顽不化﹐也不输这口气。他一生坚持写诗﹐继续以诗的形式分行叙述纯属个人的回忆和世界的始末。除了政治、哲学﹐他对宗教的兴味也很浓﹐不过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帮社会上的朋友﹐什么冬冬、发发、虫虫的给他介绍了一位牧师﹐于是他就一头栽进了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不过与其说他是像西方基督徒一样信仰宗教﹐不如说他喜欢玩宗教。因为那些世界末日、大洪水、最后的晚餐、诺亚方舟一类的东西既洋气﹐又新鲜﹐也好玩。不管这世界多么可怕﹐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末日最后审判﹐反正有了基督耶稣﹐这世界就有救。他也煞有介事地跟在牧师背后偷偷去教堂参加礼拜。不过只去了几次﹐他也就觉得索然寡味了﹐于是满屋挂满了自己的放大照片﹐由基督崇拜变为自我礼拜。逢到孤鹜沙龙不聚会的日子﹐他每天吃完饭都要相约朋友一起去找人辩论﹐这是一种津津有味的生活乐趣﹐也是他消遣无聊的唯一方式。他辩论起来雄纠纠、气昂昂﹐一付非压倒对方不可的盛气凌人的架势。辩论过程中常常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给人一种此人知识博大精深的印象；他往往占上风﹐他很喜欢这种感觉﹐看到别人在他的雄辩滔滔的言辞面前节节败退﹐心中很惬意。他很少遇到对手。遇到出现对手﹐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也决不会甘拜下风。这时候他急中生智﹐编出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哲学家的名字和哲学著作气势汹汹地诘难人家﹐你知道某某哲学家吗？你读过某某哲学著作吗？对方被问得目瞪口呆﹐于是他见好就收﹐嗯一声鼻音﹐一脸不屑一顾的神气﹐掉头拂袖地扬长而去。如果他的伎俩被人识破﹐他也决不就此摆手﹐仍然坚持同人家辩个赢输﹐直到双方打了起来。他常因辩论激怒对方或被对方激怒﹐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学着西方的骑士风度和派头﹐把白手套一丢向人家宣布决斗﹐或弯腰作九十度鞠躬接受人家的挑战。这种决斗当然不是剑击﹐而是以拳头代替语言。他打起架来﹐身手灵巧﹐动作轻捷﹐往往总是他以巧力将人击倒﹐而很少被人家把他击倒﹐与弹弓曹·捷尔任斯基决斗就是一例。他刚一认识高风﹐就提出要搬来与高风同住。他对高风说﹐我找到了一面镜子。高风对他说﹐我有了一个知音。知音相伴﹐镜子相随﹐逛街、辩论、游泳、时刻形影不离。天主堂离他家不远﹐吃饭却常往他家跑。他同母亲住在一起﹐一间很长的楼屋﹐用板壁隔成两间。他住临街的一大间﹐后间是餐厅﹐厨房兼他母亲的卧室﹐他母亲只占其中很小的一片地方。他母亲曾被疏散下放﹐刚返城不久。煮饭、洗衣、打扫房间全由他母亲一人包了﹐栗地奥每天几乎无所事事。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敢于穿西装并且最早穿西装蓄长发的人﹐顶风而上﹐招摇过市﹐在众目睽睽中满不在乎。他还不知道从哪儿有本事弄来一件“尼克松访华式”的中长大衣﹐铁灰色调﹐格式很雅。他还为此专门去配了一幅黑色大镜框的眼镜﹐和钻头觅缝地弄来了一双船形尖头皮鞋。他的眼睛本来很好﹐后来戴眼镜戴久了﹐也果然戴成了近视。皮鞋是白色的﹐是他感觉中当年刘少奇去国统区穿的那种﹐他称之为“白区皮鞋”。不仅如此﹐他也一改以往吃咸的、喝辣的习惯﹐用面包代替每日三餐米饭；用蜂糖、果酱代替令人厌恶的油盐酱醋﹐把中餐硬改成西餐﹐大有敢为天下先﹐以身作则彻底改造中华民族的服装文化和饮食文化进而改造整个民族劣质心理和生理特征的雄心和决心。为此他还特地去买了一大箩筐面包塞在床底下﹐与痰盂并列在一起。一日三餐﹐餐餐面包只苦了他母亲﹐在人面前叫苦不迭。他指着他母亲说﹐我吃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吃什么﹐你不老实﹐我就把你送回乡下去﹐吓得他母亲不再敢吭声。后来他母亲打扫房间﹐发现一大箩筐来不及吃的面包全发霉了﹐只好同一痰盂隔夜屎尿一倒了之。
栗地奥在生活上是个情感很冷漠的人﹐不仅对他的母亲、对他亲生的儿子、对其他女人莫不如此。他同女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情﹐也似乎不是欲﹐而是一种无情无欲的纯粹需要。很少见到他有情欲骚动的时候﹐他面对女人像个性冷淡者﹐女人对于他只是某种对象似的东西﹐需要时拿来用﹐不需要时丢在一边。他说他同女人干完那事以后﹐唯一的心愿就是拉摊屎盖在上面。照他看来﹐那上面很臭﹐需要的时候就去闻；闻过了就觉得恶心。他不像雅士在男女之间的情感中总是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不像高风﹐在女性肉体上充满激情地掀起强烈风暴。所以雅士在他看来是自欺欺人；高风在他看来是对女人精神与肉体双重施暴﹐甚至纯粹就是一头呲牙裂嘴的精神的血肉的饿狼。他虽然在生活上离不开女性也不排斥女性﹐但却对女人绝无情欲和温情。他前面的女人曾给他留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拼死拼活要留在身边﹐他却坚持送人。在高风帮助下﹐他把儿子送了别人﹐那是一个殷实的干部家庭﹐他送去儿子﹐象邮走一个包裹﹐丝毫没有依恋之情。高风很奇怪地问他﹐难道你同儿子分别一点都不伤心吗？他说这有什么伤心的？他在我身边跟着我受罪﹐他送到别人家里﹐比跟我生活得好﹐他现在还不会选择﹐这是我帮他作出的明智的选择。我是说﹐这是你的生命的延续﹐你珍视你的儿子﹐也是珍视你的生命自身﹐难道不是这样吗？高风叫着说。他只是我借一个女人的子宫生下来他。他是谁？对我并不重要；我是谁？他也同样无所谓。我并不需要认识他﹐他也并没有必要非要认识我。我们之间只是宇宙间两颗粒子﹐有可能相碰﹐也有可能分开﹐彼此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和关系。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宇宙间谁给我规定我一定是他父亲﹐而他一定是我儿子？谁是谁？谁也不知道。这是栗地奥一生中发挥得最早对于他来说也最好的虚无哲学。这纯粹是他自身的早慧和感悟﹐那时候他远没有读到顺治皇帝的诗﹐也不知道大画家高更曾有过何其相似的感慨！
高风喜欢空旷﹐不喜欢阻隔。他向栗地奥建议把他屋子中间的间隔拆开了。这样屋子就宽敞得多﹐成为一个整体﹐空气和光线也不受阻﹐人也舒服得多。栗地奥听高风说点点头﹐立即找来榔头和钳子﹐同高风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就把屋里的间隔拆了。木板、木屑、糊墙纸、铁钉堆了一屋。他们很愉快地把这一行动称之为“拆长城”。首先从自己心中拆﹐然后在人与人之间拆﹐然后再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拆。这世界到处是有形无形、大大小小的长城﹐早就该动手拆除了。“拆长城”之后他们还有过一次个人交往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砸偶像”事件。这是一尊一直放在栗地奥书桌上的石膏半身像﹐底座垫了一块红布。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必将其“请"”入家中﹑供于神龛的。也是在高风的建议下把它砸了。这世界偶像也太多了﹐石膏的、水泥的、木头的、泥巴的、金属的、大理石的﹐它们挤得连活人生存的空间也没有了。妈的﹐来﹐高风﹐栗地奥﹐我们一起来把它砸个稀巴烂！说着他们一起扬起四只手臂﹐像举着很重的对象似的﹐举起了半身塑象﹐猛地朝地上砸去。塑像立即碎成几块。决不能让偶像在世界上有一分一厘的地盘﹐我们来把它砸个粉碎！栗地奥找来了两把小榔头﹐俩人像在铁砧上打铁似的﹐你一锤我一锤朝偶像碎片哈哈大笑又咬牙切齿地狠命锤击。眨眼之间﹐刚才的那座半身塑象化成了一片齑粉。两人的额头都冒出了汗珠﹐坐下来休息的时候﹐高风忽然发现门敞着﹐不由吃了一惊。这事要让人发现可不得了。他一面关门一面说。那我们俩都没命了。栗地奥刚才脸上的兴奋神色消失了﹐他显得很慌张﹐似乎到现在为止才意识到他们俩个人刚才究竟干了件什么事？他们赶忙找来一张报纸﹐把塑像粉沫包起来﹐一起飞跑着出门去﹐找到一处公共厕所﹐把纸包扔入了粪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一切假神真鬼、如来佛祖、观音大士见鬼去吧。
栗地奥在一个供电部门工作﹐每月的工作就是抄电表。一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家里闲着﹐只需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上班。他挨家挨户去查电表﹐遇到人不在﹐他就随便给你估计一个数字﹐一张纸贴在门上通知你自己去交费了事。这是个电老虎部门﹐工资、福利都比其它单位好﹐所以他平时也不缺钱花。后来因为与高风一起参加民主活动﹐结果一个被单位除名﹐一个被宣布开除。高风的生活落入困境﹐而栗地奥在社会上仍然活得自在﹐如鱼得水。他一会买了部绞肉机绞肉沫买﹐一会租了个铺面经营皮件﹐一会又办个个体皮鞋作坊﹐他搞一样像一样﹐没有哪一样不实实在在的赚钱。而在他结帐的桌子旁边的墙头﹐总挂着份《诗歌报》或《文论报》什么的﹐经营的空隙他仍不忘事业。对他来讲﹐从来没有虚幻不可捉摸的东西﹐只有具具体体、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的东西。即使从精神的意义上来讲﹐也不存在纯粹的虚无缥缈的精神﹐而只有外化为可感可触的物质形态的精神及其货币表现形式。要搞政治就要看清是坐牢还是当官；要经营商业﹐就要计算是亏本还是赚钱；要搞文学﹐也要看是自甘寂寞还是名利双收；甚至搞女人也要图个实在﹐她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从她失去什么﹐一切都要放在心中的秤杆上称过﹐只能赚、不能赔；只能盈﹐不能亏。失财亏本的事他是不干的。这世界到处都是秤杆﹐我不赚你算你运气﹐你决不能对我短斤少两。
1978年10月11日﹐对于高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而这样的瞬间你就必须凭直觉去把握。它在无数的瞬间中闪闪烁烁﹐刹那即逝﹐不复重现。你必须发现它、抓住它﹐这是某一足以改变你整个一生的命运和全部历史的一个瞬间。这样的瞬间﹐如果不是被高风抓住﹐也许也会被别的黄风、蓝风、黑风抓住﹐然而它却被高风抓住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然而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那时却没有发生如他所期望的巨大变化。他仍然面临不可逆转的厄运﹐历史比先前更黑暗﹐像黎明前的时刻。
在这之前的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他翻出了收藏已久的诗稿﹐找出毛笔和墨汁﹐把一百多张纸铺满一屋﹐他要把他的一个大型交响诗抄写出来。这是一组他曾经梦想铺满整个天空的诗篇﹐现在他要把它带到北京去﹐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和整个北京城。栗地奥来了﹐无意中发现了高风的奥秘﹐他要求参与这一行动﹐让高风等等﹐他把他一组《太阳交响诗》抄出来一起带去。没有太阳的热情你写太阳？高风想﹐你真是个变色龙﹐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从冰点升到了沸点；你自己都不沸腾、燃烧﹐你怎能点燃别人和烧沸别人？算了吧﹐我的行期已定、刻不容缓﹐你不能去就不去了吧。但是﹐栗地奥还是要坚持去。只是不带自己的作品﹐只陪高风白跑一趟不划算﹐他一会蹿进高风屋里﹐一会又跑出去急着临时凑路费﹐变得进退维谷、优柔寡断起来。有一点他是明白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认为这无论对高风、对自己并且通过自身对整个当代历史都是一次时机﹐最后他还是决定与高风同行。雅士对这一行动持支持态度但不参与。他对高风说﹐如果你在张贴大字报诗稿的时候﹐背后没有一只手把你的衣领提起来﹐你就成功了！而这只需要短短的几十分钟﹐想想看﹐短短的几十分钟就创造一种历史或者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这是多么微妙的一桩事情。
高风把一百余张大字报诗稿卷成一筒﹐并且刻印了一部分油印刊物一道带上﹐他们一共四个人去了北京。整个北京城静悄悄的﹐高风和他的朋友们扛着一枚巨型的精神火箭筒不声不响来了﹐谁也没有发觉。待到这支空前未有的火箭炮升上了天空并在云霄里爆炸开来的时候﹐它才吃了一惊；接着像承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惊吓似的﹐全身痉挛起来。中南海里的华国锋坐在当年毛泽东坐过的同一龙位上﹐立即警觉到整部国家机器哪里出了毛病？他在一种癔病似的精神幻觉中﹐怀疑已经发生1956年曾经在布达佩斯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那不也是一帮作家、诗人、艺术家、演员一类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吗？他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整个北京城戒严﹐下令将这不知从哪儿蹿出来的“四条汉子”的档案十万火急用三叉戟专机送到北京。高风、栗地奥四个人在北京城里逛来逛去﹐寻找张贴巨幅大字报诗稿和散布油印刊物的地方。他们终于确定贴在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门口附近一个巷口。四个人作出分工。高风整理大字报﹐栗地奥带一个人张贴﹐另一个人递大字报和提浆糊桶。人群立即围拢了过来。满街是人﹐交通堵塞。有人还主动找来一张凳子﹐巷道空间太窄﹐一百多张大字报要分别贴在两面墙壁上并且要分上下两层贴才能贴完。淹没在人群里的栗地奥分明看见一张凳子放在哪里﹐但竟没有勇气跳上去﹐整个儿居高临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心里有点发毛。高风一看﹐急了﹐一把将他推开﹐跳上凳子﹐火速把第一张大字报贴了上去。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稍微犹豫﹐士气就会立即下降﹐整个行动就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挫折和失败；这时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主要的是果断、果断、果断！绝不能稍有迟疑。第一张大字报是一把整幅的火炬﹐是高风亲手所画﹐它仿佛一下子立即把四周照得明光耀眼﹐人们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第二、三张是两个圆桌那么大的用大排刷写的字“启蒙”﹐仿佛两轮并列的血红的太阳和月亮；这是两轮转动昼夜的日月﹐向四周喷射着血红的光焰。人群中发出被压抑的唏嘘之声。一百多张大字报终于贴完了。高风贴上了四张他即兴创作的画作余韵和尾声﹐发人深思﹐引人深省。第一幅画是全黑的﹐一片漩涡状的转动的黑暗﹐意味着孕育万物的深不可测的宇宙黑洞或神秘宇宙的大子宫；第二幅是全红的﹐一排一排横的波动的红色﹐像征生命的血液与火焰；第三幅是全绿的﹐一道一道竖的向上蹿动的绿色﹐它的潜在的语言是力量﹐萌动、壮大和向上生长的力量；第四幅是一张本色的纸﹐即全白色﹐这是语言无法触及的生发世界万有的一无所有和汇聚万物的空无或虚无。它是白色的﹐消化和蕴藏了一切的形态和颜色。它是空的﹐实实在在的永无填满之日的宇宙白洞。早就有人叫喊着﹐要求诗人自己朗诵。高风也就一面朝人头上抛散油印刊物一面对街头和人群即兴朗诵起来。在朗诵中﹐他感觉从他的整个身躯中向四周辐射出强烈的电流﹐又从围聚四周的成千上万的身体中频频回收炽热的电波﹐内外两种电光相互撞击、交流、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他被自己和四周的人群冲击着﹐又以超乎人群和自己之外的不可知的力量冲击着自己和人群。他和四周的人群象开了电闸的发动机一样旋转起来﹐只要一旦不关上电闸﹐发动机就永远不会停止转动。他朗诵的是一组写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的诗﹐他将它献给愤怒和怀疑的一代、叛逆和反抗的一代﹐也献给他自己。他的诗不是嗯嗯唧唧的咕哝﹐不是迷迷糊糊的梦呓﹐也不是含混不清的朦胧的哽咽。它们是生命﹐是没有终止的节奏清晰的生命的喘息；是正在流淌的炽热鲜明的血泪；是阳光朗照的世界的梦境；是大气回荡的宇宙的深呼吸；是青春的海啸﹐是心灵的漩涡﹐是瘖哑在历史喉头的整整一千年的静穆的血崩般辽阔和浩荡的自由的歌……他宣称他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它包裹着世纪末的绝望和朝向新世界的希望﹐骚乱生命的激情﹐扫荡一切窒息和压抑、单调和沉闷、平稳、安定和既往的秩序。他朗诵完了﹐整个生命状态仍然置于一片狂热的骚动中﹐先头的余波又混和着新的激愤与仇恨的呼啸从喉头喷涌而出﹐他朝向四周的人群也朝向自己呼喊：现代皇权该不该打倒？！群众齐声回答﹐应该！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应该！极权主义该不该存在？！群众一愣﹐待反应过来﹐参差不齐地回答“不该”！接着人群里激起一阵被压抑的浅笑。他的眼睛泪光朦胧﹐四周全是泪光朦胧的眼睛。他的嗓子嘶哑了﹐然而从心灵深处冲出的呐喊和混血的歌声却无法终止。四周的一切都在旋转﹐他分不清是自己转还是人群在转？他感觉有一种东西﹐平日零碎的、分散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现在正在他的身边凝聚﹐凝聚成肌肉、筋骨和血气﹐凝聚成一个前所未见的伟大民族的崭新的形象﹐拔地而起﹐巍然独立。他看见了它﹐这正是他四周的人群﹐也正是他自己。这是一个诗人面对全民族歌唱的时代﹐而不是一个诗人悄然一人独自面隅而泣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嗥叫和咆哮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低泣和呻吟、向上苍祈祷的时代。一次诗歌朗诵就是一场搏斗。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斗士。面对茫茫的宇宙的黑暗的存在﹐他首先是头孤立地球的两脚兽﹐然后才是一个沉思和呼吸的人形物﹐然后才是个人群中的诗人——吼叫的、沉默的、骚动的、宁静的、吟哦的、浅唱的形形色色的个性和风格各异的诗人。
他们四个人被挤散了。高风朝人群中望去﹐发现栗地奥一人正坐在附近的一只陶瓷垃圾桶上﹐悠闲地点着烟、翘着腿﹐正在接受几个外国记者的采访。他看见他朝自己指了指﹐那几个碧眼金发的扛着电视摄影机的怪物立即朝他涌了过来。你为什么要搞启蒙？他听见外国人说着极其生硬的中国话。不为什么？他挤挤眼睛、摊开双手。有什么具体目的或长远目标之类的设想？他戏剧化地把双手上下左右摇动。目的？目标？具体设想？还没有来得及想哩！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外国记者紧追不舍﹐认真地望着他。自由！他突然大吼一声﹐跳了起来﹐在外国记者面前挥舞着双拳﹐一步一步地像头狂兽似的向外国记者进逼﹐把对方吓了一跳。自由！自由！自由！生命自由！你懂吗？我是一个人、一个诗人﹐我的生命所能承受的压力早已超过饱和状态！超过了极限！你们是搞非毛运动吗？也是也不仅仅是。要说运动﹐与其说这是政治运动或者行为艺术﹐不如说是文化人体运动！宇宙情绪运动！宇宙情绪运动？外国人生硬地模仿着﹐一脸迷惑不解。你不懂？就是发烧！高热！冲动！扰动！骚动！运动！高风忽然伸直脖子朝向早已黑下来的夜空﹐声嘶力竭地发出一声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涵义的生命长啸！他感觉这一声长啸整整积蓄了他投生人世以后的漫长的三十五个年头﹐甚至是百年中国的历史积淀。四周为之一震。瞬间寂然无声。那外国记者似懂非懂地连连点头离开了他。同样一件事情﹐各有各的剖析和解释。政治分析家说﹐这是民主运动﹐它上面承接了“五四”运动﹐下面启迪了“八九”民运﹐这是百年中国三大民主运动之一﹐后人称之为“民主墙运动”。艺术评论家说﹐这是自我的人体行为艺术﹐它的舞台就是街头和广场。我活着﹐我写诗﹐我用诗向世界说话。文字和动作都是诗人说话的不同形式。高风说﹐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文化人体宇宙情绪。这是一种不可知也不可把握的支配人的思绪、感受、行为和动作的奇妙力量。它不是叔本华的盲目冲动的意志﹐也不是尼采的日神和酒神精神﹐甚至也不是后来的什么“本我”、“自在”一类的东西﹐它只是有别于心理学所指称的“情绪”意义的“个体生命宇宙情绪”。大家都在骚动。大家都在玩宇宙情绪。这一代人玩过了﹐下一代人接着玩。全人体玩﹐全身心玩。玩累了躺下﹐玩死了拉倒。你那极权主义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一下。在高风他们贴大字报诗稿的地方﹐夜里一片交叉的手电筒光。那儿停满了自行车。许多人正就着电筒光在抄、读高风的诗。那年头大家趁热闹抄一阵子﹐后来又扔在一边不管了﹐这不是闹着玩情绪吗？这情绪一波接一波﹐波波相连漫延一个人的一生﹐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你以为玩于股掌其实却为你把握不了的人体宇宙情绪。当晚整个北京城宣布戒严﹐这也是政府的宇宙情绪﹐好好的﹐它偏要这么闹着玩。在高风他们住宿的那条两头通的巷子里﹐两边墙壁上每隔一定距离就出现一个影子。不知道是监视还是暗中保护﹐你自己稀里胡涂﹐也弄不清这些政治家的心机、运筹、谋略和动作﹐让这么多影子贴在两边墙上干什么？这多吓人﹐老百姓一看﹐准抱头鼠蹿。高风和栗地奥偏逗着好玩﹐他们故意肩并肩地操着正步朝一头走去﹐经过那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的影子。到了巷口迎头站着个怒目金刚﹐你望着他﹐他望着你﹐彼此大眼瞪小眼的。随后高风和栗地奥又折转身来朝另一头走去﹐到了这头巷口﹐也是迎头立着个大汉﹐高风栗地奥愤怒地正视着他﹐那人把眼光回避开了﹐他俩又折转身来关门睡觉。第二天打开门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原来别人只是火力侦察﹐弄不清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四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一起去登了八达岭长城﹐一个个模仿高风的样子﹐穿著风衣雄立在堞口上﹐面朝塞外莽莽苍苍的千山万壑﹐一挥手﹐照个相﹐由他暗中有人跟踪﹐你自个儿玩你的。回来跑到天安门广场﹐又留下一张“四条汉子”的合影﹐你看栗地奥穿著一件剃头匠的白褂似的风衣﹐挟着提包﹐紧闭阔嘴﹐目光严肃有多神气！他这不是过了一回“首相”或“总理”的瘾吗？回过头来﹐大家齐步朝前走﹐来到天安门金水桥前﹐想起这儿曾人山人海﹐万岁声此起彼伏﹐一齐解开裤子﹐朝神灵撒了一泡尿﹐看看无人﹐赶忙把裤子笼上。栗地奥称这动作是古典小说里的“那厮掏出那物”。
时隔一个月后﹐他们又接二连三进京﹐这已经不是四条光棍汉子﹐差不多已经算得上是七八个人、十几条枪了。栗地奥还专门带来了一个听说敢杀人放火的架犯当他的私人保镖。火车上一个列车员受到感动﹐表示火线入伍﹐天安门广场上又有个从云贵高原跑来上访的人坚决申请入“党”。高风带去了给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主题是人权。还有栗地奥的诗评﹐他将高风的具有深奥哲学意味和强烈政治色彩的诗歌﹐用散文语言进行了一番极明晰、生动和精彩的演绎和阐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观看这几版大字报的人人山人海﹐估计流动人次每次有一、二十万人以上。几麻布口袋油印刊物一抢而空﹐虽然很快就售完了﹐但还有一群一群的人追踪索要。有一次大字报还没有张贴之前﹐他们一伙人从前门朝天安门广场走去﹐边走边选择地方。但地方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忽然不见了栗地奥﹐大家正在四处寻找﹐却见一辆公共汽车从身边掠过﹐朝天安门方向开去。有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他们招手说﹐我在前面等你们。大家下意识地全停下来了﹐彼此微笑着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高风立即怒不可遏﹐妈的﹐紧急关头﹐你给老子耍滑头﹐你在前面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往哪里贴呢？哈﹐我们在明处﹐你在暗处﹐见我们贴大字报的时候没事﹐你就慢摇慢摆地过来了﹐一发现危急情况﹐你就溜之乎也。你给我下来！高风冲着车上的栗地奥喝令。一伙人围挤在高风身边等他过来。栗地奥在前方站下了车﹐慢慢地挪过来了。高风脸上微微笑着﹐右手却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在那儿等着他走近。栗地奥终于走到了大家面前﹐见大家一脸微笑﹐他神色有点惶惑。正在这时﹐只见高风脸上的微笑倏然消失﹐他脸色一沉﹐脸孔涨得通红﹐妈的﹐他突然挥起右手朝栗地奥的左脸打去﹐栗地奥左边的脸颊立即变得血红﹐印出了五个清晰的白色指印。高风又挥起左手﹐朝他的右边的脸颊抽去﹐右脸也立即泛红﹐红色中五个白色指印清晰可见。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一记历史的耳光﹐是一个永久的终生的耻辱﹐栗地奥为此对高风怀恨于心。他感觉高风此一耳光是为了报复﹐因为他曾为高风约会他认识的一个姑娘而嫉恨﹐也向高风出过手﹐他以此为理由使自己心理逐步平衡。栗地奥挨揍后﹐并没有还手﹐而是把头低下﹐双手捂住脸﹐他从指缝里发现﹐四周全是开怀大笑的面孔﹐心里又羞又愧。但他并没有离开人群﹐而是坚定地走在大家前面﹐脸上忽然变得毫无惧色。他们决定把大字报贴在一长排临时竖立在广场上的木板围墙上﹐这儿的地势正好对着毛泽东纪念堂。动手前﹐高风出人意外地在前面临时发了一则令举世触目惊心的特大奇闻：1978年11月24日﹐我们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的第一个民主社团“启蒙社”！这真是晴天霹雳﹐整个天安门广场在强烈震击下目瞪口呆﹐许久许久都无法恢复常态。这是建国几十年来从无先例的奇特壮举﹐为此﹐你必须付出多大的勇气和牺牲！你在产生这么一个念头、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的时候﹐你就必须作好把脑袋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的精神准备。在张贴大字报的时候﹐有人抬来了梯子﹐许多人主动上前帮助张贴。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条燃烧着生命激情和血的火焰的光彩夺目的大字报长廊。大字报贴完的时候﹐高风又让人继续贴了几排白纸﹐人们的目光注视着﹐不知他又要出什么花招？只见他一手提着墨汁桶﹐一手抓握着一把大排刷﹐噔噔噔地登上了楼梯﹐血光闪烁、墨汁淋漓地刷下了两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标语﹐从高处一直拉了下来。上写着“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曾几何时﹐在中国有一种论调说﹐斯大林可以否定﹐列宁却不可以否定﹐因为斯大林只是列宁的继承者﹐而列宁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创始人。否定了列宁﹐无疑等于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不但斯大林、列宁受到否定﹐整个苏联最终也完全崩溃了。在中国﹐他们由斯大林、列宁而引伸﹐也曾持这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可以批判和否定﹐而毛泽东却不能否定（哪怕他犯有多大过错）﹐因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继承者﹐而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开国元勋﹐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然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切该被否定的必然被否定﹐如果毛泽东属于此列﹐他也无法逃过。当高风刚刚写下毛泽东三个字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火光一闪﹐心咯咚咯咚地猛烈撞击着胸腔﹐他紧张得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不是在“毛泽东”几个字后面写上“同志”或是“主席”呢？不！他心一横、一咬牙﹐决心已定﹐直呼其名！他一边写﹐墨汁一边往下流﹐金墨四溅的每个字都大如谷箩﹐轰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寂静的雷鸣！这声音透过他的胸腔﹐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去﹐持续不断地朝他身后的人群和整个天安门广场波动开去。他感觉他背后的人群中涌起一阵阔大的低沉的嗡嗡声﹐这声音渐渐由模糊变为越来越清晰的语言：好大的胆子！是的﹐吃雷的胆子！他不由得神经质地摸摸自己的脖子﹐看那颗酝酿诗歌和风暴的头颅究竟是不是还安然栽在脖子上？当他写完标语下楼梯前﹐他回过头来骄傲地扫了一眼脚下的人群。老子今天在这里演独脚戏﹐天安门广场就是个大戏台。在这里﹐你敢于放个屁也是惊雷！撒泡尿也是大瀑布！他透过云层缝隙的阳光眺望千山万水之外的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此时真细如一线尿呢！忽然那座巨大的神圣的纪念堂跳入他的眼帘﹐许多人在那儿排着队等着瞻仰参观。他感觉眼睛有一种压迫。他忽而愤怒地想﹐这世界真荒唐﹐其实﹐历朝历代死了多少帝王﹐而一个帝王死了也只是占一座坟墓﹐古往今来﹐也没有一具死尸独占整个巨大的广场。一个帝王死了﹐和一个耗子死了﹐在死亡的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价值﹗他禁不住站在楼梯上朝广场上的人群叫喊。他感觉他面对的不仅是广场上的这些尸体膜拜者﹐而是整个中国大陆一代又一代的数不清的顶礼威权的蒙昧的恋尸癖﹗
中国人有一种恋旧的情感﹐他们怜恤和怀恋一切衰竭的、苍老的、死亡的、消逝的事物。他们甚至有一种精神恋尸癖﹐一种家庭主义、国家主义的尸体崇拜的集体热情。
中国人最大的感情指向就是怀念过去；最大的兴趣就是掘墓；最大的财富就是发掘文物；最丰富的精神就是感恩戴德、忆苦思甜。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可见中国人对故人的怀念。当然这里不仅指过去的人﹐也包含过去的事﹐也即故人故事。中国还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叫做“温故知新”﹐也同样见出中国人对“故”的重视。从回顾、反思过去而加深对当前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情感总是缅怀以往﹐中国人的眼光总是朝向过去。
而西方人一般似乎不同。如美国人他们的眼光总是朝向明天。他们的脚下总是一堆全新的东西、刚出现的东西。他们的心灵年轻得几乎没有一丝皱纹和一点重负；他们的背上没有昨天的投影和沉重的负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似乎永远没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生活中当下出现的新的瞬间﹐光闪闪的发亮的事物。
然而作为一个东方人﹐无论从何种角度﹐我都从我的先人继承了一种东西：怀念过去。我常常生活在孤独与回忆中﹐对于我来说﹐过去和未来是同一瞬间；新的和旧的是同一事物。一切新的和旧的只是人类感觉的幻化、意识的割裂和语言的界说。人类总是习惯于在精神上倚靠心灵幻觉的支撑和迷失于存在的幻象之中。我是记忆的清仓人。一切冥灭的形影都将在回忆中重视。我在灰飞烟灭的事物中重塑风日斑驳的光影；在漫长岁月的黑暗中灼亮冥冥不灭的生命。对于我来说﹐与其说一日长于一年﹐不如说整个生命的全过程只是一天。过去、现在、未来在当前闪跳出来的某一瞬刻中同时出现。
两幅巨型标语刷出后﹐整个北京城又为之一震。一震紧接一震﹐以北京为圆心﹐强大的冲击波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辐射一个宇宙个体生命的人体宇宙情绪。这里不是单纯的政治学﹐而是宇宙学；政治学只是凸显在宇宙学背景上的表像。要玩就玩个大开大合﹐挥笔抛洒灵感﹐以天地为稿纸﹐潇潇洒洒风光玩一遭、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百年人生﹐宇宙一瞬﹐玩好玩糟﹐只不过如此。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来了人﹐电影镜头对准高风以如诗的激情、风暴和火焰塑造的巨幅精神图像﹐于是一个诗人的纵横交错的人体宇宙情绪的辐射波留下一团紊乱和骚动的万千痕迹刻进了时间和历史﹐成了人们称之为“文献”的玩意儿。《诗刊》编辑部来了人﹐邀约高风去《诗刊》编辑部座谈。来人还用铅笔和纸为他们画了一幅寻访地址的路线图。严家祺和社科院、团中央、中央监委的人也来找高风﹐可高风在人海中像个浮在水面的球﹐一会被人潮推向这边﹐一会又被人浪打向另一边﹐行踪无定﹐无处寻觅。他们找到高风的好出风头的朋友﹐由严家祺当场捐赠了一百元支持高风玩人体宇宙情绪或曰民主运动﹐或曰行为艺术。因为手头拮据﹐还用了几十本杂志凑数抵押。那时候﹐还有两个当时尚未崭露头角的现代主义诗人顾诚和杨炼来找寻高风﹐邀他第二天去他们那里一会﹐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高风转眼就将这事忘在脑后﹐他在漩涡中打转转﹐人不由己﹐脱不开身。后来顾诚来信说﹐我们在前门等你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像等候英雄似的。高风觉得有一颗天真无邪的诗心的小顾诚真够仗义、好玩。怎么搞的﹐天安门广场一下子聚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仿佛突然从地下钻出来﹐从天下掉下来。人的大海﹐人的汪洋。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容量太小的水库﹐怎么也容纳不了汹涌澎湃的人的流量。饱和的人群煽起了高风朗诵的热情﹐他跳到高处﹐手举别人递给他的扩音器﹐面对大潮起伏的人群朗诵。他兴奋极了﹐骄傲极了﹐他觉得今天是他一生是中最光荣的大日子﹐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他一生中亲眼目睹的最雄伟、最壮观的历史场面﹐纵使这场面以后还会再次出现﹐然而他只记住这一次、唯一属于他的一次。他情不自禁地感到他此刻在天安门广场的朗诵胜过当年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在这种时候﹐谁都可以登上天安门﹐把手朝这边一挥﹐人们涌向这一边；把手朝那边一挥﹐人潮涌向那边。甚至把手朝天上挥﹐人潮都会直冲云霄﹐天上倒悬着一片无边无际的人海。人人都可以当英雄、领袖、先知、王者﹐也可以做痞子、无赖、乌龟、王八蛋！不信你试试看﹐此刻你完全可以跳到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去。那有什么了不起﹐孙悟空一个筋斗不是要翻十万八千里吗？要想自己神气﹐首先就要有敢于藐视神圣的自信。他就这么玩了﹐一次性冒险、一次性征服、一次性人生。人何必活得这样萎萎缩缩、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是条汉子就顶天立地做一次人！你做的事与你有关﹐也与别人有关。人生就像一次写作﹐你不仅写给自己看﹐也写给别人看。什么写作是自己的事情﹐什么你应该仅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什么人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这个世界上、人群与我无关﹐让这些小家子论调全见鬼去吧！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做﹐但却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个体与个体是彼此相依相存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与星星彼此互为星星。人做任何事情﹐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高风在今天——1978年11月24日只牵了历史的一根毛发﹐而动的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神经；他玩的是个体生命宇宙情绪﹐触及的却是社会潜在的情欲。你一冲﹐它就动﹐决不无动于衷。你看他们这伙人走到哪里﹐人群便跟到哪里﹐哪里便激起欢呼。他们向商店走去﹐添买纸张笔墨﹐营业员一见﹐连钱也拒收、无私奉献。他们去火车站买回程车票﹐也被人认了出来﹐列车员让他们免票上车。高风可不是领你重上什么井冈山、上山打游击﹐他只是刺激你﹐启迪你﹐自己解放自己﹐跟他一个样﹐玩一回真格的。你一玩﹐动的就不光是你自己﹐宇宙也跟着动﹐何况于大宇宙中轻如鸿毛、微如尘粒的人群。你一定要动﹐动中静、静中动﹐人人动起来﹐大玩时代雷电摇滚乐﹐大跳时代阳光霹雳舞﹐总比你总是一个劲伏地不起、顶礼膜拜舒坦得多。你那样做﹐舒服的是别人﹐不是你自己；你不那样做﹐自个儿舒舒服服﹐过足一回瘾。你们这些臭中国人﹐我叫你做人﹐你说我越轨。我同美国佬卡特谈人权﹐你说我丧失什么国格、人格、还有什么格子格！老子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同一位美利坚总统谈谈关于人及其存在、生存和生活的事情就不行吗？就有辱民族尊严吗？告诉你﹐老卡在我高风眼里决不比我更高更大﹐他是一个人﹐我也不是畸形动物。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与另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聊一回天﹐聊完各自分手；聊好握手言欢；聊坏拂袖而去、分道扬镳﹐谁也不买谁的帐！你以为我没有你们只会对人磕头作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神气！你说说我们到底谁有人格、国格？我这是无格之格！也是正儿八经、天经地义、自然自在、自生自灭的人格宇宙情绪！我活着﹐它就随我生；我死了﹐它就随我灭。不是我主宰它﹐也不是它主宰我﹐我俩物我相忘、彼此无分；与我俱来、与已俱去；与生俱来﹐与死俱去。纵使我灭﹐它也不灭﹐永存宇宙之间﹐又随另一个我再生。广场上的大字报长廊比街头上的更气派﹐它有一种凯旋式的壮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后虽然它在强权意志下归于悲剧的结局﹐但它仍然不失为个体生命瞬间的灿烂辉煌。每天来这里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整个北京城倾城而动。它此刻成了全世界目光的聚焦点﹐半年之内﹐外国记者围绕着中国发生的迅疾而巨大的变化所发出的电讯多达二十二万条。中国出现了非毛化！中国要批毛了！邓小平出来讲话带着默许和支持意味﹐他并没有触及毛泽东应该正三七还是倒三七的问题的实质﹐只娓婉地说﹐毛主席比三七开好得多。而高风致卡特的公开信却像眼中刺一样令人感到刺目。因为这里触及到人权、而且是同外国人谈人权﹐有人想把这根刺拔去。一个人跑到高风的公开信前想去撕掉“卡特”两个字﹐那人的举止似乎像个疯子。妈的﹐你给老子装疯﹐几个人立即冲上去﹐把他揪下来一顿猛揍﹐直打得他跪在地上求饶。这无疑是群众自发的以拳代替语言的表白和赞许。高风﹐你说的正是我们心里所想的。这一阵我们心里正弊得慌﹐该说的都由你说了﹐真是大快人心事﹐我们支持你！这件事使高风想起另一次场景﹐那是第一次他们来京﹐在王府井大街当高风朗诵结束后﹐忽然人群里发出一声阴阳怪气的质询。喂﹐大诗人﹐请问你诗中所指的的偶像是谁？你反对谁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那人话还没有说完﹐许多人同时齐声质问﹐是谁？是谁？把他揪出来！那人把头在人丛中一缩﹐想一溜烟跑掉﹐结果也没有躲掉﹐被人打得口鼻流血！待他终于连滚带爬跑开后﹐他屁股后面追去一长串猛然爆发的哈哈大笑。
三天之后﹐高风他们又离开了北京。在回省城的火车上﹐栗地奥带去的那个敢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的架犯忽然犯了毛病。他夜里突然指着漆黑的窗玻璃说﹐他看见有枪口﹐大家朝窗子望去﹐窗外除了夜色﹐什么也没有。但他肯定说他看见了枪口﹐而且正在瞄准他﹐列车刚刚驰进一个小站﹐还没有待火车停稳﹐他就从车窗里跳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中。大家这才明白他神经早被吓得出了毛病。只是因为他先前神经绷得太紧反而没事﹐现在神经一旦松驰下来﹐毛病就出来了。想想看﹐他曾参与了一件什么事情？你有胆子玩刀杀人﹐却没有胆子做这件事；只是跟着别人玩了事后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一件何等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北京的几天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恐惧之中﹐现在事情过去了﹐他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他反而在清醒的记忆中﹐自己被自己吓出了精神分裂症。他不但没有起到为栗地奥当保镖的作用﹐反而连维护自己的心理自卫能力也没有。这个历史事件参与者﹐半个月后被人发现送进了精神病院。有了开头的生命体验和操作经验﹐高风们曾先后持续六次向北京发起冲刺。他们第三次进京时﹐发现北京已经成立了许许多多名目繁多的民间社团﹐并且继《启蒙》之后创办了许多民间刊物﹐启蒙社在北京还生了个南北混交的杂种启蒙社北京分社。现在开辟了一处类似巴黎公社墙的“民主墙”。地址在西单﹐那儿耸立着一大片黑灰色墙壁。北京城里其它地方包括王府井和天安门广场在内不再准许张贴大字报﹐现在各处大字报全集中和转移到了那儿。这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民主论坛和自由论坛。壁头上贴满了大字报﹐前面的刚刚贴上﹐后面的又马上覆盖上来了。这可不是在此之前那些伸冤诉苦的状纸﹐而是人民自由独立的政见和言论。墙头上出现了一个喧嚣的画家﹐他双腿倚在墙头﹐一只手挥舞着他的油彩未干的画﹐一只手散发着油印刊物和传单﹐纸片在空中飞扬﹐高风感觉那画家的整个形态就构成了一幅活动的画。这个人叫丹青特﹐从四川专程来到北京。他的绘画语言不同凡俗﹐给人很深印象﹐引起中外人士的兴趣和注意。这人很狂﹐但正如高风所说﹐似乎只疯在语言和留得像女人那样长得飘散的头发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窥探他的灵魂﹐是否也真如凡高一样疯颠﹐像一把火烧了满屋绘画的伟大天才高更一样超脱和狂野？但这位初露头角的具有南方艺术家气质的人﹐不仅思想超前﹐而且行为也超前﹐他的举止大胆而放浪﹐他敢于当着众人的面把一个女人压在床上逗乐﹐也敢于在街头公开追逐和搂抱女人﹐大家在一旁嘻嘻笑着﹐从心里钦慕他的颠狂、放达﹐却没有谁敢公然步其后尘。他一来北京就搭上了一个相好﹐那是一个腰肢象豇豆一样细细、长长的姑娘﹐听说是位部长的女儿﹐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部长的“驸马”。在这面墙上﹐许多人都得以崭露头角﹐一长串名字在上面闪闪发光。对于高风来说﹐这是历史运动﹐也是人体宇宙情绪运动﹐举国上下如果人人都玩人体宇宙情绪﹐你就谁也由不得谁对谁颐指气使！邓小平又出来发话了﹐他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群众心里有气就应该让他们发出来。他玩的是另一路﹐另一种招式﹐也许他觉得这种历史情绪和政治情结也可以为我所用﹐无论是它的正面冲击力还是它的惯性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政治家一时需要﹐民主也就一时受到了当权者的容忍﹐但他一旦发现你的情绪玩过了头﹐并且毫无顾忌地直接玩到他头上来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地收回了在他看来是他的“仁慈的馈赠”。于是一批人被送进了监狱﹐瞬间的民主虹彩也就随着泡沫的消失﹐荡然无存。高风的宇宙情绪正玩得风风火火的时候﹐突然他的朋友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他踉踉跄跄地差点倒了下去。击掌者正是栗地奥﹐他声明退出高风的社团另组社团﹐他分裂的理由是高风玩的是家长制的独家人体宇宙情绪﹐有他玩的没有我玩的。你小子说老子胆小﹐说老子滑头﹐说老子软弱﹐你看老子玩给你看！他一气之下﹐一不做、二不休﹐在政治上玩了个极端﹐在一党制的中国他公开提出要求实现多党制并且提出要在三民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他进而大声疾呼﹐要求把毛泽东的纪念堂和他在全国各省的大大小小的水泥塑像全拆了﹐不要个人随意占用公有土地、死人霸占活地﹐特别是在天安门这样的地方。他派出人到处发宣言、撒传单、出售油印刊物﹐他的动作一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形象一下子跳入邓小平的眼帘﹐以致他的社团名字和他提出的思想在邓小平谈话中被提到﹐被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思想进入了邓小平文选﹐他似乎觉得好象邓小平并不是把他作为批判对像﹐而是他以自己的言论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并丰富和充实了邓小平的思想。他逢人便推销这一观点﹐并且写入他自费出版的诗文合集的前言。在第一次全国范围内对持异议者进行大清洗﹐试图一网打尽的时候﹐他也未能幸免。他是在重庆发行他的油印刊物时被抓到的﹐那时候他正在烈士墓前慷慨陈词﹐他被关进了歌乐山渣滓洞。值得他引以自豪的是﹐他不仅被关进了过去关押共产党烈士的地方﹐而且还在渣滓洞剃了光头。第四次进京时﹐高风已同栗地奥分手﹐他在天安门独立发表了一组爱情组诗﹐在宽广的广场和北京的晴空下﹐他以单纯的声音向世界渲泄了他内心情感的美妙和奏鸣。他呼吁在自己时代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他说人的情感并不总是和生产竞赛和流动红旗联系在一起的。爱情的语言并不是纯粹的毛式语体的政治对白。人在恋爱中是美丽而单纯的。恋爱中的人更多的是同自己的内心隐秘和微妙的大自然发生联系。一句话﹐恋爱就是恋爱；就是宇宙背景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人女人。它不是政治﹐也不是生产﹐去你妈的﹐英雄配模范的模式婚恋和家庭组合。他要在情感、道德、伦理领域提出挑战；正像他在诗学、哲学和政治领域提出挑战一样。不仅是情感﹐还有情欲﹐而且还有被视为禁区不许触动的赤裸裸的性的骚动！他娘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莫过于人﹐人玩人不就是男人玩女人﹐女人玩男人吗？问题如此简单明了﹐你们何必弄得这么复杂？他是红着脸在天安门广场上独自歌唱和赞美爱情、情感、情欲甚至性的﹐却白着脸忐忑不安地同他的朋友们应邀走进《诗刊》编辑部。是理解？是赞同？是假惺惺的肯定还是恶狠狠的歧视？他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但当他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编辑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发现几乎所有的编辑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迎到了走廊上﹐然后一起在办公室里坐下﹐围聚在他们的四周。他们似乎很奇怪地看着高风的一个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不仅留了个在北京少见的大包头﹐而且把满头长发烫出了千百个细密的疑问号﹐密密麻麻地覆盖住他的整个头﹐使他的头显得特别大﹐整个人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显然这头连同他的主人受到了宽容。人们望着高风﹐眼睛里有一种诧异和好奇的神色。写这么震天动地的诗和玩那么举世触目的大动作的人﹐原来并不是一个有移山填海的气力的魁梧粗壮的大汉﹐而是一个略带几份羞怯的文弱的白面书生﹐这几乎令人不可置信。他们告诉他﹐在他来之前﹐他们对他的相貌、身高、文化、经历、家庭出身和性格特征都作过种种猜测﹐他的过于儒雅的真实形象确实让他们感到意外﹐眼前的这么一个人﹐会有这么一个头脑、能干出这么一件事吗？他凭了什么力量﹐竟能触动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凭了什么样的直觉﹐最早揭示、捕捉和传达出时代潜在的情欲和巨变的信息？在亿万人都在手摇红宝书的时候﹐他就写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皇权和新式偶像充满人类情怀的诗﹐这可能吗？！如果当时被人发现或被人揭发﹐他的脑袋早没有了！竟能让他把诗歌保存下来并且留到今天公诸于世、让几十万人都看到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认为这个一会坐下、一会站立、满脸红光和生动的表情、语言和动作都充满骚乱和激情的人﹐是一个反文人常态的生活中不常见的人。这种人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引起骚动﹐哪里就要滚动着一团火球﹐如果你躲闪不及﹐就会被人燃着﹐焚烧。他不仅是那种我们所习惯了的沉思中充满灵智的诗人﹐而且是一个骚动不安中喷涌沉静的诗思的人。他立在两种思潮、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是即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必将到来的光明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是个反叛者﹐但反叛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它只是生命；即使就政治来讲﹐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大政治意向和社会良知﹐仍然是生命。同那种以政治凌驾于人类智慧和精神之上并且扼杀和窒息一切生命创造和激情的强权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极权主义者来说﹐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专制和精神暴虐﹐统治和主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对于受控于极权制度的病弱的人们特别是某些知识精英来讲﹐所谓厌恶政治和远离政治﹐只是他们逃避对思想精神暴虐的生命抗争和反叛的巧妙托词和羞答答的遮羞布。他们与其说是厌恶和远离政治﹐不如说是极其反常和变态地厌恶和远离生命自身。高风认为一个社会是谁执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代精神意识的改变﹐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只有精神文化。一位女编辑坐在他对面﹐目光深情地注视着他﹐而另一位更年青的女编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目光朝上地兴奋地朝他微笑。她们向他询问他的爱情诗﹐那里面充满了那么多矛盾又和谐的感情﹐他是不是有过许多恋爱经历？高风直率地回答说﹐他接触过许许多多女人﹐却没有爱上过一个女人﹐唤起他的惊天动地的情感波澜的少女始终没有出现﹐而他却一直怀着童贞的梦想期望着﹐哪怕他已经结婚。先头那位年龄稍大一些的女编辑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然后她摇着头说：多美！绝望的歌﹐整整一代人的绝望。她指的是高风的一组爱情诗的最后的尾声部。高风惊异地发现﹐人们的情感并没有人为的阶级区分﹐原来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在人类情感领域竟息息相通﹐由此他突然想起那篇被视为文艺创作“宪法”的讲话纯属谎言﹐怎么至今还没有人恍然大悟﹐没有一个人起而戳穿？你的爱情诗怎么这么复杂又这么单纯？高风回答那位女编辑说﹐他所有的爱情诗可以用一个总的标题概括﹐那就是献给一个女人的七种爱情或七种以上爱情。高风说他面对女人或女人面对他只是面对一个人﹐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女人或一个女人面对一个男人。他在恋爱中很难分清情感、情欲甚至兽欲﹐那时候他是个很复杂多变又紊乱不定的人；也就是说是善恶美丑兼具又超乎善恶美丑的人。这种人是普通正常的人﹐也可能是衣冠禽兽；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流氓。高风说﹐其实一切的婚约在很在程度上都是强奸﹐只不过这中间有合法和非法的强奸和婚姻规则之分。办了一张结婚证﹐举行了结婚仪式﹐组合了一个家庭﹐于是男人对女人的强行施暴即使某些场合在女方不情愿的情况下也是合法的。这种情况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善？高风的高谈阔论﹐语惊四座﹐然而人们却并非没有兴趣﹐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席。在整个座谈过程中几乎都是在听他一个人说﹐他谈诗、谈创作、谈生活、谈性爱和他的人体宇宙宗教、哲学和政治。告别的时候﹐编辑让他留下他的诗稿﹐准备正式发表。人家把他送到在门口﹐又站在那里谈了许久。然后又送他们一程﹐继续一路走﹐一路谈。稿子是留下来了﹐却被永远打进了冷宫。后来一位编辑出于义愤﹐公然违反组织原则﹐把审稿单直接寄给了他﹐他一看﹐上面几审都已通过﹐就是压在那里不动。几年以后﹐高风才知道﹐原来最高当局专门为此下了一个文﹐不许发表高风作品﹐扩大他的影响。这指令是谁下达的？也许下达后久而久之也就忘了；如果没有新的指令下达﹐那么谁也不敢去解除原有的这道禁令。高风穷其一生以后就这么被禁锢着。这是对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无论怎样小心翼翼都会犯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触动它。高风就是被这么一条莫名其妙的军规莫名其妙地制约着﹐动弹不得。终生绝路！终生湮灭！头上的泥土覆盖层一年一年加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高风是一具永远揭不开钉死的棺盖的活的僵尸。是一个以不流血的处决形式被处决的死刑犯。